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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35年夏，美国废奴协会发起邮件运动，将大量宣传废奴思想的出版物邮寄到南部，引发南部蓄奴州反废奴运动浪潮。南部州的激烈反应，使奴隶制问题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公共议题。与此同时，南部州要求北部州和联邦政府制定法律，禁止废奴主义者继续发表“煽动性”言论，从而开启了一场关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全国性政治辩论，最终促使联邦国会出现修改邮政法之争。邮件运动打破了1819年密苏里危机以来美国奴隶制政治的表面沉寂状态，让奴隶制重回公共辩论的中心，并使道德和权利层面的反奴隶制话语出现在北部州的主流政治之中，进而推动了奴隶制问题的政治化。从长远来看，邮件运动还刺激南部以更为激烈的态度捍卫奴隶制，促进了北部州废奴运动和反南部观念的发展，使奴隶制问题不可避免地走向政治化和全国化，最终导致密苏里妥协的破裂和奴隶制政治的兴起。 关键词：废奴运动邮件运动公众集会奴隶制南北战争 1835年夏，美国废奴协会利用全国性邮政体系，将近两万份宣传废奴思想的传单、小册子、报纸等出版物投递到南部蓄奴州。这场被称为“邮件运动”的宣传活动引发南部地区的激烈反应和北部地区的广泛关注，最终发展为全国性政治辩论，甚至推动联邦国会修改邮政法。这起事件使奴隶制问题成为全国性政治议题，加剧了南北分裂，影响了奴隶制政治整体格局的演变。 在废奴运动发展史上，邮件运动是对内战前美国政治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但重要的废奴运动研究著作并未对其进行深入考察。吉贝特·巴恩斯在废奴运动研究的奠基性作品《废奴的动力：1830—1844》中，只是简单提到邮件运动，且认为该事件的唯一后果是让废奴运动陷入巨大危机。詹姆斯·斯图尔特在废奴运动研究的经典著作《神圣的斗士：废奴主义者与美国奴隶制》中，同样以极为俭省的笔墨概述了该事件的过程，认为这是废奴运动遭遇的一次挫折。玛丽莎·辛哈的《奴隶之业：美国废奴运动史》可谓近十年来出版的最重要的废奴运动研究著作，但此书只是简单提及该事件，并未深入分析其过程和影响。管见所及，唯有伯特伦·布朗详细分析了邮件运动兴起的原因，并强调该事件对废奴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布朗在解释邮件运动的起因时，关注的只是美国废奴协会本身所遇到的问题，未能深入考察导致这些问题的历史语境。露丝·巴雷特则相对详细地描述了邮件运动在联邦国会引发的争论，但对于邮件运动的起源、发展过程和政治影响的分析，均颇为简略。 比较而言，研究内战前政治史的学者对邮件运动的关注度更高。德鲁·福斯特、拉里·蒂斯和威廉·弗里林均认为，邮件运动是南部地区拥奴思想的转折点，标志着南部形成了更为极端和系统的以奴隶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然而，在他们的研究中，邮件运动只具有“时间节点”的价值。至于这起事件为何具有如此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并未作出回答。苏珊·琼斯系统考察了南部州在邮件运动之后发生的公众集会，认为19世纪30年代以来，南部奴隶主一方面面临废奴主义者的宣传攻势，对奴隶制的安危极为担忧，另一方面又因奴隶数量过多，对可能发生的奴隶叛乱心怀焦虑，故而对突如其来的邮件运动反应强烈，并全力捍卫奴隶制。莱西·福特则强调，邮件运动对南部产生重要影响的最根本原因是奴隶主担心该事件会导致奴隶叛乱，故而作出激烈反应，开始极力捍卫奴隶制。总之，在上述学者努力下，邮件运动巨大的政治影响得以发现。但是，这些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背负了“南部历史的负担”，将目光仅聚焦于南部地区，没有深入考察南部的反应对北部地区和联邦政治产生的影响。即便就南部地区而言，上述研究也有拓展空间。苏珊·琼斯和莱西·福特并未分析南部蓄奴州的州政府和议会对邮件运动的反应，对于南部民众为什么作出激烈回应的解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就笔者目力所及，在论述邮件运动对全国政治的影响方面，汉娜·隆奇的研究最具启发性。她认为，邮件运动使奴隶制成为公共议题，造成南北公共领域的分裂，使奴隶制导致的社会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不过，汉娜的研究是基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并未关注公共领域与州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故而没有论述邮件运动对奴隶制政治的整体演变所产生的影响。 此外，还有学者从其他视角考察邮件运动。詹妮弗·莫西卡将南部奴隶主对邮件运动的反应视为南部地区特有的荣誉文化的产物。理查德·约翰认为，邮件运动所引发的争论，体现了邮政体系的建立给美国早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带来的深刻变革。拉塞尔·奈和迈克尔·柯蒂斯将废奴主义者视为捍卫公民自由的斗士，把邮件运动中南部蓄奴州对废奴出版物的审查视为美国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史上黑暗的一页。