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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部州的激烈反应与奴隶制公共议题的形成 邮件运动像一枚投入南部蓄奴州的重磅炸弹，引发了南部社会的激烈反应。从1835年7月到12月，南部地区兴起了一场反对废奴主义者的风潮。在此过程中，奴隶制问题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公共议题。 查尔斯顿事件是这场抗议风潮的导火索。1835年7月29日上午，从纽约出发的“哥伦比亚号”蒸汽货轮“满载着废奴主义者的小册子”抵达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港。当晚，一个名为“私刑者”的极端拥奴团体闯入邮局，将废奴协会的邮件洗劫一空。次日晚上，“私刑者”当众烧掉了这些邮件，并对威廉·加里森、阿瑟·塔潘和塞缪尔·汉森·考克斯（Samuel Hanson Cox）三名废奴运动领袖的肖像象征性地施加了绞刑。查尔斯顿事件因极具戏剧化色彩，立即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全国范围内的大量报道，使得这起地方性事件进入到全国性公共领域之中。 查尔斯顿事件之后，反对废奴主义者的公众集会迅速席卷整个南部蓄奴州。据美国学者琼斯统计，在1835年8月至12月期间，南部共发生150多起反对废奴运动的公众集会。除了肯塔基州和特拉华州，每个蓄奴州都举行了公众集会。实际发生的公众集会可能更多，因为琼斯统计的只是报纸报道过的集会，很可能还有很多集会没有留下记录，或者相关记录已经丢失。这些集会的组织者是拥有一定财产和地位的精英人士，其中多为奴隶主，但参与者囊括了各个白人阶层。 对于这些公众集会的参会人员、组织方式和集会言论，学者们已经作了深入分析。但是，他们并未考察这些言论背后的话语策略，以及南部民众采取这些策略的原因。综合考察南部各州公众集会的讨论过程和决议书，我们发现，它们在话语策略方面具有几个共同特征。 首先，大多数公众集会都避开废奴主义者的锋芒，拒不讨论奴隶制正义与否这一关键问题。南卡罗来纳州巴恩维尔县（Barnwell）公众集会明确表示，会议的目的“不是讨论奴隶问题，而是谴责废奴主义者和他们的邪恶计划，并采取措施惩罚这些邪恶的煽动者，挫败他们的邪恶方案”。在查尔斯顿市的公众集会上，委员会声称，他们“有意地没有太多讨论奴隶制问题”，也没有“从道德和宗教立场上”对奴隶制是否应该保存进行辩护；因为 “不允许在本州之内讨论奴隶制”既是南卡罗来纳州人民“坚定不移的信念”，也是他们“州权的与生俱来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弗吉尼亚州北安普敦县（Northampton）的公众集会则更加极端地声明：“我们不愿堕落到将奴隶制问题作为一种政治、道德或宗教问题进行讨论”，因为“奴隶制在这些问题上的合理性，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其次，大多数公众集会都从政治权利出发，强调奴隶制之于美国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公众集会一再声明奴隶制的合宪性，宣称自联邦诞生之日起，奴隶制就得到联邦宪法的认可和保护，任何对奴隶制的干涉都是违反联邦宪法的。而且，奴隶主作为联邦的公民，其财产权、生命权等合法权利应受到联邦宪法的保护，废奴主义者的“煽动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基于此，几乎所有的公众集会均宣称奴隶制是南部的“内部政策”（domestic policy）和“特殊体制”（peculiar institution），外人无权干涉。查尔斯顿公众集会的决议可能是南部地区印刷和阅读范围最广的，其第一条宣称： 我们认为以下所言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从任何方面来说，奴隶制都是蓄奴州的内部问题（DOMESTIC QUESTION），该问题的处理权只属于这些州的公民，其他任何非蓄奴州的人没有任何权力以任何方式干涉此问题，而且这种干涉是违背联邦宪法的，不能听之任之。 再次，大多数公众集会都刻意夸大废奴主义者的危险。几乎所有的公众集会都给废奴主义者贴上“狂热”、“鲁莽”、“邪恶”的标签，并一再宣称废奴主义者要煽动奴隶发动暴力叛乱，引起种族战争。佐治亚州雅典市（Athens）的公众集会谴责废奴主义者在“丧心病狂地煽动奴隶战争”，这不仅会让奴隶主的财产毁于一旦，还会“将他们妻子和女儿暴露在最野蛮的欲望之下，让所有人陷入最残暴的大屠杀之中”。阿拉巴马州卡罗维尔县（Carlowville）的公众集会形象地描述了废奴主义者的危险：“这个煽动团伙正在竭力将火把扔进我们的房屋，将有毒的杯子举到我们的嘴边，将刺客的匕首挥向我们的咽喉”。 