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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思想矛盾与身份困境：格桑泽仁的边政主张及其变化 对新式族群精英而言, 一般主义与特殊主义这对相互对立的原则构成了他们的结构性角色的基础。格桑泽仁对自己身份的体认、对理想的边疆秩序的构想恰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例证。 (一) 身份定位:国家官员与族群代表 作为康区新精英的先驱性人物, 格桑泽仁的思想意识中的一般主义成分是毋庸置疑的。在1927年, 他主动前往南京拜会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 既反映了他的政治抱负, 也暗含了他对边疆一体化理念的信仰。然而, 恰恰是在他以非常“现代”的姿态来到南京并最终任职于国民政府中央机关之时, 他开始改用自己的藏文名字。 在格桑泽仁的家乡巴塘, 大部分进过学校的青少年都有两个名字, 一个藏名, 一个汉名。通常, 他们在家乡的藏语环境中使用藏名, 而当在汉语学校中读书或到内地求学或工作后, 就使用汉名。格桑泽仁在来到南京以前 (包括在巴塘读小学、在昆明读中学和在雅安就读军事学校期间) , 一直使用他的汉名王天仁 (亦有王天华、王天化之说) ;然而, 当他来到南京, 以“西康民众代表”的身份面见国民政府首脑时, 他主动改用了自己的藏文名字 (邓俊康、李昆璧, 2009) 。这个名字也成为他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唯一使用的名字, 而从前的汉名则鲜为人知。 格桑泽仁的这个举动可能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人所忽视但却最具深意的行为。这一举动显示, 在政治生涯的起始阶段, 他就对自己族群身份的意义相当明了。尽管当时他在边政问题上怀有激进的“现代化”和“一体化”思想, 主张在康区建立起与内地同一的行政与文化制度。但与此同时, 他对自己身为“藏族代表”的身份定位是非常明确的, 并且在下意识地强调自己特殊的族群身份。在他的思维中, 这种一般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并存, 恰恰是新式族群精英这个结构性角色的内在属性。 (二) 政治理想:建省与自治 格桑泽仁政治行动中的第二个重要矛盾, 是他在1932年的军事政变中所呈现的行为逻辑:以“自治”的话语来追求“建省”的目标。 要理解建省与自治两项主张在一般意义上的冲突, 需要将其置于边疆一体化改革的历史中来理解。在一体化改革以前, 各边疆地区都是因循地方传统而自治的。这里的自治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由本地人担任政治首领, 二是采取边疆社会传统的政治形式。因此, 这是一种特殊主义的边政思路。与之相对, 边疆一体化改革的实质则是取消特殊性, 在边疆地区实行与内地同样的制度体系, 而建省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标志。在原始意义上, 边疆地区的建省与自治是相互冲突的, 建省是对自治的取缔和摧毁。8 因此, 格桑泽仁通过一场“康人治康”运动来推动“西康建省”, 就显示了一种颇为独特的思想轨迹。事实上, 在他呼吁“西康建省”的呈文中, 也提及了与自治相关的内容, 唯一的指标就是“康人之参政权”, 即“省府委员中至少亦须加入过半数康人” (格桑泽仁, 1929) 。由此可见, 在这一时期, 格桑泽仁理解的自治, 仅保留了“参政”这一要素, 而这与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间中国内地各省的地方主义思潮并无二致。“西康”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 要求本地人在各级机关中占有一定比例, 这并无特殊之处。而对传统边政思想中的自治还包含的保留传统社会制度和政权体系这层含义, 格桑泽仁并不支持。1930年, 他以蒙藏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在“中央电台”做了一次广播讲话, 阐释了西康建省的必要性。从讲话内容可以看出, 格桑泽仁对西康地区传统的政教体系是持反对态度的, 并认为建立与内地同样的行政制度是家乡发展建设的唯一途径。 土司及呼图克图之制……为世袭制度, 生杀予夺, 压迫人民, 无所不至。当清末光宣年间赵尔丰带兵入藏, 首废此制, 方期逐渐施行新政, 会辛亥革命, 赵仍回川, 一切设施半途而废。至今土司、呼图克图等早失人民信仰, 几成无政府状态。此西康省政府更属早日成立之必要也。 (格桑泽仁, 1930) 从表面上看, 格桑泽仁这个狭义的自治定义是对自治的不充分理解所致。但事实上, 恰恰是这个被“剪裁”的定义最符合新式族群精英的结构性角色。以建省为基础的一体化改革能够确立新式精英相对于旧式精英在地方政治中的合法性地位;而以自治为诉求的特殊主义原则又能够使新式精英在与刘文辉等地方实力派的竞争中获得道义优势。 (三) 边政思想的转变:从“去族群化”到“再族群化” 格桑泽仁的政治生涯中最深刻的矛盾, 体现在他的边政思想的转变中。综观他在1927-1946年这20年间的各类著述, 其关于边政的理想与主张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从早期的一般主义理想和去族群化思路, 逐渐向特殊主义与再族群化转变。 1.早期:一般主义理想与去族群化思路 在政治生涯的早期, 格桑泽仁的抱负完全集中在“西康建省”的目标上, 体现了一种激进的一般主义理想。这反映在边政主张上, 就是一种“去族群化”的思路。例如, 关于“西康省”的行政边界, 格桑泽仁主张, 除清末“改土归流”时设立的三十三县外, 还应“为经济上行政上便利起见”, 将“四川之建南七县”等临近地区皆划入范围 (格桑泽仁, 1929) 。由此可见, 格桑泽仁并未考虑以“族群”的居住范围作为确定省界的标准。他并不想建立一个完全由藏族或完全由康巴人构成的省级行政区。建立新省的目的是推动地方建设, 而非追求族群自治。他甚至设想将自己的家乡巴塘更名为西平, 作为新建立的西康省的省会 (格桑泽仁, 1929) 。 