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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未来的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其书写年代、使用者和使用范围;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运用同时期或后期的各种文献以及相关实物资料，进行综合研究。 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因大多缺少明确的纪年，很难判定其确切的年代，不过学界的共识是，总体以9—10世纪的文献为主，早一些的可追溯至8世纪。学界需要对目前所存的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基本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判定相对完整的文书的书写年代，确认其使用者和使用范围。在此基础上，结合同时期的汉文文献，尤其是敦煌汉文文献，以及吐蕃碑铭、简牍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必将成为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的一个趋势。 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新发现的9—13世纪的藏文文献中，较早的敦煌藏文文献 (9—10世纪为主) 与其后的藏文史籍《禅定目炬》、阿里发现的《吐蕃兵律》文书、菩日文献 (10—13世纪) 、当许噶塘文献 (11世纪) 、塔波寺藏文文献 (以11—12世纪为主) 、早期苯教文献 (11—12世纪) 22之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几乎都有交集[26]。倘若结合新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考古实物资料、艺术图像资料，乃至同一时期汉文、西夏文等多文种的文献、实物资料，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必将引领藏学研究新潮流，成为国际藏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世界性学术工程”[27]。 注释： 1.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萨仁高娃见告，特此致谢。 2.在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领域，英法日等国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比如托玛斯 (F.W.Thomas) 《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1-4卷分别于1935年、1951年、1955年和1963年出版，收录甘肃敦煌、新疆所出藏文写本120件。其中，第1卷辑录有关于阗佛教的藏文写本，第2卷分类刊布敦煌、新疆出土的藏文文书和简牍，第3卷是对前两卷的相关补充和订正，第4卷为索引部分。该书长期以来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日本学者20世纪70年代对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参见李德龙:《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3.1972年，于道泉先生由外交部借调回京，受命解读伊朗大使转来的一卷藏文文书，王尧协助。他们两人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 (北海西侧的文津街7号的老馆) 去查阅资料。见到了国外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学者诸如R.A.Stein (石泰安) 、F.W.Thomas (托玛斯) 、M.Lalou (拉露) 、G.Tucci (图齐) 、李方桂、张琨、G.Uray (乌瑞) 、A.M.Blondeau (布隆多夫人) 、A.W.Sparian (斯巴尼安·麦克唐纳夫人) 、L.Petech (伯戴克) 、山口瑞凤、今枝由郎等人的著述。王尧先生还编了一份《国外藏学研究论著目录 (1949-1970) 》。参见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2页。 4.据王尧先生回忆，他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朝夕随身者，竟是这一册《敦煌本历史文书》，在写不完的检讨、自我批判的间歇时间里，利用被发落在炊事房和管果树的空当，断断续续把书中的藏文转写，逐字还原，再抄成便于携带的小卡片藏于衣袋之中，以便抓农事劳动、炊事劳动之余，玩味琢磨三年之间，虽然屡遭摧残、打击，心力交瘁，奇迹般地居然把全书译出”。参见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1页。 5.关于邓小平同志批准编撰出版《藏汉大辞典》事宜，详见拉巴平措:《邓小平同志批示编辑出版〈藏汉大辞典〉考略》，《中国藏学》2015年第1期。 6.例如《敦煌吐蕃文献选》利用了《法藏敦煌藏文写本选集》中的28件文书，《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利用了《法藏敦煌藏文写本选集》中的38件文书。 7.1992年《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修订后出了增订本。2008年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2012年再度收入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尧藏学文集》。王尧先生20世纪70年代完成《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初译稿后，曾在于道泉先生的鼓励下，“动手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译注》的草稿抄录成册，交到青海民族学院由王青山同志李延恺同志安排以汉藏文两分册铅印，在同行者内部流通。”参见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2页。青海民族学院作为内刊于1979年刊印时的确切书名是《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8.均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9.法国的藏学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在欧洲的藏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敦煌藏文文献研究成果更是首屈一指。耿昇的《法国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有详细的介绍。参见耿昇译:《法国藏学精粹》“序言”，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0.发表在《敦煌学辑刊》1981年上。此即戴密微的名著《吐蕃僧诤记》，后单独刊印出版。 11.杂志如《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民族译丛》《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等，译文集如《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藏族研究译文集》《国外藏学动态》等。 12.这些译文散见于《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等处，耿昇所译的石泰安先生的16篇文章已收入《法国藏学精粹》一书。 13.先后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集中陆续再版。 14.汉译名为《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15.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晓红编辑见告，《法藏敦煌藏文文献》总计拟出版35册，计划2019年12月出版结项。 16.IOL.Tib.J.VOL系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新编号。此前，相对通用的编号是IOL Tib J (简称ITJ)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晓红编辑相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总计拟出24册，计划2020年12月前出版结项。 17.有高瑞、豆格等藏族学者。高瑞曾于1995年出版了《吐蕃文献选读》 (Gnyav gong dkon mchog tshes brtan:Bod kyi brda rnying yig cha bdams bsgrisgs，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但并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18.对音本藏文文献，即指用藏文给汉字注音，藏文注音加在相应汉字旁边的藏文文献;音译本藏文文献，又称译音本藏文文献，是以藏文为拼音来记录汉语，把用汉字写成的内容完全或部分用藏文拼音写出来的藏文文献。 19.类似的工作国内外其他学者也曾做过。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先生的《中国语史研究 (据敦煌史料) ---九、十世纪的河西方言》 (1988年版) 一书中曾将14种材料进行过整理，但该书只有汉字和藏文的拉丁字母转写，《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不但增加了4种材料，而且藏文和藏文的国际音标转写各占一行，使用起来更为方便。 20.参见该书序言，民族出版社即将出版。 21.这方面已经出版专著的有才让:《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张延清:《吐蕃敦煌抄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黄维忠:《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杨本加:《敦煌藏文写卷<根本萨婆多部律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任小波:《〈善恶因果经〉对勘与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版。 22.据兰州大学阿旺嘉措教授见告:他收藏的11-12世纪的苯教文书中常出现敦煌藏文文献中研究者所称的“南语” (nam pa ldong gi skad、rgya nam pa ldong gi skad) ，且经常将nam pa ldong和ldong myi nyag、ldong mye nyag替换使用。另外，陈宗祥先生的遗作认为，敦煌藏文文献中的几件“南语”文书与西夏文有着密切的关系。显示出敦煌藏文文献、苯教文献与西夏文之间的密切关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