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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报刊中的“文明”话语 美国报刊对甲午战争从一开始就给予高度关注，对战争进程作了大量报道，尤其是对“高升号”事件、平壤战役、大东沟海战、旅顺战役和旅顺大屠杀、威海卫战役、马关和谈等重大事件普遍作了报道。然而，在美国报刊对此进行报道之时，“文明”话语普遍运用于相关报道和评论中，从而导致大多数美国报刊只是从抽象的西方“文明”价值观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来评判中日双方的战争行为。笔者以“文明的”、“中国”、“日本”、“战争”4个关键词并列，对19世纪美国报刊数据库（19th Century U.S. Newspapers）进行检索，从1894年7月25日至1895年4月30日共检索到52篇相关文章，表明“文明”一词在报道这场战争中较高的使用频率。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该数据库并不包含《纽约先驱报》、《纽约论坛报》、《纽约时报》、《纽约世界报》、《华盛顿邮报》等报刊。因此，上述检索结果只是一种不完全统计。笔者认为，恰恰是上述几大报刊在19世纪末的美国具有巨大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也主要以这几大报刊为例，考察甲午战争期间美国报刊相关报道中的“文明”话语。 美国报刊在评论甲午战争时的“文明”话语，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站在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立场来评价这场战争，认为日本代表西方“文明”而最终会取得战争的胜利。 甲午战争爆发后至平壤战役和大东沟海战发生前，许多美国报刊通过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来分析战争可能的结果。总的来说，这些分析大多都提到了中国在人口数量、领土面积和物质资源方面具有的优势，但从中日两国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军队的组织纪律性及其战斗力等方面进行对比，大多数报刊认为日本由于学习和代表西方“文明”，因此在这些方面会具有一定的优势，最终有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例如，1894年7月29日的《纽约论坛报》通过对比分析认为，中国在人口规模和地理位置等物质因素上比日本具有决定性优势，但是，“在教育、工业、自由政体以及一切文明的因素方面，日本将会与美国及西欧国家并驾齐驱，而不是与亚洲国家为伍。这种特质在战争以及和平时期都有表现。日本的兵工厂、铸造厂和造船厂都可与世界上最好的相媲美。日本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要远远胜过中国军队。在勇气、持久的毅力和爱国精神方面，两国之间也无法相比。”因此“有理由指望日本人的精神可能会比中国庞大的物质力量更强大”，最终胜利会属于日本。这一评论，虽然看到了晚清政府的无能可能会抵消其人口众多和地大物博的优势，但总的来说是站在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角度来评述这场战争。由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因此该报断定日本的精神力量会胜过清朝的物质力量。 日本在取得平壤战役和大东沟海战的胜利之后，一些美国报刊又将日本在这两场战役中的胜利看作是“文明”的胜利。例如，1894年10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文明反对野蛮》的报道，主要内容为R. S. 麦克阿瑟（MacArthur）牧师在纽约加略山教堂（Calvary Church）的讲道，麦克阿瑟声称，“中日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野蛮与文明之间、古老的保守和现代的进步之间、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战争。”日本在鸭绿江口和平壤取得的胜利是“文明”、“进步”和“基督教”的胜利。“《圣经》教导我们，不侍奉上帝的国家必定毁灭。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与这一真理相一致，作为这一真理的自然后果，不遵守当今最高文明法则的国家也必定灭亡。中国必须与19世纪的最高文明保持一致，否则这一文明将把她的帝国碾磨成粉末。”如果说上述《纽约论坛报》的对比分析还稍具理性的话，《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则纯粹是一种宗教的说教，以基督教文明必胜的神话来解释这场现实中的战争。 其次，美国一些报刊相信这场战争会促进西方基督教文明在东亚的传播，并且希望通过日本的胜利来达到这一目的。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清朝和朝鲜的统治者对西方基督教文明一直采取抵制态度，因此被欧美国家指责为“排外”和“保守”，美国一些报刊从日本代表西方文明这一前提出发，希望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以推动基督教文明向中国和朝鲜的传播。