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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奴隶制问题的政治化和全国化 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因美墨战争爆发和西部领土大规模扩张，奴隶制开始成为美国政治的中心议题，并不断引发南北双方的对抗，最终导致密苏里妥协的崩溃和奴隶制政治的兴起。但是，从前文论述可知，早在1835—1836年间，邮件运动就已经打破两大政党对奴隶制问题的“封锁”，使其成为美国公共领域和政治辩论中的焦点问题。从更长时段看，邮件运动使奴隶制问题不可避免地走向政治化和全国化，最终打破了密苏里妥协，推动了奴隶制政治的全面兴起。 首先，邮件运动使南部蓄奴州社会精英感知到奴隶制所遭遇的巨大危险，促使他们以更加激进的态度捍卫奴隶制，这种极端化的立场成为打破密苏里妥协的重要力量。 邮件运动致使南部蓄奴州的政治拥奴主义走向极端。自18世纪90年代起，南部蓄奴州就一再强调联邦宪法对奴隶制的认可和保护，以阻止联邦政府或北部非蓄奴州干涉奴隶制。但是，邮件运动的发起者不是联邦政府或北部自由州，而是北方公民及公民团体，这就给南部蓄奴州提出一个始料未及的宪政问题：如何才能促使北部自由州和联邦政府禁止废奴运动在北部的发展？当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与南部捍卫奴隶制的需求相冲突时，应该怎么办？州权主义观念和地方自治（local self-sufficiency）这两个南部政治的基本原则，都不足以应对废奴主义者提出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新挑战，南部蓄奴州的奴隶主精英将拥奴主义宪政思想（pro-slavery constitutionalism）推向极致。他们声称，言论自由权虽然重要，但不能用它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权和财产权；奴隶制“是蓄奴州的最核心利益”，不能对其进行自由讨论；在维持蓄奴州的根本利益时，“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和“自卫原则”（self-preservation）这种最高法优先于言论自由权。总之，宪法不仅阻止联邦国会和北部自由州政府对奴隶制进行干涉，也禁止所有美国公民对奴隶制提出质疑和批评。基于这种观念，南部奴隶主精英们提出一个超出其权力范围的过分要求：禁止所有美国公民对奴隶制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弗吉尼亚州丹维尔县公众集会的决议书明确宣称： 我们坚决反对北方私人团体和联邦国会针对南部蓄奴权所作的任何讨论。任何在联邦国会所发生的针对南部州、哥伦比亚特区和准州的奴隶制讨论，都是向南部州发出的一个信号：我们必须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保护我们的生命和财产。 这种极端的政治拥奴主义，不仅没有真正消除反对奴隶制的言论，反而加剧了南北双方在自由理念上的分裂，进一步推动了奴隶制问题的政治化。正如邮件运动所展示的那样，虽然大部分北部州民众和政治精英认可南部蓄奴州的基本立场，即奴隶制是南部的特殊体制和内部问题、废奴主义者的“狂热煽动”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但是他们在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这一“底线”问题上绝不让步。这意味着在公民自由权这一问题上，南北双方将不断发生激烈辩论，最终失去妥协的空间。 在有关“钳口律”（gag rule）的论争中，该趋势体现得非常明显。受邮件运动所引发的极端政治拥奴主义的影响，南部州议员极力推动联邦国会众议院在1836年5月26日通过了所谓的“钳口律”：即国会搁置一切与奴隶制问题或废奴有任何关系的请愿书或文件，禁止议员在国会开会时宣读或讨论任何与奴隶制问题或废奴有关的提案。“钳口律”非但没有封住国会中的反奴隶制声音，反而推动了北部州奴隶制政治的兴起。一方面，“钳口律”激起了废奴主义者的愤怒，他们不断宣传奴隶制对公民自由的威胁，并持续发动签名请愿活动，增加了向国会投递的废奴问题请愿书的数量，这使得奴隶制长期处于北部州的公共辩论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废奴运动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很多北部州议员坚持认为，公民的请愿权与言论自由权一样不可侵犯，导致联邦国会内就“钳口律”展开长期的政治辩论，直至1844年被废止。这意味着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奴隶制问题一直都是联邦政治的重要议题。这场辩论还推动了国会中反奴隶制政治力量的兴起，其主要成员是以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为首的部分北部州辉格党人，他们在未来将成为瓦解第二政党体系的重要力量。 而且，邮件运动推动了南部地区拥奴主义思想的全面兴起。如历史学家德鲁·福斯特所言，虽然在19世纪30年代初，部分蓄奴州知识精英就开始重新为奴隶制辩护，但大规模的系统性论述尚未出现。邮件运动使蓄奴州知识精英意识到，他们必须立刻以全新的激情来捍卫奴隶制，“让潜在的支持奴隶制的情感迅速转变为行动”。因此，在邮件运动之后，蓄奴州精英人士迅速构建起一套基于圣经、自然科学、历史和伦理学的“主流拥奴主义观念”（proslavery mainstream），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与奴隶制相契合的宗教、政府和科学观念。