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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朝世界的启蒙哲人 然而，潘恩并未满足于《常识》为他带来的荣耀。法国革命前夕，潘恩满怀世界主义理想，投身大革命的进程中。《常识》只是潘恩走进公共视野的开端，美国革命也只是他作为职业小册子作者生涯舞台里的序幕。对美国革命，潘恩始终有着更为宏大的抱负，如前文所述，从发表《常识》之初，潘恩呼吁的就是一场全人类范围的政治革命。 潘恩的世界主义思想特质透露出启蒙时代的思想风气。典型的启蒙哲人都是科学的爱好者：富兰克林、达朗贝尔、布封都是先以科学家的成就闻名于世，然后才获得启蒙哲人的名声。科学，尤其是牛顿的思想在当时欧洲的普遍流行，对潘恩早年的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潘恩也从不掩饰自己对科学的兴趣，他承认自己“一心所向，乃是科学”。早在伦敦时，他就主动试图融入启蒙哲人的小圈子里，聆听科学方面的演讲，并与当时一些真正的科学家往来密切。尽管他当时手头并不宽裕，却还是设法挪出一笔钱购买了地球仪。而另一方面，对科学的喜好也使得当时栖居英伦半岛的潘恩，能够超越日常生活的琐屑事务，追问超越生活经验本身更具有普适性意义的问题。潘恩对科学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关联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研究科学普遍性原理，能使人摆脱一时一地的偏见，“不单只考虑单个国家的情形，而更考虑造物主的意志和万事万物最原初的状态”。 要理解潘恩和他同时代人带有启蒙精神的世界主义，就要理解他多年来对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美国革命结束以后，潘恩一度把全部精力放到了和平时期所需要的科学发明与技术进步上。“启蒙”在法文中的表述是“lumière”，意即“光明”。启蒙哲人宣布他们所要开启的，恰是一个“光明的世纪”(siècle de lumière)。而给人类世界“带来光明”的“捷径”之一，就是改良当时的照明设备。在漫长的18世纪，蜡烛是人们读书写字唯一的照明工具，然而由于缺乏充足的空气，普通的蜡烛燃烧时可能会冒出恼人的黑烟。这种不完全燃烧的副产品究竟如何去除？潘恩发明的无烟蜡烛提供了当时的解决方案。潘恩在蜡烛上设计了三个孔，可以使空气沿着灯芯上下流动；这一设置将改变空气和烟尘流动的方向，黑烟得以沉降到蜡烛底端。“无烟蜡烛”作为一种新型照明产品，一度在美国广受欢迎；富兰克林以及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种无烟蜡烛远胜过普通蜡烛。 潘恩的第二项计划是在欧洲修建铁桥。他运用当时最时髦的建筑材料设计出极富现代感的铁桥，并在铁桥的设计理念中融入自己对美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大胆的政治设想。德高望重的富兰克林对潘恩的铁桥计划很感兴趣，他为此特意给潘恩撰写了许多封推荐信，推荐潘恩与法国科学研究院的学者会面。从1787年到1789年的三年间，年逾五旬的潘恩带着在塞纳河和泰晤士河上修建铁桥的梦想，奔赴巴黎。按原定计划，潘恩不仅可能获得法国科学研究院的支持，而且可以在巴黎找到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程师，聘请其参加铁桥的设计。当时他未曾料到科学发明会将他带入另一场革命的漩涡深处。 当时的巴黎已处于革命的边缘，法国人根本顾不上投资建造铁桥这类事务。波旁王朝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财政大臣向应诏前来凡尔赛宫参会的贵族、僧侣和官员宣布国库空虚的状况，并要求征收新的土地税。为此，路易十六宣布召开业已中断了一百多年的三级会议。然而局面很快失去控制，西耶尔神甫发表《什么是第三等级》，紧随其后的是第三层级成立国民议会，在路易十六的私人网球场发表了著名的“网球场誓言”。1789年夏天，巴黎的手艺人和店主在一些士兵的帮助下攻入巴士底狱。而路易十六的步步退让，使宫廷和整个法国社会逐步被革命的浪潮所裹挟。潘恩密切地关注着法国革命的进展。他热忱地相信“巴士底狱被攻破意味着专制和独裁观念的垮台”，并将国民议会的成立和攻占巴士底狱的胜利视作“人类和自由的胜利”。法国革命使美国革命以后逐渐远离政治事务的潘恩为之振奋，因为他相信法国革命的成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是自由还是奴役：“这正是自由危在旦夕的时刻，旧制度下的官僚们早已熟悉了奴役，然而民众却由自由的理念引导前行”。 在这样的信念之下，潘恩将支持法国革命的人视为“人类之友”、“好公民” 、“人类权利的捍卫者”，而公然反对法国革命，则无异于同全人类的自由为敌。因此，当潘恩听闻伯克正着手写《法国革命反思录》，他尤其为这位昔日盟友转变立场感到惊讶和痛苦。伯克在这本书中，试图阻止法国革命思想向英国和欧洲世界的其他国家传播，给当时的西方世界敲响警钟；他一改此前对英国君主制的批判姿态，一夜之间成了保守派们最喜欢的作者。在伯克看来，“法国革命乃是世界上迄今所曾发生的最为惊人的事件”，不但充满了荒诞与荒唐的特质，而且处处轻率、残暴、愚蠢、可鄙，法国革命不像美国革命那样建立在英国传统的自由观念之上，而是以空想的或哲理的概念为依据、以破坏传统为目的，它将从根本上冲击并动摇人类的文明和传统，因而更多是一场人类世界的危机。诚然，法国革命过程中的确涌现过一些人类世界的“精彩理想”；但伯克提醒人们，“将所有这些精彩的理想摆到一起，可能就会带来最讽刺和可笑的结局，招致一些最卑鄙的手段”。伯克的写作抓住一切可能的隐喻，将法国革命与酒后的狂乱相比拟，认为它将弄垮一个国家，而那些革命的支持者则是沉醉在谬论中无法自拔之辈。伯克的批评成为潘恩卷入法国革命辩论的导火索。潘恩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之中，思考如何公开回应这位老朋友的“叛变”。伯克著作发表的次年，潘恩的新作《人的权利》就已问世，成为对《法国革命反思录》最有力的辩驳。潘恩写道：“法国人民的事业是整个欧洲的事业，也是全世界的事业。眼下虽然许多国家抵制这股革命浪潮，但法国公民不应当忘记他们事业的独特意义。”他声称，伯克的写作不仅是对法国革命和自由原则最粗暴的辱骂，而且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一种欺骗，相反，“法国人民的事业是整个欧洲的事业，也是全世界的事业”，而伯克对大革命的批评则好比“以一片黑暗点亮光明的尝试”。 《人的权利》延续的恰是《常识》的精神。如前文所述，从撰写《常识》开始，潘恩的抱负就并不局限于北美的局势：“我忠诚于整个世界，并不局限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他甚至夸下海口：“给我七年，我将为欧洲每个国家撰写自己的《常识》。”美国革命以后，不少人相信美国革命为欧洲和世界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完美范本，应当将美国的榜样移植到欧洲社会。潘恩正是其中的代表。他深信美国价值将颠覆以往欧洲世界对国家和个体权利关系结构的想象，而在美国革命的启发下，眼下的法国革命不仅将促成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世界，而且将给人类世界带来永久和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