这些研究丰富了邮件运动的历史内涵，但着眼点并非是该事件与内战前奴隶制政治演变的关系。 概言之，虽然学术界关于邮件运动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并未穷尽该问题的历史意义。首先，仅就邮件运动本身而言，仍有值得探讨之处。比如，推动废奴主义者发动邮件运动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是什么？邮件运动与19世纪30年代特定的政治文化有何关系？邮件运动到底有没有政治属性？其次，在分析邮件运动的政治影响时，现有的研究要么侧重民众的反应，要么关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活动，没有考察二者之间在思想、话语和行动方面的互动。更重要的是，美国学者大多把邮件运动置于南部史的脉络之中，将目光聚焦在南部，没有深入分析其对北部州和全国政治产生的影响。如果将邮件运动置于奴隶制政治演变的整体脉络之中，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值得探讨，比如，邮件运动是如何推动奴隶制问题成为全国性政治议题的？邮件运动对南部州权主义和宪法观念产生了什么影响？对北部州的废奴运动和公共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对密苏里危机以来所形成的奴隶制政治格局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将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上述问题，探讨邮件运动对于内战前美国奴隶制政治兴起的历史意义。 一、废奴邮件运动的开展 美国学者普遍认为，废奴主义者发起邮件运动的主要原因是应对废奴运动遇到的困难。这种解释的确无可厚非。但是，如要深刻体察废奴主义者发起这场活动的根本原因和主要目标，我们则需要将该事件置于废奴运动的整体脉络之中，进一步探究废奴运动为何遇到困难，以及废奴运动自身的特点与邮件运动之间的关系。此外，我们还需将邮件运动置于更大的历史语境之中，分析其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及奴隶制政治格局之间的关联。 1831年1月1日，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创办《解放者报》（Liberator），吹响了废奴运动的第一声号角。次年12月，阿瑟· 塔潘（Arthur Tappan）、刘易斯·塔潘（Lewis Tappan）、詹姆斯·G.伯尼（James G. Birney）等北部州的废奴主义者在费城成立第一个全国性激进废奴组织——美国废奴协会，标志着废奴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兴起。 在废奴运动兴起之初，废奴主义者迅速发展出一整套废奴理念，其核心是“立即废奴”（Immedialism），即要求奴隶主立即彻底废除奴隶制，且被解放的奴隶应马上获得自由，不得为他们以自由身份进入社会设置任何准备期；被解放的奴隶应留在美国，成为自由劳动力，享受与白人同等的合理报酬；被解放的奴隶还应获得与白人同等的自然权利。该思想的基础是对奴隶制的道德批判。废奴主义者一再强调，上帝赋予所有人不可剥夺的享有自由的权利，奴隶制违背了这一上帝律法，因而是一种“巨大的罪恶”。而且，奴隶制也是对“自由、平等”这一美国立国原则的背叛。废奴主义者还彻底否定奴隶主对奴隶的财产权，认为解放奴隶不仅没有侵犯真正的财产权，而是将奴隶劳动所得的合法财产交还给他们。 在种族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的美国社会，废奴主义者的理念显得非常激进。19世纪初以来，虽然南北地区的白人群体对奴隶制的看法存在分歧，但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奴隶制的确具有天生缺点，但它是英国留下的不良遗产，美国人民不应对其负责；奴隶制如此深刻地根植于美国历史和现实之中，如果贸然将其废除，会侵犯南部的州权和奴隶主的财产权，导致联邦分裂，甚至引发黑白种族之间的战争；黑人在各方面都落后于白人，不能享有与白人同等的自然权利，且难以融入白人社会。总之，奴隶制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处理奴隶制的最好办法是将其命运交给上帝和未来，期待其理性而渐进地消失。与这些共识相比，废奴主义者的理念无疑激进得近乎狂热。即便在反奴隶制阵营内部，废奴主义者的观念也难以被其他反奴隶制人士所接受。 这种激进的理念，使废奴运动遭遇严重困难。在北部自由州的很多白人看来，废奴主义者是狂热的煽动分子，只会引发社会动荡，威胁联邦生存。因此，废奴运动不仅无法吸引到足够多的“皈依者”，还难以得到普通的奴隶制反对者的支持，这直接导致废奴运动出现严峻的资金短缺问题，难以大量印刷和传播出版物。更糟糕的是，废奴主义者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从1833年起，北部自由州发生多起针对废奴主义者的暴力事件，激进的反废奴人士骚扰废奴主义者的会议，捣毁废奴主义者的印刷厂，并对废奴主义者进行人身攻击。在南部蓄奴州，对废奴主义者或有废奴嫌疑之人滥用私刑的行为则屡见不鲜。北卡罗来纳州议会在1830年通过法律，对传播反奴隶制言论者施以重刑。