也就是说，邮件运动促使南部蓄奴州形成一套全面、复杂和缜密的拥奴主义意识形态（pro-slavery ideology），它彻底抛弃了奴隶制是“必要的恶”这一传统上南、北地区的白人都普遍认可的观念，把奴隶制塑造为一种能够提升整个南部社会、政治和经济水平的“积极的善”。此后，这种拥奴主义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南部地区最强大的文化说服（cultural persuasion）工具，南部的绝大多数白人，无论是否是奴隶主，都以奴隶制作为界定自我身份的标志，南部地区被塑造成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想象的共同体。这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使得南部在奴隶制问题上变得愈加敏感。在很多南部政治精英看来，蓄奴州在奴隶制政治中的每一点妥协，其实都是南部地区在生活方式、文化体系和政治合法性方面的整体性让步。这意味着，至少就南部而言，密苏里妥协的根基已经部分瓦解，南部将在奴隶制问题引发的政治纷争中走向激进。 其次，南部蓄奴州对邮件运动的激烈反应，尤其是要求北部各州和联邦政府制定有损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法律，引发了很多北方人士对南部蓄奴州的不满，导致了北部州的反奴隶制情绪的增长。 南部蓄奴州对废奴主义者言论自由权和出版自由权的侵犯，催生了一批从公民自由权角度同情或支持废奴运动的反奴隶制人士。1835年10月，《奈尔斯周刊文摘》（Niles’ Weekly Register）编辑希西嘉· 奈尔斯（Hezekiah Niles）在参阅了一百多份报纸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站在南部立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在北方引发了强烈反应，使数以千计原本倾向于或者已经开始凭借公众意见的力量来阻止废奴运动的北方人停止了他们的行动”。事实上，在南部蓄奴州内部，也有明智之士意识到南部激烈反应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1836年1月5日，里士满市的一位编辑撰文指出： 废奴主义者只是美国北部人中差劲的、受人蔑视的少数群体……但是，如果以立法禁止废奴主义者的言论，危险就来了……有朝一日，他们通过鼓吹讨论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争取到的信徒，将远比他们在一个世纪以来经由宣讲奴隶的苦难所吸收的信徒要多得多。 1835年10月，一位名为格利特·史密斯（Gerrit Smith）的纽约人在纽约废奴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讲，讲述了自己成为废奴运动支持者的原因。他所给出的解释与这位南部报纸编辑的预料相差无几。史密斯认为，“言论自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利，得到我们国家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它对个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都至关重要”；言论自由也是民主政府的重要特征，因为“真正的民主政府，不是授予公民更多在其他形式政府下所无法享受到的权利的政府，而是更少侵犯上帝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的政府”；南部人正在威胁美国民主制度的开放性和完整性，他们企图通过制定法律限制北部人的言论自由。史密斯号召北方人不要容忍南部奴隶主的“威胁和暴政”，更不要“犯下投降奴隶制的罪行”，而要为了白人的言论自由权而斗争。 在邮件运动影响下，北部州产生了一批史密斯这样的废奴运动同情者。他们并不像威廉·加里森这样的早期废奴主义者那样，以福音派宗教思想作为反对奴隶制的主要动力，而是受到世俗政治思想的影响，从公民权利和民主政治的角度谴责奴隶制。在整个40年代，这些废奴运动的同情者成为反奴隶制的中坚力量，为地区性反奴隶制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部蓄奴州的激烈反应，还使部分北部州政治精英对州权主义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从殖民地时期到内战爆发，州权主义一直是南部蓄奴州为奴隶制辩护的最强大武器。州权主义具有强烈的防御性色彩，即对联邦政府的权力保持高度的质疑，坚决反对其干涉各州内部事务。在19世纪上半期的历史语境中，州权主义的这种防御性特征与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反国家权力传统和地方自治传统非常契合，具有难以辩驳的正当性。 但是，蓄奴州在邮件运动中的反应，暴露了南部州权主义所蕴含的根本性悖论。一方面，蓄奴州在谴责废奴主义者和为奴隶制辩护时，一再强调州主权的独立性，声称奴隶制是南部内部体制。另一方面，蓄奴州在试图镇压废奴主义者时，又试图依赖联邦政府的权力，要求联邦国会制定新邮政法，甚至要求北部州制定限制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法律。这种悖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州权主义的正当性，因为它极易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州权主义到底是州主权至上主义，还是州利益至上主义？