例如，1894年7月25日《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中就说道：“由于明显的和天然的原因，美国人民同情日本。我们的衷心祝愿可能对日本在与天朝的战争中没有多大用处，但它当然可以得到我们的祝愿，这也是我们为它所能做的，虽然《纽约先驱报》迫切希望我们的海军给予它大量帮助。”而《华盛顿邮报》之所以断言“美国人民同情日本”，原因在于一些美国人“把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战争当作推进基督教的最佳途径”。因此这一社论接着说道：“很可能，这一战争的结果会有利于‘耶稣基督’宗教的传播……《费城时报》说：‘这些异教徒国家为什么而开战，相对来说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看到在冲突中公平地发动战争，无论谁是胜利者或被征服者，这必然对双方都大有裨益。《圣经》能够在基督教国家中发挥战斗作用，但当遇到不信它的异教徒时，剑和战斧就成了基督教文明最重要的助手。这两个国家都需要一场相互大战带来的教训。按照一般原则，战争是令人遗憾的，但一场中日之间的战争必然会给自由的宗教观念带来无价的益处。’”由此可见，以《华盛顿邮报》、《纽约先驱报》和《费城时报》为代表的一些美国报刊，对中日之间的战争不仅持一种幸灾乐祸的旁观态度，而且认为这场战争有益于基督教文明的传播。关于日本通过这场战争在传播西方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1895年4月9日的《纽约时报》作了如下评论：“考虑到中国人或多或少占了人类的四分之一，中国人的教育对人类进步是一件头等大事。日本人在形势的推动下成为中国人的老师，成为向他们传播文明的真正的传教士。迄今为止，日本人的工作做得特别好，但是他们只是开了个头。必须使中国民众认识到，就像日本民众很久以前就认识到的那样，世界上不是有四种、三种或两种文明，而是只有一种文明，那就是欧洲和美洲的文明，凡不属于这种文明的都是野蛮。当这一真理给中国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时，中国的重生（regeneration）就开始了。”在此，这篇发表于《马关条约》签订前夕的社论，置日本要求清朝割地赔款的苛刻条件于不顾，反而将战争结果看作是日本在传播西方文明方面“工作做得特别好”。 最后，在对待中国的立场上，美国大多数报刊将西方“文明国家”看作一个利益共同体，希望借助于日本的胜利来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由此从中国获取更多权益。 1894年7月31日《纽约时报》发表的社论中就提出，在这场战争中，欧美国家会同情谁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因为，“中国想要使其声称拥有宗主权的所有国家，包括中华帝国本身，对商业及西方文明关闭其国门，而日本的目的则是促使其开放，使其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这也将是日本胜利所具有的效果。”“中国的胜利将会随之强化中国排外和停滞不前的政策，而日本的胜利则会强化日本促进商业和进步的政策。”这篇社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欧美国家的普遍想法，把日本看作为西方侵略朝鲜及中国开道的急先锋，希望借助于日本的胜利来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正因如此，在战争结束之时，当日本提出苛刻的和谈条件并迫使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时，大多数美国报刊并未表达同情，而是将其看作是日本作为胜利者的理应所得，并从中看到了美国获取利益的机会。《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中日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日本人对中国的惩罚，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扩张，而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和促进文明的事业。”《纽约先驱报》也在评论《马关条约》时说道：“日本以和平条约结束了一场胜利的战争，而这一条约是对其在战场上胜利的奖赏。据说，强加于中国的条款出于仁慈而作了修改。可以看到，赔款的数量只是人们料想中国会被要求赔偿的四分之一。……日本获得大面积领土的割让，意味着东方旧的力量平衡被一个年轻、充满活力和扩张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颠覆。在今后影响远东的所有问题中，都必须以非常严肃的方式来对待这个国家。”《芝加哥鹰报》评论道：“日本胜利的结果可能会使中国开放而卷入外贸和文明……日本人带着（西方文明）这些先进生活的标志，在其前面驱赶着不文明的中国群落，让文明敲打它的后背。” 正因为美国报刊从西方文明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出发来看待这场中日之间的战争，因此无视日军的侵略本性及其残暴行径，即使旅顺大屠杀这一事实也没能改变美国媒体评判这场战争的话语基调，日本在其眼中仍然代表了“文明”。