与此同时，在美国废奴协会内部，以威廉·加里森为代表的波士顿激进派与以协会主席阿瑟·塔潘为首的纽约温和派之间存在分歧，废奴协会面临分裂危险。 1835年5月，美国废奴协会在纽约举行第二届年会，与会代表经过讨论，认为发动一场邮件运动——向南部邮寄大量宣传立即废奴思想的出版物，有利于提高废奴运动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帮助废奴协会摆脱危机。方案的最早提出者刘易斯·塔潘认为，此举“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以恰当的方式组织同道，使废奴协会取得上百倍的成就”。废奴出版物《人权》杂志则明确指出：“真正阻碍废奴事业的只有一个东西：冷漠”，“如果你想把人们从愚蠢、邪恶的习惯中拉出来，就必须闹出点动静，制造轰动，做一番能引起所有人关注的事。” 邮件运动的发起，也与废奴运动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废奴运动是一场以大众动员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废奴主义者并不寄望于依赖现存的政治体制来废除奴隶制，而是试图通过动员体制之外的普遍民众来推动废奴事业。因此，废奴主义者将改变公众意见作为运动的核心策略，即以道德劝诫（moral persuasion）的方式改变人们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公众意见，让他们认识到奴隶制的邪恶本质，进而立即将其废除。废奴运动的重要领袖威廉·加里森曾指出，奴隶制的废除并不“需要以流血或暴力攻击的方式进行”，“仅仅需要对公众意见来一次彻底的革命”，就足以让人们认识到奴隶制的罪恶，进而废除奴隶制。废奴运动的这一特点，在邮件运动中体现得颇为明显。在南部地区宣传废奴思想，引导人们认识到奴隶制的罪恶，进而采取废奴措施，正是邮件运动的重要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邮件运动是19世纪上半期美国政治文化的产物。在美国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美国民众尤其是政治精英对公众意见这一颇具民主色彩的现象和理念持怀疑态度。19世纪初以来，随着美国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公众意见“获得了力量”，多数人的观念具有了绝对的正当性。这种对公众意见的尊重乃至膜拜，是19世纪上半期美国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乔治·班克罗夫特在1826年说道：“人民的声音对于我们来说最有力量”，“这是我们的神谕，我们承认，这也是上帝的声音”。 而且，在19世纪上半期，美国发生了所谓的“通讯革命”，交通条件的改善、印刷媒体的盛行、电报的发明，使信息流动变得前所未有的快速和便捷，将人们从地方精英或地方多数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政治从地方领导人之间的敌对游戏变成了对公众意见的争夺。在这样一个公众意见至上、信息流通便捷的时代，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势力都会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公开化、最大化，以压制或湮没对手的声音，从而影响和塑造公众意见。这意味着在内战前的三十年中，政治不仅仅是选举、担任公职等制度化权力的竞争，而是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展开的对公众意见的争夺。因此，当时的各种社会群体，比如彩票推销商、禁酒主义者、安息日运动者等，都普遍利用邮政体系来传递宣传信息。只不过，在宣传活动的规模和速度方面，废奴主义者在1835年所发动的邮件运动可谓无出其右。 邮件运动的第一步是筹集经费和印刷更多的宣传品。协会计划在1835年内募集到3万美元，但是由于邮件运动获得绝大多数会员的支持，不到两个月就募集到将近一半的经费。协会将《奴隶解放者报》（The Emancipator）由周报改为月报，同时又新增三种月刊。一是针对儿童的期刊《奴隶之友》（Slave’s Friend），旨在通过反奴隶制的逸闻趣事和木刻画，给“未来的一代人注入对奴隶制的深刻痛恨”；二是综合性期刊《废奴记录》（Anti-Slavery Record）；三是评论性期刊《人权》（Human Rights）。协会还对出版物的发行做了具体规划：在每月的第一周印《人权》杂志，每次印刷2万份，并逐渐增加至5万份；在接下来的三周，依次印刷《废奴记录》、《奴隶解放者》和《奴隶之友》，每次均印刷2.5万份。这些出版物的核心理念是对南部奴隶主进行道德劝戒，并无任何呼吁奴隶暴乱的言辞，这是因为不采用暴力是废奴运动的核心原则之一。美国废奴协会在成立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恳求那些受压迫者不要诉诸暴力——我们只会依赖于藉由上帝之威的精神力量去摧毁那坚固的牢笼。” 1835年7月中旬，邮件运动正式开始，其最明显特征是规模巨大。在首次投递邮件时，美国废奴协会通过纽约市邮局寄出将近1.75万份出版物，这大概是当时纽约市期刊印刷机构通过邮政体系所邮寄的期刊总数的一半。而在整个邮件运动时期，废奴协会所发送的邮件大致相当于南部蓄奴州所印刷的期刊数量的总和。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邮件投递行为。