从1835年11月开始，南部反废奴公众集会活动逐渐结束，对邮件运动的反对从社会领域进入州政治领域，佐治亚、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密西西比、阿拉巴马、路易斯安那、肯塔基等南部州和部分边界州的州长相继发表演讲，各州议会也先后通过相关决议。这些演讲和决议在内容上大同小异，其基本观点和话语策略与公众集会几乎如出一辙。唯有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乔治·麦克达菲（George McDuffie）更为极端。他公开为奴隶制辩护，宣称“没有任何人类体制能够比奴隶制更加明显地体现上帝的意志”，奴隶制不仅不是道德罪恶，而是“共和政府的基石”，并呼吁对废奴主义者这一“人类公敌”判处死刑。 南部地区的公众集会和州政府之所以采取上述话语策略，主要是为了弥合内部分歧，塑造统一的共同体意识，以给联邦政府和北部非蓄奴州施压，迫使其镇压废奴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并不存在一个利益一致的“南部地区”。在奴隶人口比较少的边界州、奴隶人口更多的中南部地区，以及奴隶人口最多的下南部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权力结构，奴隶制之于当地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同。而且，邮件运动发生时，南部白人的奴隶制观念尚处在 “拥奴观念大变革”时期，有些白人已经接受了“积极的善”这种积极拥奴理念，有些仍然坚持“必要的恶”这一消极拥奴理念。因此，南部州的社会精英必须避开奴隶制正义与否这一问题，从政治角度捍卫奴隶制，同时大力鼓吹废奴主义者的危险性。 南部对这套话语策略的选择，也存在有意为之的成分。在这起事件中，南部社会精英首次广泛强调奴隶制是南部的内部政策（domestic policy）。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domestic”一词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从州权主义的历史来看，该词的意思应该是“国内的”，这意味着南部蓄奴州实际上将自己视为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而奴隶制则是主权国家内部的制度，“外国”人士一律无权干涉。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公众集会就明确指出：“如果美国的每个州是分散且独立的国家，且废奴主义者的行为对南部国家的权利和安全构成威胁，但是得到其所在国家政府的容许，那么受害国的公民政府就有权要求这些国家采取措施镇压废奴主义者的行为。” 其二，如果从当时南部蓄奴州流行的家长制理念（paternalism）出发，那么该词的含义应该是“家庭的”。在19世纪前期，南部蓄奴州出现了以“家庭化”（domesticating）来论证奴隶制合理性的现象。具体来说，就是把种植园视为一个大家庭，奴隶主扮演慈善家长的角色，像家人那样对待奴隶，以让奴隶相信家长制是其命运的最好安排。该理念的核心是把奴隶制视为一种家庭制度（domestic institution），以家庭观念来对其进行认知和管理。这意味着奴隶制是私人领域的问题，与国家制度无关。这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强调奴隶制的南部属性，宣扬南部对奴隶制的独立处置权。 纵观南部地区的历史，在由奴隶制所引发的抗议活动中，邮件运动所导致的这波抗议浪潮无疑参与人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广泛。1819年密苏里危机、1828年南卡罗来纳州废止联邦法令危机，以及1831年纳特·特纳奴隶起义，都没有像邮件运动这样，在短时间内引发席卷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抗议风潮。值得注意的是，废奴主义者向南部投递的邮件大多被当地邮局或公民团体没收，对南部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而且，在19世纪30年代，废奴主义是一种极为边缘性的思想，其说服南部人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既然如此，为什么南部对邮件运动的反应会如此剧烈？ 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南部奴隶主担心邮件运动激发奴隶叛乱，威胁奴隶制度的生存。这一解释不免失之偏颇。如前文所述，煽动奴隶叛乱从来都不在废奴运动的考虑范围之内。废奴协会的邮件都是寄给南部社会精英的，而非奴隶。而且，奴隶的识字率极低，即便他们获得这些材料，也无法阅读。