这种思路还延伸到了对西藏问题的讨论中, 他不仅建议在前、后藏分别建省, 且对未来建省后之行政与文化的同一性也满怀期望。 送班禅归后藏, 予以经济人才之援助, 在后藏境内普行教育, 振兴实业, 修理交通, 刷新政治, 再进而改前后藏为两省。如是, 前藏辖地东出八站到江达为西康省界, 西行三站至槓巴拿为后藏省界, 前后两省既在一健全政府之下, 受三民主义之训练, 前藏虽不免一时固执, 然影响所及, 终必可以一致。 (格桑泽仁, 2010/1928) 2.晚期:特殊主义主张与再族群化思路 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 格桑泽仁的边政思想逐渐发生了重大转变, 开始提出特殊主义的主张, 要求将“民族”作为政治体制中的一个独立的区分变量。1941年2月, 在一次有蒋介石出席的宴会上, 格桑泽仁明确提出了“对我们蒙、藏、回族人民政治上予以一种确实比例的平等”的要求, 并主张国家在分配政治权利时, 除依照区域、人口数目等标准外, 还需“注意我们民族的地位” (格桑泽仁, 1945:21) 。 与上述思路相一致, 格桑泽仁开始强调“民族”内部的团结。1941年, 在一次有数十位蒙、藏、回精英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 格桑泽仁号召新式精英与旧式精英应“捐弃陈见, 通力合作……不可动辄高呼打倒……亦不应该动辄鄙夷或猜忌” (格桑泽仁, 1945:26) 。这与大约十年前他对西康地区的旧式精英之“生杀予夺, 压迫人民, 无所不至” (格桑泽仁, 1930) 的批评形成了鲜明对照。 最明确地体现格桑泽仁边政思想的“再族群化”倾向的, 是他关于边疆地区的行政体制与边界划定的新主张。1945年, 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 格桑泽仁提出了确立蒙藏自治区制度的提案。 兹为迎合国际新趋势, 顺应蒙藏舆情, 以达成真正自由统一之中华民国起见, 拟请将蒙藏各地依照其旧有制度之划分, 斟酌时宜, 加以改进, 而设立蒙藏各自治区……外蒙、西藏各设为“特别自治区”, 实行高度自治……康青川滇甘五省境内藏族区域, 分设为“喀木”“安多”两个自治区……自治区划分后, 民国十七年新建之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西康、青海六省区域……划分后面积与人口尚足一小省之条件者, 仍旧保留……划分后面积与人口过少, 则归还原属省份, 撤销其省制。 (格桑泽仁, 1945:60) 在这个新体系中, 格桑泽仁否定了他在十几年前孜孜以求的目标——“西康省”的行政建制, 提出了“依照其旧有制度”、根据“族群”范围划定行政边界、设立自治区的思路。他建议设立的“喀木”和“安多”两个自治区不仅都是严格的藏族自治区, 而且连名称也取自藏文中对这两个地区的传统称谓。9对比他在1929年将自己的家乡更名为“西平”的建议, 其边政思想的变化不可谓不大。 (四) 思想矛盾与身份困境 关于格桑泽仁的边政主张转变的原因他本人并不曾言及, 也无其他与之关系较亲密者对此有所说明。但是, 结合他政治生涯中的另外两对矛盾, 我们亦不难对他的心路历程做出推断。如果说1927年改用藏名的举动是他在潜意识里对自己身份定位之矛盾性的体认;20世纪30年代初期, 将建省与自治两个目标合二为一的行动是他在现实政治中调和一般主义与特殊主义之矛盾性的实践;那么, 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 他在边政主张上的重大转变则是上述矛盾随时间推移而日益尖锐的结果。 从个人经历来看, 格桑泽仁从十几岁起就离开家乡外出求学, 在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 实际上并没有太多时间来深刻地接触、观察和思考边疆地区的治理困境。他在“康人治康”运动时所表现出的政治野心和纯粹的现代化治边思路都反映了他在内地的现代教育体系中所获得的知识和对边政问题的理解。 “康人治康”运动的失败, 既是对其政治抱负的一次打击, 也使他更为真切地体认到作为新式精英的无力感。尽管他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关获得了官职, 但远离家乡的“摇旗呐喊”并不能对边疆社会的状况发生实质影响。尤其当边疆社会处在地方军阀的控制下时, 中央层面的制度设计无法落实, 这使他越来越渴望回到家乡, 亲身参与边疆社会的改革与重建。然而, 当他回到边疆、回到自己的家乡时, 那些在国家中枢获得的官职和声望, 并不能转化为边疆社会中实实在在的统治力。对于地方的传统权势阶层, 他只能联合, 而无法领导;对于掌握军事大权的地方军阀, 他更无力对抗。政治理想在中央与边疆两个场域中的破灭, 凸显了新精英在民国边政事务中难于化解的身份困境, 这也成为格桑泽仁边政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 1934-1935年, 格桑泽仁在青甘宁三省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考察, 接触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精英分子, 这使他对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了更深入和真切的了解。在所考察之地, 他对由马家军阀统治的青海和由嘉木样活佛家族控制的甘肃拉卜楞地区的发展状况最为赞赏 (格桑泽仁, 1945:8-9) 。然而, 这些被他视为“样板”的边疆地区, 实际上是处在具有现代思想的旧式精英的领导之下的, 这一事实或许对他的边政思想也产生了影响。 1936年后, 格桑泽仁由于身体原因返乡养病, 使他成年后有机会去重新观察和理解自己的家乡, 这无疑也会对他关于边疆地区发展路径的思路产生影响。1941年2月, 在全部由蒙、藏、回代表出席的座谈会上, 他建议那些“在中央服务”的新式精英要“常到边疆去看看, 多多接近同乡大众, 以免对于桑梓的现状隔膜” (格桑泽仁, 1945:26) , 这或许正反映了他对自己早年的边政主张的反思。 除个人经历外, 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变也为他新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土壤。