美国巴特勒《市民报》在1894年12月20日的一篇报道以理解的口吻说道：“旅顺的日军，像受到这种刺激的文明军队，在发现他们被俘的同胞受到虐待后被激怒而进行了屠杀和报复。”1895年1月14日旧金山《晨报》甚至直接采用日本记者的稿子为日本辩护：“出现暴行的地方一定会发生同样的报复。在一切时代的文明中，所有的基督教布道都不会阻止人们进行同样的回击。战场上的日军在旅顺事件之前就已经手下留情，这完全说明他们受到了很强的约束。……在从事战争方面，没有一个民族能有比日本人更好的记录。如果旅顺事件是日本文明的一个污点，那么西方国家的文明显然具有更深色和更多的污点。”由此可见，尽管克里尔曼等人揭露了日军的旅顺大屠杀罪行，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报刊替日本说话，日本依然被视为西方“文明”在东亚的代表。 甲午战争期间美国报刊中的“文明”话语，与美国政府的主张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果说报刊舆论和“文明”话语对日本政府来说只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工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报刊舆论中的“文明”话语则符合美国政府倡导的价值观，同时也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吻合。在这一点上，报刊舆论和美国政府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这一点通过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1832-1895）的话典型地体现出来。葛礼山在评论《马关条约》中的有关条款时说道：“我认为，日本占领中国领土实际上是暂时的。这是通常的做法，除了某些特定地区成为赔偿的一部分，付款后就要停止占领。我对日本取得的地位的理解是，和平条约的部分条款是中国取消对进口商品征收国内税。在旧体制下，外国商品进入中国要交常规关税。除此之外，当商品运入内地，还要征收一种额外的税。显然，正是这一点，日本坚持应该取消。其他国家曾努力但没能成功取消这种税，它对外国在与中国的商业贸易中是一种负担。显然，现在日本已经介入并坚持要打破这一壁垒，这不只是为了个人目的，而是为了广大文明国家的利益。如果这是真实的，将使日本在世界面前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而且作为文明的捍卫者，利用个人的胜利为所有国家的贸易谋取利益，日本人再也不能被欧洲人或美国人称为‘异教徒’了。对日本来说，这是一次辉煌的行动，因为这标志着这个国家在世界各国当中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这一评论中，葛礼山把日本的行为看作是在为欧美国家谋取利益，因为按照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日本在中国获得的特权也适用于欧美列强。因此，葛礼山把日本从中国攫取商业特权看作是“为了广大文明国家的利益”的“一次辉煌行动”，由此呼吁欧美国家不要再把日本人当作“异教徒”。葛礼山的这段话，与美国报刊舆论完全一致，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美国国家利益。当然，这种看法在欧美各国也具有普遍性。例如,1895年5月6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评述意大利公众舆论强烈反对俄德法三国施压日本时，也简明扼要地表达了类似观点：“日本在最近的战争中为文明而战，打倒了野蛮，所有的文明国家都会从中受益”。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欧美国家声称的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步入了“文明国家”行列。其实，日本所谓“文明国家”的地位是通过做欧美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而获得的。 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自诩为“文明”国家，因此在战争结束时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一种“文明”国家对“半文明”国家的心态，并试图从战后条约中体现出来。1895年8月4日的《纽约时报》在谈及《马关条约》所反映的中日关系时，就认为日本把中国当成了一个“半文明”国家：“应该指出的是，日本人在对待中国时规定，一切新条约的签订，其框架都必须以中国同欧洲列强之间现存的条约为基础。这使中国被当作一个半文明国家而与所有文明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此时日本正在与文明国家缔结友好和商业条约，这些条约把日本当作一个平等国家来对待。当然，条约中的语言并没有表明这一点，但这是事实。”因此，关于《马关条约》反映出来的中国在文明等级体系中的国际地位，英美报刊看得很清楚，只不过这些报刊舆论并没有对中国表示同情，而是认为理所当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