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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地关系”与边疆思想史尝试：理解“中华民族”的古今关联性 从前述两部分可以发现，基于历时性联系的“人”的团结与“地”的团结，最终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一作为中国大地上生活着的人群共同体的两大基础，缺失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会对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性与现实性产生不利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要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当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就必须思考和认识“人—地关系”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一方面理解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而在另一方面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在当代所呈现的现实共同体特征及其外在呈现方式。 当然，在这种对“人-地关系”的理解中，近代和当代都呈现出了新的样态，因此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与阐释的新素材。在近代，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全民族抗战热潮的兴起，当时的中国学界逐渐突破了之前对于中国人范畴的旧有认知，逐渐意识到“边疆”与“海外”群体的重要意义，进而将其看成构筑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正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学的开创者吴文藻先生指出：“中国方面，过去最当注意者，首推中华民族之形成史，是即一向边疆，一向海外，两路自然发展的史实，其中尤须追溯此族迁徙混合的迹象，移殖屯垦的功绩。其次，则为历朝御边理藩的积业，……乃至中原农业文化与边疆畜牧文化冲突混合的历程。现在急需瞭解者，自然一面是海外华侨现状，一面是边疆实际情况。”他进一步认为：“对于边疆文化，因势利导，使之与中原文化混合为一，完成一个中华民族文化，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国家。”他的这一看法超越了对中原文化的单一化认知，为在当时和现在的新背景下理解更具全球性与跨国性的华人华侨、跨界民族等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城市化也在进一步推进，城市语境与流动社会如何纳入中华民族的话语框架与实践当中，也将折射出至关重要的“人—地关系”问题。 总之，在“人”的团结的基础之上，更好地理解“地”的团结以及“人-地关系”的新逻辑，将是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重要方面。在此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对地方区域、尤其是边疆地区如何进入或构成统一的疆域空间，形成一个具有逻辑性和历史性的叙述框架，从而确立起关于“地”的团结的话语基础。 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空间中构筑具有连续性与关联性的边疆区域整体叙事框架的尝试，“边疆思想史”试图构筑的是非区域和超区域层面的结构思想叙述，它不单单局限于对中央王朝关于边疆区域及生活在这些区域的各民族的治理策略与思路的梳理与考察，而是建基于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原—边疆关系认知框架及其内部群体与政策互动关系的整体关系结构，其中特别关注中央政权的边疆政策在边疆区域内部的创造性转化与在地化实践问题，以及在这种转化与实践中所形成的内部关系逻辑与内在网络。它着重于“多元一体”中的“多元”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一体”之间的结构性互动，着重于“满天星斗”中的“星斗”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整个星空格局的影响，着重于“重瓣花朵”中的“重瓣”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整朵花盘产生的作用。通过理解以边疆为对象的外围关系格局，进而阐释其与内部核心区域的结构性链接，从而形成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内部区域互动框架与动力机制，进而让我们进一步弄清楚，“地”的团结是如何从古自今得以实现的，“人—地关系”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历史中得以维系并越来越紧密，最终构成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祖国始终与我们同在，中华民族始终与我们同在。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指出的：“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们发展的巨大优势。”祖国的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自古以来，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民众就形成了互动交流的格局；而伟大祖国的灿烂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构成了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内在根源；此外，伟大祖国的精神也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文明历千年而不衰，历苦难而坚韧，历危亡而崛起，在于我们作为中华民族之一分子的团结，在于我们生活着的土地的统一，在于我们认识到人与地的不可分割、中华民族与中国大地的不可分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