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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甲午战争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文明”话语盛行之时，以“文明”与“野蛮”二元划分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观将中国和日本列为“半文明”国家。但日本以其“文明开化”而自诩为“文明”国家，宣称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并通过操纵“文明”话语而影响西方舆论。美国报刊从西方文明价值观出发将甲午战争参战双方分别设定为两种角色，即中国代表“野蛮”和“保守”，日本代表“文明”和“进步”，并以此为前提来评价这场战争，“文明”成为判断战争是非的标准。这样，“文明”话语依附于西方霸权而在当时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中的一种潜在规范力量，并强加于中国而成为一种话语暴力。由此，清朝被贴上“野蛮”标签，丧失了对日战争的正义性，遭受屈辱而未能得到美国舆论的同情。日本则因声称战争目的为推进“文明”而符合并顺应了当时西方的“文明使命”，虽制造了旅顺大屠杀并最终通过《马关条约》损害中国主权，反而得到美国舆论的支持。 关键词：文明甲午战争报刊舆论话语暴力 作者简介：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西方的“文明”一词作为名词首先出现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用来描述个体或社会群体所处的一种相对富裕和具有道德的生活状态。但是，随着这个概念在19世纪以后被广泛使用，其含义因使用语境不同而不同，至今存在各种解释和定义。然而，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从“文明”的用法着手所作的解释，为我们理解这一概念提供了参考。他提出“文明”有两种用法：“第一种情况，文明只是指一个人类群体集体生活中能够被观察到的全部面貌特征，包括其物质的、智识的、道德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生活。这可以被称作文明的‘民族志’概念。对于所考察各方面的详尽或总体的样式，它不暗含任何价值判断。它也与不同群体中的个人没有任何关系，或者与个人的反应或行为没有关系。它首先是一个用来指称一个群体的概念。第二种情况，当我们谈论文明的进步、失败、伟大和衰弱，我们在大脑中确实有一种价值判断。我们会认为，我们所谈论的文明——我们的文明——本身是伟大的和美丽的，也更高贵、更安逸、更美好，从道德和物质上来说都胜过在它之外的任何事物——蒙昧、野蛮或半文明。最后，我们确信这种文明（我们参与、传播和推广并从中获益的文明）会给予我们一种价值观、声望和尊严。”本文所使用的“文明”概念是这里所说的第二种情况，即并非要讨论和反思“文明”内涵的本义，而是将其作为19世纪一种具有价值取向的话语来探讨。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格局基本形成，原来由中国主导的东亚华夷秩序也被逐渐打破而纳入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文明”作为一个标榜西方进步并反映西方优越性的概念，在西方社会内部广为流行，并且随着西方的扩张及其“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行为而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一种世界性话语。在这种世界舆论环境中，“文明”成了评判一切国际行为的标准，自然也运用到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然而，西方“文明”话语实践表面上是基于道德性和正当性而对某种行为的一种评判，实际上却成了强者从道德和法理上为自身行为寻找合理性的舆论工具。在晚清精英看来，西方和日本都是蛮夷，远远比不上具有数千年教化礼仪（文明）传统的中国，但此时的西方列强却把清朝和日本都列为“半文明”国家。而日本却打着“文明”的旗号，称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本来，战争双方谁“文明”谁“野蛮”，并不是一个分辨不清的问题，战争史实本身已经表明了一切。但是，在当时西方和日本主导的“文明”话语中，这却成了问题。清代中国被强行贴上了“野蛮”的标签，对西方的抵制就是阻碍“文明化”和“现代化”，“文明”话语在美英日主导的甲午战争国际舆论环境中几乎成了一种话语暴力。基于这一思考，本文将从全球史视角出发，把中日甲午战争置于广阔的国际环境及其语境中，以当时美国和日本报刊相关文章为主要史料，对围绕这场战争的“文明”话语作一初步考察，由此反思19世纪下半叶西方霸权下的话语暴力。 关于本文探讨的主题，国内外史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有所涉及。美国学者江文汉（Gerrit W. Gong）的《国际社会中的“文明”标准》一书从国际法角度介绍了西方“文明”标准在国际关系中的出现及其运用，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日本、暹罗等非西方国家如何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英国学者铃木省吾（Shogo Suzuki）的《文明与帝国：中国和日本与欧洲国际社会的相遇》一书探讨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文明冲击下中国和日本的对外政策及东亚国际秩序的变化，叙述了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被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取代，并突出了日本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两本著作都提及中日甲午战争，但都简单地把这场战争看作是清朝维护旧的朝贡秩序和日本推动东亚进入新的“国际社会”之间的斗争，并将东亚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看作是必然的、进步的历史过程，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日本学者三轮公忠的《“文明的日本”和“野蛮的中国”：日本关于日清战争时期詹姆斯·克里尔曼对 “攻占平壤”和“旅顺屠杀”报道的评价》一文，主要回顾了日本学者对旅顺大屠杀的研究，考察了詹姆斯·克里尔曼的旅顺大屠杀报道及其对当时日本国际形象的影响。