随着全面抗战的深入,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边疆地区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 边疆稳定、国家统一的目标超越了对边疆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的目标, 少数族群精英 (尤其是旧式精英) 的话语权增大, 传统的特殊主义纽带获得更多重视。同时,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族群问题的政策和主张开始有机会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并在少数族群精英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格桑泽仁于1945年出版的政论集《边人刍言》一书转录了若干当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宣言和报刊社论, 其中一篇题为《我们完全同意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的社论即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 (格桑泽仁, 1945:71-75) 。这篇社论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族群问题的政治主张, 并暗含了对国民政府的“大汉族主义”政策的批判。担任多年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格桑泽仁, 在自己的政论集中转录这篇文章, 既显示了他关于边疆与族群问题的思考, 已超越了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分野;同时也表明,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族群问题的政治主张已经在少数族群精英中产生了较大的号召力。 六、小结与讨论 格桑泽仁是一位在民国时期边疆政治中影响颇大的人物。他的生命历程 (1904-1946) 大致与近代中国的边疆一体化工程相始终。他的教育经历和流动机会正是清末“改土归流”的产物, 进入政坛的契机来自国民政府寻找新的边疆社会代理人的需要, 他早期激进的一体化理想体现了边疆地区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 而他的思想矛盾和边政主张的转变则恰恰反映了多族群中国的历史传统对民族国家体制的一般主义原则的抵制。在这个意义上, 格桑泽仁的个体性困境与近代中国在重塑边疆秩序的努力中所遭遇的结构性困境是同构的。他的理想与命运的起伏, 反映了边疆一体化这项国家工程本身的内在张力。 “中国”作为一个多族群政治体, 其内部的多元性具有若干结构性的基础, 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方式、语言宗教、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自然或历史性差异。在帝国体制下, 基于“礼”的秩序维系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共存。清代中前期的中国作为多族群帝国的顶峰, 将这种特殊性予以制度化, 使其在普遍的帝国秩序中得以长期存在。 晚清以降, 中国开始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然而, 变换了国体形式的中国事实上并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安置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秩序。在初始阶段, 以边疆一体化为代表的改革措施表现为一种取消特殊性的激进理想。这一带有较强“汉族中心主义”的理念在现实的历史情境中陷于困境, 它在切断了帝国秩序中的横向纽带后, 并没有建立起必要的纵向联结, 反而激发了边疆地区的离心倾向。出于应对边疆危机的现实考虑, 国家中枢在制度调整中表现出两种自相矛盾的趋势, 一方面在边政理念中仍坚持一般主义的原则, 另一方面则在具体政策中添加特殊主义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看, 新式族群精英的角色恰好符合了国家在调和一般主义与特殊主义之矛盾时的需求。然而, 正如格桑泽仁在这一过程中陷入结构性的身份困境一样, 这种调和也没有能帮助多族群的现代中国构建起一种新的、稳定的、达成多方共识的边疆秩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新政权以“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对一体化国家中的特殊性再次予以制度化的确认。一批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少数族群精英成长起来, 成为凝聚多族群中国的重要力量。这一新的制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贯穿民国始终的边疆危机, 反映了现代中国在探索“多族群的民族国家”的可能形态上取得了重要进步。然而, 在某种意义上, 这一制度的有效性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共产主义政治理想和计划经济体制这两项一般主义的基础性制度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想的日益多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 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一体化要求与多族群政治体的多样化现实间的矛盾再次以各种新形式呈现出来, 这也构成了今天关于中国民族问题讨论中最引人关注的议题。在此意义上, 现代中国的边疆与族群秩序重塑的重任还远未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