因此，对奴隶叛乱的担忧只是南部奴隶主精英的话语策略，其主要目标是渲染废奴主义者的危险，以激发南部共同压制反奴隶制的声音。南部对这种策略的使用由来已久。1822年南卡罗来纳州邓马克·维西（Denmark Vesey）奴隶叛乱的“密谋”被揭露之后，很多南部国会议员认为，密谋发动暴乱的黑人受到密苏里争议中反对奴隶制扩张者的煽动。1831年纳特·特纳（Nat Turner）奴隶起义后，弗吉尼亚州州长约翰·弗洛伊德（John Floyd）宣称，戴维·沃克和威廉·加里森的支持者“派密使和间谍把煽动性的报纸和小册子带入南部”，是导致奴隶叛乱的直接原因。事实上，这些事件与废奴主义者并没有任何直接关联。 邮件运动潜在的巨大影响力，是南部做出激烈反应的直接原因。数量如此之大的出版物在短时间内涌入南部蓄奴州腹地，这种高强度的“轰炸式”反奴隶制宣传攻势在南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因而给奴隶主造成废奴运动已经取得重大发展的印象。在查尔斯顿的公众集会上，就有人指出，邮件运动证明“狂热分子的数量和资源都在以难以预料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废奴组织和煽动性出版物在成倍增加”。更重要的是，邮件运动使南部奴隶主精英认识到，新的传播和印刷技术可以使废奴主义者超越边缘地位，在公共领域内产生巨大影响力。有人明确指出，“废奴主义者不需要众多的人数、影响力和权力；通过出版社和演讲台这样的煽动机器，那些没有真正社会地位的人也能产生不可估量的恶果”。 南部蓄奴州对邮件运动作出激烈反应的根本原因在于奴隶主精英对奴隶制合法性的焦虑。如美国学者威廉·费里林所言，在南部蓄奴州，专制与民主的悖论一直威胁着奴隶制的合法性。19世纪20年代，不受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已经扩展至南部蓄奴州的所有白人成年男性，大量“不蓄奴的移民”也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然而这些人对奴隶制的认同感极低，使奴隶主精英对其统治的合法性感到焦虑。与此同时，到19世纪30年代，虽然奴隶制仍在巴西、古巴、波多黎各等国家存在，但是大规模的奴隶制已经成为美国南部的“特殊体制”——一种将南部地区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区分开来的制度。无论南部的奴隶制捍卫者们如何从宗教、种族观念、人类历史、地方自决等角度为奴隶制辩护，在启蒙观念和废奴浪潮席卷大西洋世界的时代，奴隶制的正当性具有天然的缺陷。正是出于对奴隶制合法性的焦虑，南部奴隶主精英对于任何批评奴隶制的声音都报以超乎常情的戒备心理。邮件运动“鲁莽地撕开了南部先辈们为奴隶制问题贴上的封印”，威胁到奴隶主精英的统治合法性，故而他们会歇斯底里地反对。 南部州的激烈反应，不仅没有压制反奴隶制的声音，反而使奴隶制问题迅速变成全国性公共议题。首先，南部蓄奴州所举行的多起反废奴公众集会、州政府的相关措施以及各地报纸的广泛报道，使邮件运动发展成一场全国性轰动性事件。南部人士在严厉谴责废奴主义者的同时，也将原本处于社会边缘的废奴主义者推向了全国性公共舆论中心，客观上增加了废奴运动的影响力。 其次，南部奴隶主所采取的话语策略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推动奴隶制问题更加快速地进入公共领域。前文已经提及，在19世纪30年代，大部分美国白人都将废奴主义者视为激进的狂热分子，故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的强烈道德批判难以引发足够的社会关注。而且，大部分美国白人并不希望就奴隶制的正义与否展开辩论，担心此举会危及联邦稳定。南部蓄奴州从州权角度为奴隶制的辩护，使奴隶制问题的核心从奴隶制正义与否这一道德性问题，转变为处置奴隶制的权力归谁所有这一政治性问题。这种转换大大削弱了奴隶制问题的激进色彩，使得其更容易成为全国性公共议题。 此外，南部蓄奴州的公众集会和州政府还对北部自由州和联邦政府提出了三个诉求：要求北方民众采取积极行动反对废奴主义者；要求北部各州议会立法禁止废奴主义者传播废奴言论；要求联邦国会立法禁止废奴主义者利用邮政体系传播废奴出版物。为了实现这些诉求，不少南部人士呼吁采取非常手段“要挟”北部州。比如，呼吁南部抵制对废奴主义者态度友好的北部商人，终止与有废奴运动活动的城市之间的商业往来。佐治亚州西蒙斯顿市（Simonton）的公众集会报告甚至声明，如果北方的议会不能以法律手段镇压废奴运动，南部可能退出联邦。这些强硬诉求，无不在推动奴隶制问题进入全国性政治辩论，成为最核心的公共议题。 总之，南部蓄奴州的激烈反应使奴隶制问题自密苏里危机之后，再次进入全国性政治辩论之中。正如当时一位报纸编辑所言:“密苏里问题以另一种形式，以一种极为激烈的方式复苏了。克制，从未像今天变得如此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