在国内学界，赖骏楠的论文《十九世纪的“文明”与“野蛮”——从国际法视角重新看待甲午战争》从国际法维度论述了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文明”话语，考察了当时国际法学界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因此史料来源也主要是国际法著作。上述研究成果对本文的撰写具有参考价值。 一、19世纪西方“文明”话语中的中国和日本 “文明”这一概念在18世纪下半叶就常与其对立面“蒙昧”或“野蛮”并用。19世纪，“文明”概念作为欧洲人对自身社会日益自信的反映而广为流行开来，并与当时的进步观、发展观结合起来而出现了文明等级观念，亦即将世界各民族按发展程度不同划分为蒙昧、野蛮、半文明、文明等不同等级。在19世纪西方的历史学和人类学著作中，人类历史进程是从蒙昧、野蛮到文明的线性进步，因而文明等级是历时性的，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例如，美国学者威廉·斯温顿（William Swinton，1833-1892）的《世界史纲》（1874）认为，“文明是白种人的智力产物”，因此只有白种人的国家才是文明国家，只有这些国家才拥有真正的历史，中国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高于蒙昧状态，但他们的文明是静止不动的，对世界进步的总趋势没有显著影响”。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的《古代社会》（1877）对历时性文明等级的划分更为明确，该书的另一标题就是“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与此同时，19世纪西方的地理学家则把这种历时性文明等级作了空间性表述，即在其地理著作中把世界各民族按照蒙昧、野蛮、文明作了空间划分和描述。例如，美国地理学家纳撒尼尔·亨廷顿（Nathaniel G. Huntington，1785-1848）在其《现代地理体系》（1835）一书中，把世界各民族按照文化发达程度分为四个等级，即蒙昧人（savages）、野蛮（barbarous）部落、半文明（half.civilized）国家、文明（civilized）或开明（enlightened）国家，其中欧洲国家和美国是文明或开明国家，半文明国家指土耳其、波斯、中国、日本、印度、缅甸等。在美国地理学家奥古斯都·米切尔（Augustus Mitchell，1790-1868）的同名著作《现代地理体系》（1858）中，他根据发展程度把世界各民族划分为五个等级，即蒙昧、野蛮、半文明、文明、开明，把亨廷顿的第四类又细分成两个等级。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墨西哥属于文明国家，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德国的一些州属于开明国家或地区，中国、日本、缅甸、泰国、土耳其、波斯属于半文明国家。 如果说19世纪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描述了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图景，那么，国际法学家则将这种图景变成一种国际政治话语而运用到国际关系实践中。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列强取得世界霸权，西方“文明”成了一种普世话语，并运用于国际关系中而出现了衡量国家行为的“文明”标准。江文汉提出，19世纪的“文明”标准“把那些属于特定社会的成员从非成员中区别开来”，即把符合标准的“文明”国家与不能达到标准的“不文明”国家区别开来，只有“文明”国家才是“国际社会”的成员。这种“文明”标准从当时大量西方国际法论著中表现出来。例如，苏格兰法学家詹姆士·洛里默（James Lorimer，1818-1890）在其《国际法概要》（1883）中谈到国际承认时，将人类社会按“文明”程度分为三个等级性区域。他说：“人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以其现状可划分成三个同心圆区，即文明人类、野蛮人类和蒙昧人类三个区域。依照法律，这些区域无论形成于种族的独特性，还是同一种族的不同文明阶段，都应在文明国家的支配下分三个阶段来承认：完全的政治承认、部分的政治承认、自然的或仅仅作为人类的承认。……完全政治承认的范围包括现存所有欧洲国家，以及由欧洲出生者及其后裔居住的殖民附属国、南北美洲由殖民地而获得独立的国家。部分政治承认的范围扩大到地跨欧亚的土耳其和没有成为欧洲附属国的亚洲古老国家，即波斯和其他独立的中亚国家、中国、暹罗、日本。自然的或仅仅作为人类而承认的范围，扩展至人类其余地区。” 由上可见，在19世纪西方“文明”话语所描绘的世界图景中，欧美基督教国家属于“文明”国家，东方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则是“半文明”国家，非洲、美洲、澳洲等地区的部落社会则是“蒙昧”或“野蛮”民族。