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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宣扬和操纵“文明”话语 日本作为西方国家眼中的“半文明”国家，经过明治维新后力图证明已经成为 “文明”国家，以便修改与西方国家间的不平等条约进而取得东亚霸权。这样，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积极迎合西方“文明”话语，通过操纵“文明”话语来建构自身的“文明”形象和清朝的“野蛮”形象。 在国内舆论方面，日本政府和知识分子充分利用当时国内日益勃兴的报刊杂志，用“文明”话语来动员和宣传这场战争。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言论是福泽谕吉的“文野之战”论、陆羯南（1857—1907）的“人道”论和内村鉴三（1861—1930）的“义战”论。1894年7月29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文，竟然声称：“战争虽是在日清两国之间发生，然究其根源，实乃致力于文明开化之进步一方与妨碍其进步一方的战争，而绝非简单的两国之争。本来日本国人对支那人并无私怨，只欲作为世界上之一国民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普通的交往。但他们却冥顽不灵，不理解普遍的道理，见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心悦诚服，反而欲妨碍进步，竟敢无法无天，对我等表示反抗之意，故不得已才有此战。即是说，在日本人眼中既无支那人亦无支那国，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凡是反对和妨碍这一目的的都是打倒的对象。这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情，而是可以看作一种宗教之争。”在此，福泽谕吉把日本的侵略战争提升到人类道德的高度，提出战争目的不是为了日本的私利，而是为了推动文明进步，以此掩盖其侵略本质。他甚至说：“倘若支那人鉴于此次失败，领悟到文明的力量多么可畏，痛改前非，从而将四百余州的腐云败雾一扫而空，迎来文明日新的曙光，付出多少代价也是值得的，更应向文明的引导者日本国人三叩九拜，以谢其恩。”同一天，陆羯南也在《日本》报上发表《妨害我帝国对韩政策的国度乃非文明之国》，提出日本在战争中应该举起“人道”和“文明”的大旗，这样就会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使其不至于干涉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他认为，国际关系虽然似乎与“人道”无关，但世界上的公法家皆言必称“人道”，如果日本在与他国周旋的过程中举起“人道”这面大旗，西方“文明”国家就不会干涉日本出兵朝鲜。因此他辩称，日本出兵是肩负着“拯救”朝鲜的任务，是“作为先进国对邻邦的厚谊”去“保护”朝鲜，向朝鲜输出“进步”，成为“文明的事物”的“深切的介绍人”，合乎“人道”之义。1894年8月11日，内村鉴三在英文报刊《日本每周邮报》上发表《朝鲜战争的正当性》一文，该文于9月3日又在《国民之友》上以《日清战争的义》为题用日文发表。显然，这篇文章首先以英文发表，其目的是写给西方人看的，内村鉴三在日文版文章开头也表明了这一目的，说这篇文章是“为了使欧美人了解我们的‘义’而努力”。在文章中，内村鉴三声称日本是“代表新文明的小国”，清朝是“代表旧文明的大国”，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是一场“义战”。他说：“日清战争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义战。这里所说的‘义’，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义’，而是伦理上的‘义’。”“支那自身脱离了这个世界的潮流，朝鲜也向他们学习，他们这是在违抗世界的进步。”“支那破坏了社交规则，是人性的敌人和野蛮主义的保护者，必须给支那以惩罚。”“文明的国家对于虚假不实的国家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铁血之道，用铁和血谋求正义之道。”需要指出的是，此时主张“义战”的内村鉴三与后来主张“非战”的他判若两人，导致这种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甲午战争的结果令他颇感失望。野村浩一对此指出：“日清战争正在进行之中时，内村断言这场战争是一场义战，其义战的性质在‘战争结束之后自会明白’，但终于，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我国口中‘宣言义战而实行掠夺之实’的‘伪善’。”由此内村鉴三开始反思他以往的主张：“所谓进步主义战士之使命，难道就是主张义战，将非文明之地域文明化吗？” 由上可见，“文明”、“人道”、“正义”成了甲午战争时期福泽谕吉、陆羯南和内村鉴三宣扬侵略战争的借口和工具。