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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桑泽仁：新式族群精英的代表 本文将以一位新式族群精英——康巴人3格桑泽仁为个案, 应用上述分析框架, 对他的成长经历、政治生涯、社会关系和边政主张等做一全面细致地考察, 并着重对他的政治行动与边政思想中的内在矛盾及由此所凸显的身份困境予以分析和讨论。 (一) 成长经历与政治生涯 1904年格桑泽仁出生于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的一个平民家庭。在他出生的第二年, 作为清末边疆一体化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川边“改土归流”就在他的家乡拉开了序幕, 地方上最重要的旧精英巴塘宣抚司和寺庙领袖因支持或领导地方叛乱而被官军镇压, 巴塘地方由此正式设县, 并开始推行现代教育。 辛亥革命后, 尽管巴塘地区的政治力量几经变换, 但改土归流时期设立的公立学堂和教会学校4被保留下来, 并在这片边陲之地培养了最早的接受现代教育的群体。格桑泽仁就是这个群体中最杰出的一员。他幼年入读“改土归流”时设立的巴安县立小学, 后又进入基督教会开办的巴安华西小学, 516岁时赴昆明继续中学教育 (格桑泽仁, 1945:3;邓俊康、李昆璧, 2009) 。1926年, 格桑泽仁考入四川军阀刘成勋在雅安开办的“西康陆军军官学校”, 成为该校仅有的三位藏族学员之一 (黄启光, 2004) 。这份受教育履历在当时的康藏地区是绝无仅有的, 为他日后平步青云奠定了基础。 1927年, 客居雅安的格桑泽仁结识了流亡内地的九世班禅的管家宫敦札西, 并受到他们赏识。此后, 他以“代表康民去向南京国民政府及由藏远道到内地之班禅大师致敬”的名义主动前往内地 (格桑泽仁, 1945:3) 。抵达南京后, 格桑泽仁在宫敦札西的引荐下, 受到了戴季陶的接见。他的身份和能力恰与彼时国民政府寻找边疆代表的愿望相符合, 这成为他步入政坛的契机。1928年夏, 蒙藏委员会在南京成立, 时年24岁的格桑泽仁成为最早的7位委员之一, 并在这一职位上连任17年, 成为国民党的第一个藏族党员, 并担任了多年国民党中央委员, 参加了国民党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外, 他还在军事委员会中任有军职, 先后担任过参议、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四川行营边政委员会委员等职 (格桑泽仁, 1945) 。1946年, 年仅42岁的格桑泽仁因肺病而英年早逝, 国民政府明令褒奖, 并给予公葬, 蒋介石亲送“勤贤足示”的挽幛 (邓俊康、李昆璧, 2009) 。 (二) 建立团体:内地“康巴新精英”群体的形成 在关于族群精英群体形成机制的社会学研究中, “榜样”的力量被赋予了重要地位。少数族群的某位杰出人物会在本族群中产生示范效应, 导致“机会结构”的改变, 从而激发这个族群中的更多个体沿着相同的路径去追求向上社会流动, 并可能最终形成一个精英团体 (Gowricharn, 2001) 。在民国时期的西康地区, 尤其是在巴塘, 格桑泽仁就是这样一位榜样。另一位著名的康巴精英平措汪杰在回顾自己走下高原, 并最终参加革命的历程时, 就将其最初的动力归因于格桑泽仁这位同乡前辈的示范 (戈尔斯坦等, 2011:10-14) 。 事实上, 在康巴青年赴内地求学的过程中, 格桑泽仁的角色并非仅是一个消极的“榜样”, 更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和组织者。1928年秋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后, 他就派人回巴塘将亲友中有才能的人接来南京, 并帮他们引荐工作或学校 (邓俊康、李昆璧, 2009) 。对自发来南京的康巴青年他也竭力帮助。1929年2月, 他以蒙藏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给国民政府各机关单位写信, 请求对10名“旅费告罄, 饥寒交迫”的康巴青年予以资助 (《行政院公报》第11号, 1929:55) ;同年4月, 他在蒙藏委员会的常会上提案请求专门制定对蒙藏学生来内地求学的奖励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2010: (6) 460-462];6月, 他再次向国民政府呈文, 请求帮助几位康巴青年安排学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2010: (7) 116]。 1929年, 来南京求学的康巴青年已初具规模, 格桑泽仁将他们组织起来, 成立了“西康青年励志社”、“西康旅外同乡会”等组织 (陈强立, 1982;邓俊康、李昆璧, 2009) 。他在1930年的一次电台讲话中提及, 当时在南京求学的西康籍青年已达百余人 (格桑泽仁, 1930) 。