因此，中国和日本在这幅图景所反映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属于中间等级的“半文明”国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文明”观念于19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和中国。虽然晚清知识分子接触“civilization”一词比日本人要早，但首先将它译成汉字“文明”一词的大概是福泽谕吉（1835—1901），并且这一观念首先在日本传播开来，通过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而大行其道，而后再传入中国。当时，西方“文明”话语及文明等级观也先后为日本和晚清一些知识分子所接受。例如，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说道：“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是世界的通论，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同样，梁启超在其《文野三界之别》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蛮野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升。此进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 正由于中国和日本在世界等级秩序中处于“半文明”国家的地位，在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层面与欧美国家相比低人一等，西方国家以保护贸易和侨民为借口强行与中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和日本享有一系列特权。因此，从19世纪晚期起，力图修改这些不平等条约成了中日两国的重要外交目标。然而，根据当时西方国际法学家的解释，“半文明”国家不适用于“文明”国家的国际法，也不是“文明”的“国际社会”中的平等成员，而这正是欧洲列强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法理依据。因此，要以平等条约取代不平等条约，中国和日本首先应成为西方认可的“文明”国家并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关于这一点，英国法学家威廉·爱德华·霍尔（William Edward Hall，1835-1894）在其《论国际法》中如此说道：“国际法是现代欧洲特定文明的产物，它构成一个高度人为的体系，不能期待文明程度不同的国家都能理解和认可这一体系的法则。只有当这些国家成为欧洲文明的继承者时，他们才被认为可以适用国际法。要想解除这种限制，他们应该在过去和现在都生活在法治之下，切实收敛其行为。但欧洲文明之外的国家必须正式进入法治国家的行列。他们必须在欧洲国家（或者其中一些国家）的默许下做些什么，以达到完全接受法律而避免一切可能的误解。”这样，中国和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标也就转换成了争取成为“文明”国家和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成员。按照霍尔所说，也就是中国和日本要“做些什么”来获得“文明”国家的地位。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和日本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和官吏进行了学习西方的改革。这样，当晚清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旗帜下试图富国强兵之时，日本明治政府则在“文明开化”口号下很大程度上采取了西方化策略，在社会、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域都进行了改革。经过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日本开始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 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时，美国媒体中仍然有人将这场战争看作是两个“半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例如，纽约《晚邮报》刊文谈及战争中局外国家的利益时，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是对现代军队和装备的检验，尤其是对“文明国家”建造的装甲舰的检验。因此文章提出：“还能找到比半文明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更好的试验品（corpus vile）吗？实际上，在竞争对手都只是半文明国家的情况下，对于旁观者来说还有一种额外的利益。他们（半文明国家）一直在玩文明生活的游戏，到现在有好些年了，但是西方国家对此一直都是一种半娱乐的心态，觉得这完全是一场有趣的闹剧。虚饰的文明怎能经得起战争的折腾？”由此可见，一些美国人对于当时中国和日本学习西方“文明”采取怀疑和看热闹的态度，把它当作一场“闹剧”，认为他们学到的只是表面的“文明”，经不起战争的考验。正是由于这种质疑的存在，日本政府更加急于证明其争做“文明国家”的决心。因此，当经过明治维新而国力渐强之时，日本开始自诩为西方文明在东亚的代表，自称“文明”国家，将其邻国中国和朝鲜看作“野蛮”国家，并提出“脱亚入欧”。这样，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操纵“文明”话语并利用它来贬损中国和朝鲜，“文明”话语成了日本的战争宣传工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