州权主义到底是一种坚定不移的政治原则，还是一种可以被任意操纵的政治话语？ 在邮件运动中，部分北部州的政治精英就敏锐提出了这一问题。赛迪厄斯· 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在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出台的关于邮件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南部如果真的相信州权的至高无上，就“不会要求宾州这个主权州制定禁止废奴言论的法律”，因为这本身就是对“州主权赤裸裸的侵犯”。宾州州长约瑟夫·里特纳（Joseph Ritner）在1836年初的议会演讲中公然宣称，“州权不过是奴隶主利益的代名词”，“在奴隶主看来，只有自己的利益才能被归于州权”，为了自己的利益，南部州会“肆无忌惮地干涉其他主权州”。即便在美国历史中留下“伟大妥协者”美誉的亨利·克莱，在反对新邮政法提案时也不无讽刺地质疑道：既然“州权如此完整和独立”，南部州为何要赋予联邦邮政体系如此大的权力呢？“难道南部州不害怕联邦邮政部长干涉南部的特殊体制吗？”尽管这种对南部州权主义的质疑在当时尚不普遍，但是它表明，自邮件运动开始，奴隶制在政治方面的最重要合法性基础已经遭到部分北部州政治精英的质疑。在此后数年中，这种质疑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反奴隶制宪法理论，并被自由党、自由土地党等新兴的反奴隶制政治力量所使用。 此外，邮件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废奴运动度过了早期危机。邮件运动所引发的全国性政治辩论，极大地增强了废奴运动的影响力。废奴主义者在公民自由权方面的“弱势”地位，反而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北部州政府和联邦国会对言论自由权底线的坚守，使得废奴主义者保住了合法的政治身份。这些因素的累加，使得废奴运动不仅没有被南部镇压下去，反而取得了更大发展。在1835年5月，美国注册的废奴团体有200个，仅仅一年后，就增加到527个。在这个时间段，美国废奴协会的出版物新增了15000个订阅者。从地域上看，废奴主义从西部发展到东北部的波士顿和纽约，以及更多的农村地区。俄亥俄州北部的西部领地、印第安纳州的最北部、密歇根州的东部、纽约州的上部、佛蒙特州的西部和马萨诸塞州的西部，成为反对南部政府的温床和招募废奴主义者的大本营。废奴运动的发展，意味着一个从道德和权利层面坚决反对奴隶制的声音持续在北部的公共领域中回荡，不断对北方的公众意见产生影响。 总之，邮件运动加剧了南北双方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密苏里妥协得以存在的基础，使奴隶制问题不可逆转地走向全国化和政治化。此后的十多年中，在逃奴问题、美墨战争、“威尔莫特附文”之争等问题上，美国政治精英曾多次尝试复制密苏里妥协，将奴隶制问题“去政治化”，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而告终。即便是由辉格党和民主党极力达成的“1850年大妥协”，也很快就走向破裂，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南北之间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对立。 结语 长期以来，不少历史学家在看待废奴运动与内战前美国政治演变的关系时，往往聚焦于废奴主义者与南部奴隶主之间的对抗，认为 “进攻性的废奴主义者”刺激“防御性的南部奴隶主”，迫使后者发起反击，进而加剧了南北之间的对抗，最终导致战争爆发。从前文对邮件运动的分析可知，这种冲击—回应式的因果叙事显然过于简单，有将内战起源完全归咎于废奴主义者之嫌。固然，在邮件运动的兴起过程中，废奴主义者功不可没。他们虽然是观点激进的少数派，但是通过组织化的社会运动，突破政党体系和公共意见的束缚，将奴隶制问题推向公共领域之中。而且，废奴主义者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作为自卫的武器，让奴隶制问题变成与所有美国人的自由紧密相关的全国性问题，促使权利层面的反奴隶话语出现在美国主流政治之中。 然而，邮件运动之所以能持续升级，并不完全是废奴运动本身的攻击性所致,南部蓄奴州对废奴主义者的过激反应和北部自由州对公民自由权的坚守也是重要原因。导致这种结果的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语境：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奴隶制已经造成南北之间的政治文化分裂。在面对同一起事件时，南北双方在价值判断上大相径庭，南部蓄奴州考虑的是如何解决自由与奴役的悖论，并尽力消除奴隶制可能遇到的任何威胁，而北部则考虑的是如何捍卫自由的价值。这种分裂的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废奴主义者的影响力，使他们可以超越自身的边缘处境，重新界定奴隶制政治。 总之，在内战前的三十年中，当选举、政党竞争、国会游说等常规政治手段均无力应对奴隶制这一美国民主政治的“癌症”时，废奴主义者在社会领域不懈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直面奴隶制问题的勇气，为北部自由州和联邦政治向反奴隶制的方向转变提供了持久而顽强的动力。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