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康巴青年来说, 来得最早、资历最深、官职最高的格桑泽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领袖;而对格桑泽仁来说, 这个逐渐成长壮大的“新式精英”群体则成为他在国家中枢乃至西康地区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资源。 1931年, 一直怀有回康发展计划的格桑泽仁敦促国民政府在“中央政治学校”内专门开设了“西康学生特别训练班” (简称“西康班”) , 学生由在南京、北平、东北、太原等地的康巴青年中挑选出的20余人组成, 他们集中受训了10个月, 并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江安西、来作中, 2008;邓俊康、李昆璧, 2009) 。次年, 以这些“西康班”学生为核心, 格桑泽仁返回自己的家乡巴塘, 发动了一场以“康人治康”为口号的武装夺权运动。 (三) 参与地方政治竞争的尝试:“康人治康”运动 在格桑泽仁的政治生涯中, 最重大的事件是他于1932年发动的“康人治康”运动。他以“西康党务特派员”的身份, 带领“西康班”的毕业生回家乡“发展党务”。借此机会, 他在巴塘组织民间武装, 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 不但缴械了当地驻军, 驱逐了当时由四川省主席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委任的县长, 还成立了“西康建省委员会”, 自任委员长和“川康边防军总司令”, 同时提出了“康人治康”的口号。 关于这次事件的性质, 学者已多有论及 (Peng, 2002;黄天华, 2009;王娟, 2013) 。格桑泽仁发动军事政变的反抗对象并非南京中央政府, 而是控制西康地区的四川军阀刘文辉, 目标是推动“西康建省”。这是作为新式精英的格桑泽仁利用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间的矛盾来争夺地方权力的努力。尽管运动过程中的某些行为有“越界”之嫌, 但总体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默许乃至暗中支持 (王娟, 2013) 。 这场事变和相关改革措施仅坚持数月就以失败告终。直接原因是格桑泽仁的民间武装实力不足, 但究其根本, 则是新式族群精英在民国边疆政治中的能力局限的必然结果。尽管格桑泽仁以国家官员的身份衣锦还乡, 又充分利用了本地人的优势, 从而获得了巴塘僧俗民众的支持, 在运动初期迅速取得了胜利;但总体来讲, 他的影响力并未超出以巴塘县城为中心的狭小范围。在临近诸县 (如理塘、乡城、得荣、盐井) , 尽管地方上的旧式精英也响应号召, 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驱逐了刘文辉的军队和官员, 宣布“自治”, 但他们只是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 而非接受格桑泽仁的领导 (王娟, 2013) 。作为新式精英的格桑泽仁在边疆社会的号召力与控制力是相当有限的。 这次行动并未危及他此后的政治生涯。运动失败后, 格桑泽仁返回南京, 将事件的缘由定义为“党军冲突” (格桑泽仁, 1932:17) 。他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任何处分, 不仅继续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 还在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的边务组中担任了专门委员。 (四) 成为国家精英 格桑泽仁近20年的政治生涯, 呈现了一条从族群精英逐渐向国家精英转变的轨迹。早期他的关注点几乎完全集中在推动家乡的发展建设上;“康人治康”运动失败后, 他回乡发展的抱负受到了打击, 同时, 国家政局的整体形势正发生变化, 他的视野遂逐渐开阔, 开始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发挥其国家精英的影响力。 1934-1935年, 格桑泽仁带队前往青甘宁三省的蒙藏地区视察, 历时9个月, 与各地军政长官、新旧族群精英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了解情况并调节地方纠纷 (格桑泽仁, 1945:8-9) 。这次视察极大地拓宽了他关于边政问题的思路, 他也结识了更多其他少数族群的新旧精英。 全面抗战爆发后, 由于抗战局势的需要, 来自各边疆地区的代表经常联合起来参与国事, 格桑泽仁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将自己重新定位为“边人”的代表, 6并就全国性的边政问题发表意见。1938年, 他参加了“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 前往台儿庄抗日前线慰问 (格桑泽仁, 1945:1-2) ;同年, 他与精通藏文的汉僧法尊法师一起, 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译成藏文 (格桑泽仁, 1934) 。