为了让邮件顺利抵达南部，美国废奴协会采取了三大谨慎措施。首先，他们精心设计出版物的版式，尽可能降低被审查隔离的可能性。《1792年联邦邮政法》规定，邮政体系的公职人员必须毫无歧视地传递以恰当版式发行的报纸（newspaper），但是对于传单(tracts)、小册子(pamphlets)和杂志（magazines）等大规模发行的非报纸类期刊（periodicals）要慎重检查。美国废奴协会以报纸版式印刷《奴隶解放者报》和《废奴记录》，《人权》和《奴隶之友》虽以杂志版式印刷，但采取的是当时大多数杂志的通用版式，邮政职员一般不会将其隔离出来。其次，美国废奴协会没有为这些废奴材料预付邮费，而是让收信者支付。这个似乎有违常理的举动其实是废奴主义者的谨慎之举，因为如果他们预先支付邮费，邮递员无法从其所接收的每个邮件中抽取回扣，也就会失去替他们认真传递邮件的动力。最后，美国废奴协会利用城市地址簿、宗教团体记录和地方名人概览，获得近两万名南部社会精英人士的详细收信地址，这些人包括牧师、报纸编辑、公职人员等。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协会相信这些地方精英是公众意见的塑造者，一旦废奴宣传物使他们认识到奴隶制在道德上的堕落，他们就会引导公众反对奴隶制；二是避开南部奴隶主对废奴运动的一贯指责——废奴主义者试图煽动奴隶叛乱。 总体而言，邮件运动似乎没有政治诉求，其目的是“制造轰动”，对南部社会精英进行“道德说服”。与废奴主义者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和第三党运动等废奴活动相比，邮件运动具有明显的“非政治性”特征。或许正因为如此，研究废奴运动的学者普遍没有意识到该事件之于美国政治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当时的历史语境，会发现这起社会运动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却具有明显的抗争性政治属性，能给现有的政治秩序带来强烈冲击。 邮件运动兴起之时，美国的奴隶制政治正处于表面沉寂之中。这种局面始于1819年密苏里危机。在建国之初，奴隶制一度从全国性政治辩论中消失，南北双方尚能在政治体制内平稳地解决相关争议。19世纪初以来，随着棉花种植业在南部的快速兴起，奴隶制成为南部的经济命脉，并表现出强烈的对外扩张趋势，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妥协空间越来越小。1819年，在密苏里能否以蓄奴州加入联邦问题上，奴隶制再次成为全国性政治议题，南北双方陷入极端对立，联邦首次面临分裂危机。南北双方经过艰苦谈判，最终达成妥协，有惊无险地浇灭了这场“烧毁联邦的大火”。密苏里危机充分表明，奴隶制问题具有巨大的危险性，如果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导致全国性政党分裂，甚至会毁灭联邦。因此，辉格党和民主党这两个第二政党体系中的全国性政党对奴隶制问题采取“去政治化”的策略，即尊重密苏里妥协，避免就奴隶制展开辩论，一旦奴隶制问题引发争议，立即搁置争议、达成妥协。这一共识也是第二政党体系得以形成的基础。19世纪30年代以来，两大政党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合众国银行、保护性关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领导方式等问题，奴隶制问题被双方心照不宣地搁置起来，不仅退出全国视野，而且从公共话语和政治辩论中消失。 在奴隶制问题被“去政治化”和“地方化”的历史语境中，邮件运动具备了明显的挑战奴隶制政治格局的特征。从抗争政治的角度看，邮件运动其实是废奴主义者所采用的一种全新的“抗争剧目”。与反奴隶制人士采用的国会请愿、政治游说、巡回演讲等传统的“抗争剧目”相比，邮件运动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废奴主义者与奴隶主之间有着直接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引发后者更加激烈的反对，二是废奴主义者的抗争行为是在邮件体系所构建的更广泛的公共空间内进行的，能产生更大的动员效果。这两大特点使得邮件运动可以推动奴隶制问题进入全国性公共生活，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议题。当然，邮件运动能否打破奴隶制政治的表面沉寂，使奴隶制问题再次变得“政治化”和“全国化”，也与国家权力卷入该事件的方式和程度密切相关。19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棉花种植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交通运输技术的突破、国际市场上棉花需求量的增加，南部快速发展成为一个以奴隶制种植园为基础的“棉花帝国”，并开始积极向密西西比河上游扩展奴隶制，因而加剧了南北双方在资源和权力方面的竞争。这样的历史语境，极有可能导致邮件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对此，少数废奴运动领袖已有所预计。小伊莱泽·怀特（Elizur Wright, Jr.）曾向一位朋友吐露：“我们会看到一场冲突即将发生，而且它的规模将超越过去发生的所有小冲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