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基于“地”的团结：“中华民族”的地缘基础 人都是生活在土地上的，民族也有其生活的地理空间。在中国历史上，以蒙古高原为例，就曾经生活过诸如匈奴、柔然、突厥等如今已经消失的民族，但其生活的地理空间依然延续了下来，成为中国历史疆域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奠定了我们认知“中华民族”生存空间及其发展脉络的重要地缘基础。历代王朝在鼎革之际，都会在继承前朝民众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对于前朝版图的继承，而中华民族的古代发展也正是在这些屡次被继承的版图空间中实现的；从更具针对性的意义来说，各个边疆区域都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生成提供了必需的地理空间，这种地理空间的历史性延续又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传承提供了充分的时空保障。对此，费先生指出：“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为我们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理解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山与水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要件，呈现了文化认知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从一般意义上说，地理因素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中深厚的舆地学传统，这种传统经由对地域空间的区域分类与治理手段，型塑了我们关于内外部世界的理想模型。如《尚书•禹贡》云：“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这种以地理距离加以空间类型化区分的理想模式，虽然无法与真实的地形地貌全然匹配，但依然内化为一种以“中邦”为核心的对于周边区域与空间关系的想象，植根于后世的历史记述与政治实践当中，并将这种空间划分与族类治理联系到一起，从而呈现出古代中国对于中心与边缘区域各个族类群体的认知与治理状态，并经由档案、史料的记述与流传，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古代状态的知识基础。当然，这种认识可能是不完整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内部的区域地理逻辑及其历时性变迁的揭示，将会为我们呈现出一种具有时间维度的边疆区域行政地理组织变迁图景，同时展现这些变迁图景中所暗含的治理思想与实践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要理解这种独特的地理关系，就必须面对一个非“中邦”区域所具有的“边疆性”问题。所谓“边疆性”，即某一区域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空间中所处的结构性附属关系，及其在这种关系中具有的反馈性与主体性，即它既处于地理层面的边缘性位置，但本身具有影响中心及其政策的重要能力。 文明研究大家汤因比在他年轻的时候曾作为记者探访过20世纪初的近东，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系统思考文明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在考察后的回忆录中写道：“近代西方文明的每一次进步，并不是发生在曾养育了其祖先的希腊和意大利南部，而是发生在罗马帝国边缘省份的处女地。甚至连近东文明也是在远离古代希腊文化中心的安纳托利亚内部开始，并在淳朴的斯拉夫人中间扩展。归属于中东文明的地点从不曾闲置过，尽管中东文明的祖先并不曾占据这些土地。为了征服并吸收如近东和印度那样脆弱、自以为是、排外的社会，对于任何年轻的文明而言，这都是一项艰巨的事业。而邻近的西方文明正走向全盛，使得他们的努力危机四伏。”他敏锐地意识到，曾经一度压制欧洲并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在近代日渐衰落，并受到重新崛起的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最终在20世纪初期彻底分崩离析，曾经的荣耀也随着疆域版图的分裂瓦解而一去不复返。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老的中国虽然也经历了丧权辱国的苦难岁月，但经由全国人民的努力，经清末而至民国，依然基本保全了原有的庞大疆域版图，并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发现，与土耳其的情况相比，中国具有凝聚力的一大因素就在于历史疆域版图的基本维系，以及在这种基于“地”的团结基础上的共同努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巩固，与中国历史上疆域版图的发展与统一齐头并进。谭其骧先生在其著名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中分析并概括了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趋势，并指出：“分裂与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每一次由分而合，一般说来是扩大一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是在秦汉时期，秦统一时北至秦长城，西边只到黄河，根本没有挨上青藏高原，汉朝的统一，西边到了玉门关，到了青藏高原的湟水流域，比秦有所扩大。隋唐的统一又扩大一步，但是都赶不上清朝的统一。一次一次统一，一次一次的扩大，到清朝的统一，版图最大。而这个范围并不反映清朝用兵的结果，而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各方面密切关系所自然形成的。不过，我们说，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还需要政治统一来加以巩固的。”中国各个区域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关联，最终都需要通过政治统一带来的地域统一而得以巩固，“地”的团结在这一过程中是一个关键和决定性环节。 清代在构筑这种“地”的团结中具有重要意义。“清代自顺治入关，历经康熙、雍正两朝，迭破噶尔丹及罗卜藏丹津诸叛酋，乾隆继之，国威远镇，既荡平准噶尔，复戡定回部之乱，又因西追叛酋，遂耀武边外，于是西域诸回部，若巴勒提痕、爱乌罕、拔达克山、布哈尔、博洛尔、塔什干、安集延、浩罕东西、布鲁特左右、哈萨克及坎车提等皆来朝贡，比于藩属；而南方诸国若安南、缅甸、暹罗及西藏边外之廓尔喀、布鲁克巴、锡金亦皆内附，即南洋之苏禄等地咸远渡重洋，贡献不绝，清代之版图至此极大矣。”清朝辽阔的疆域版图，最终奠定了当代中国的版图基础，并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的基本框架。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时局的影响，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类民族国家都面临内部区域分类的问题，并因各自的文化背景而形成不同的分类叙述方式。在传统中国的历史空间叙述中，边疆往往附属于中心区域的叙述逻辑，在以“人群”治理为旨归的治理需求下，对于边疆空间的认知附着在对生活在当地的民族的认知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边疆自然是随着相应人群群体的变化而流动，无法进行完全固定化的区分。即便到了清朝，疆域范围大致底定，在理藩院的治理范围（“疆理”）部分，则分为内蒙古部落（卷963）、外蒙古喀尔喀部（卷964、965）、青海蒙古部落、西套额鲁特部落、额济纳土尔扈特部落、伊犁四路各部落、科布多所属各部落、察哈尔各部落、黑龙江将军所属各部落、塔尔巴哈台所属各部落、唐努乌梁海部落、游牧喇嘛部落、回部、西藏（以上为卷966）。在这种叙述框架下，虽然在各卷已经隐约出现了“蒙古”“回部”和“西藏”的区域分类，但这一分类仍然建立在对“属民部落”的分类管理基础之上，对于具体的区域空间并未有明晰的认知与分类。在民国肇建之后编成的《清史稿》中，《地理志》对于边疆区域有如下论述：“太祖、太宗力征经营，奄有东土，首定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及宁古塔诸地，于是旧籓札萨克二十五部五十一旗悉入版图。世祖入关翦寇，定鼎燕都，……统御九有，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驭，……又有新籓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青海四部二十九旗，及贺兰山厄鲁特迄于两藏，四译之国，同我皇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馀里氈裘湩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穆宗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德宗嗣位，复将奉天、吉林、黑龙江改为东三省，与腹地同风：凡府、厅、州、县一千七百有奇。自唐三受降城以东，南卫边门，东凑松花江，北缘大漠，为内蒙古。其外涉瀚海，阻兴安，东滨黑龙江，西越阿尔泰山，为外蒙古。重之以屏翰，联之以昏姻，此皆列帝之所怀柔安辑，故历世二百馀年，无敢生异志者。”这一叙述则将边疆区域放到清朝历史演进的时间维度中加以叙述，但依然没有从整体上将边疆区域以空间的方式进行类型化的划分，而是以文化区域多样性来体现边疆的空间特质。这种清朝统一语境下的独特性，构成了理解“中华民族”近代转变的重要因素。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先生的这一论述明确指出了近代在具有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在全民族抗战的岁月里，当时的中国学人兴起了边政研究的热潮，并在探索中国历代疆域变迁的过程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在这里，“先民”与“山河”联系到一起，“中华民族”与“中国大地”联系到一起，彼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