1940年, 他参加了第二次联合慰问, 并在蒋介石特别召集的高级长官会议上, 作为慰问团的代表发表演讲 (格桑泽仁, 1945:22-23) 。 1945年, 在国民党“六大”上, 全部蒙、藏、疆代表联合提交了一份题为“根据主义政纲请明确承认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 予以应得之权利案”的提案, 格桑泽仁被公推为代表, 在大会上就该提案发言 (格桑泽仁, 1945) ;同年, 他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当选为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可见, 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格桑泽仁已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声望, 甚至超出了“边政”的范围, 从而可以对更广泛的国家事务发表意见。 四、结构性角色：与其他力量的关系 新式族群精英在近代中国边疆秩序中的结构性角色是在与其他行动主体的互动中确立的。除国民党中央政府外, 另外两个重要的行动主体是在边疆社会拥有传统地位的旧式族群精英和掌握军政大权的地方实力派军阀。格桑泽仁的政治生涯正是在与这两类行动主体的联合与对抗中展开的。 (一) 与九世班禅的关系 格桑泽仁步入政坛的契机源自1926年在雅安与九世班禅的管家宫敦札西的相遇。1927年格桑泽仁前往内地的第一站, 就是到东北拜访了当时驻锡于此的九世班禅;随后赴南京, 又“兼受班禅之委托, 与国民政府暗中保持联络” (格桑泽仁, 1945:3-4) 。可见, 从政治生涯的起点开始, 格桑泽仁就主动地与流亡内地的班禅建立了“联盟”。 成为委蒙藏委员会委员、在南京站稳了脚跟后, 格桑泽仁开始大力呼吁国民政府重视九世班禅。1928年10月, 他呈递了一份《解决西藏问题意见书》, 内称“藏中旧派产生于喇嘛, 此辈因宗教观念, 极端反对英人。鉴于近数年中教权之薄弱, 深望班禅回藏主持, 重新整理”, 并认为要解决西藏问题, “首先宜办理班禅、达赖间之交涉, 送班禅归后藏”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2010: (6) 388-395) 。1929年6月, 作为格桑泽仁之舆论支持的“西康民众协进会”在给国民政府的请愿书中, 更是明确地呼吁应重视班禅。 班禅为西藏教主之一, 其资格地位, 与达赖不相上下。藏内之旧派及康藏一般民众对之皆深表同情, 望其速归……班禅始终拥护中国政府, 曾受偌大牺牲, 今政府如不欲解决藏事则已, 如欲解决藏事, 以理以势, 均不能不重视班禅, 以资号召。应请政府从速欢迎班禅来京, 共商大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2010: (7) 126-137] 在此后的八年间, 格桑泽仁与九世班禅保持了密切的交往, 而他们之间最重要的联系纽带是通过他的同乡——另一位来自巴塘的新式精英刘家驹来实现的。1929年, 汉、藏文俱佳, 时任巴安县立小学校长兼县府教育科科长的刘家驹, 在格桑泽仁的邀约下, 以“西康民众协进会”代表的身份来到南京;之后, 在格桑泽仁的安排下, 刘家驹出任蒙藏委员会藏事科科员, 后升任科长, 并兼任《蒙藏周报》社藏文股主任和“中央党校”藏文教师。1932年, 在戴季陶的引荐下, 刘家驹出任班禅行辕秘书长。自此, 他跟随在九世班禅左右, 参与了在内地和内蒙古、青海地区的一系列重大宗教与国事活动。刘家驹与九世班禅的密切关系, 既为他自己的政治生涯开拓了空间, 也建立了以格桑泽仁为首的新式精英与九世班禅这位失去了根基的旧式精英的牢固纽带。 (二) 与西藏地方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 格桑泽仁与西藏地方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颇为复杂。一方面, 对这位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活佛和西藏地方的政教领袖, 格桑泽仁始终保持了较为尊重的态度, 并将其“亲英”行为解释为“迫不得已”或“受人蛊惑” (格桑泽仁, 2010/1928) 。但另一方面, 格桑泽仁的康巴人身份和新式精英的结构性角色, 又使得他与达赖喇嘛不可避免地处于彼此对立和敌视的位置。 首先, 在藏文明体系的三大人文单元卫藏、安多和康区之间, 存在着政治与文化意义上的等级差异。在卫藏政教中心的视野中, “康巴人”是粗野而缺乏教养的“乡下人”, 噶厦政府是由卫藏地区的贵族家族成员构成的, 而康区的土著酋领并无此资格。因此, 当格桑泽仁这位平民出身的康巴人以“藏族代表”的身份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并出席各类重要国事活动时, 西藏地方政府和达赖喇嘛对其“僭越”行为的敌意就可想而知了。1929年9月, 西藏地方驻北平代表在与国民政府官员的会谈中, 甚至专门要求国民政府取消格桑泽仁的蒙藏委员会委员职位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2010: (7) 368-371) 。 其次, 1932年的“康人治康”运动正值民国时期最大规模的川藏军事冲突——大白事件期间, 格桑泽仁在缴械了刘文辉的军队后, 就卷入了与藏军的交战。根据他的自述, 当时藏方曾派来代表, 以“同族同教”之义, 要求与已控制了巴塘地方的格桑泽仁联合起来进攻川军, 而格桑泽仁不仅断然拒绝, 还组织民兵, 与意欲攻占巴塘的藏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导致藏军死伤惨重 (格桑泽仁, 1932:28-32) 。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格桑泽仁与九世班禅的密切关系, 无疑使他站在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对立面上。1932年6月, 当时的西藏驻京办事处代表在向国民政府控诉九世班禅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相互勾结的“阴谋”时, 也没有忘记带上格桑泽仁这个“帮凶”。 现在班禅方面筹饷购械不遗余力, 即拟前赴西宁成立军队, 占领青海, 图扰西藏……其在西康方面, 格桑泽仁近复盘踞巴塘一带, 阴谋占领西康。石委员长早已与其通谋, 竟处处为格桑泽仁辩护。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 1994:2638-2639) 至于格桑泽仁本人对其与达赖喇嘛关系的定位, 在他于1945年回忆“康人治康”运动时曾如是表达:“在宗教上我个人对达赖大师亦同样信仰, 但在政治上我们彼此的立场不同” (格桑泽仁, 1945:6) 。 (三) 与西康地区的旧式族群精英的关系 巴塘地方作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起点, 其旧式精英的力量遭到严重打击, 是西康地区极少在辛亥革命后没有发生土司复辟的地区之一。但即便如此, 旧式精英的势力依然不可小觑。在巴塘县城, 最具影响力的是本地寺庙丁宁寺的包昂武活佛, 而在更为广阔的乡村地区, 各处的大小头人依然是地方上的“土皇帝”。格桑泽仁对此种情形了然于胸。他在1931年底启程返乡、计划与刘文辉争夺地方政治权力时, 特地在途中先拜会了那些在巴塘具有重要影响的权势人物, 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盟关系。在军统巴安组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及, 格桑泽仁与巴塘县属六玉地区的大头人次郎洛绒是“赌咒顶经吃血酒的秘密生死相顾的朋友” (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1946:民255-18) 。在抵达巴塘后, 格桑泽仁除获得包昂武活佛的认可外, 还借助“宣传党务”的机会, 与邻近各县的僧俗首领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格桑泽仁与这些旧式精英的关系和相对地位究竟如何?一方面, 如上文所论, 尽管格桑泽仁凭借本地人的优势和“中央大员”的身份, 获得了大部分地方上旧式精英的认可, 但他们的关系只能是合作, 而非接受格桑泽仁的领导。另一方面, “康人治康”运动虽然失败, 但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升了格桑泽仁家族在巴塘本地的地位。在既崇尚“强者为王”, 又具有严格等级体制的康巴地区, 格桑泽仁的英雄行为和他的官员身份都有助于他获得地方民众的尊敬。 (四) 与西康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刘文辉的关系 在政治生涯的早期, 格桑泽仁的政治抱负都是围绕“西康建省”展开的。在当时的蒙藏精英内部, 已有格桑泽仁将出任西康省主席的传言, 而这无疑将他与时任四川省主席、实际控制西康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刘文辉置于相互竞争的地位。 在1932年的“康人治康”运动中, 格桑泽仁不但以军事行动解除了刘文辉军队的武装, 还在以“西康人民自治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政府发出的电文中, 将激成事变的责任都推到了驻军的残暴与无能上。然而, 格桑泽仁所能够掌控的势力并不能弥补其作为“新式精英”在资历、财力、军力和人力诸方面的劣势。运动失败后, 随着1933年刘文辉退出四川省的军阀竞争而开始专心经营西康地区, 7格桑泽仁也放弃了对地方政权的争夺。1939年, 西康省正式设立, 刘文辉出任省主席。他出于政治考虑, 主动向格桑泽仁“示好”, 推荐其为西康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而格桑泽仁也接受了这番好意。此时, 他所关注的问题已经从西康地区的发展转向了更一般性的边政建设与边疆制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