日本报刊的宣传在动员国内民众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日本学者生方敏郎（1882—1969）回忆说，当时日本民众每天都盼望着报纸给他们带来战况报道，每天谈论的都是战争。当平壤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一个正在扫地的妇女扔掉扫帚，高兴得跳了起来”，一个店员则“像疯子一样冲出了房屋”。因此，美国学者詹姆斯·霍夫曼（James L. Huffman）对此评论说，纽约的约瑟夫·普利策和威廉·赫斯特通过培养一种有利的公共舆论氛围而给美国带来了美西战争，日本的陆羯南、福泽谕吉等人对于中日甲午战争同样也起了这种作用。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府还以“文明”话语进行海外宣传，利用西方报刊来展示自己的“文明”形象，为其侵略战争辩护。这样，美国报刊也成了日本政府的宣传阵地。例如，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1851—1937）在战争期间亲自撰文为日本的战争行为辩解，并向美国民众推销日本。他在1894年11月出版的《北美评论》上发表《东方的战争》一文，声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是把日本提升到“文明国家”的行列，力争排除干扰使日本“迈向更加开化、更加自由和更强有力保障国家的繁荣”，因此这场战争的发生并非由于日本的扩张，而是日本为了保卫其“进步”不受中国的妨碍。他提出，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在许多方面差异极大，而且近年来他们走上了越来越不同的道路”，日本自结束闭关锁国以来取得了很大“进步”，而中国仍然“顽固守旧”，“这两个民族的差异在于：日本人意识到了其先前所处状况的危险，寻求从西方文明中获益；而中国人完全满足于维持现状，无意放弃传统的方式。”因此，“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文明势力与世界上最强大和最顽固的保守主义惰性力（vis inertia）之间的斗争。”1895年5月，栗野又在《北美评论》上发表《日本的未来》一文，把日本包装成爱好和平的国家，声称日本学习西方是为了吸收利用日本国家发展所必需的“西方文明和现代进步的元素”，因此日本会保持对外开放，保护外国在日本的贸易和侨民。 留学哈佛大学（后来任日本递信大臣秘书官）的比佐道太郎（Michitaro Hisa，生卒年月不详）于1894年10月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日中战争的意义》一文，提出“战争确实具有广泛的意义——它是进步与停滞之间的一场斗争。日本的胜利意味着现代文明扩大到朝鲜，以及她的财富向世界开放。相反，中国的胜利意味着延续朝鲜的无能，而且这很可能迟早会屈服于俄国的专制。”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分析了英国和俄国在东北亚的争夺，以及清朝的对朝政策，认为朝鲜处于危险的境地，因此日本的目的就是要维护朝鲜的独立，避免其落入英国或俄国之手。与此同时，他还强调，日本“有道德上的义务支持朝鲜”，“正是日本首先使这个隐士王国开放而受到现代文明的有益影响；正是日本把朝鲜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介绍给世界。”但是日本支持朝鲜改革和独立的政策受到了清朝的干扰，并与日本在此问题上发生冲突，这就是战争的起因。因此他认为，“日本的主要目标实际上不是攻打中国，而是保护朝鲜的独立。”在文章最后，比佐道太郎针对西方国家对日本的一些质疑进行了辩护，认为“日本人虚饰的文明经不起战争的折腾”和日本“回归到野蛮”这些看法是错误的，因为西方人不相信“日本力图实现从一个半文明国家向完全文明国家的飞跃”。这样，比佐道太郎以维护朝鲜“独立”和西方“文明”为幌子，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辩护。 同样，留学纽约大学的大石熊吉（Kuma Oishi，1864-1945）于1894年11月在美国《竞技场》杂志发表《导致东方战争的原因》一文，将这场战争的原因归结为日本维护朝鲜“独立”而清朝试图保持其“附庸”地位、日本推动东亚“文明化”而清朝阻碍这种进步。他提出，朝鲜正处在“从半野蛮向更高文明的转变时期”，日本承认朝鲜的“独立”和“自主”，并且有帮助朝鲜的“崇高抱负”，而清朝则把朝鲜当作“朝贡的附庸”，阻扰其成为“文明”国家，并且因“太多偏见而不欣赏现代文明的价值”,因此中日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不仅如此，大石熊吉辩称，日本进行这场战争不仅为了维护朝鲜的“独立”，也是为了推动中国甚至亚洲的“文明进步”。他说：“通过实践检验来使中国相信现代文明的优越性和她自身的微不足道，并且使中国相信，陶醉在对昔日辉煌的回忆中和忘记了危险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是荒唐可笑的，这是日本的崇高使命所关心的；把中国从几个世纪的昏睡中唤醒，将其4亿人口从苦难、愚昧和堕落中拯救出来，以此使文明之光照亮亚洲这块黑暗的大陆，使东方迎来一个安宁和繁荣的承前继后的时代，也是这个海岛帝国的宏伟志向。这一切都促使日本动武。她正在为这个自由、文明和人道的事业牺牲数百万的财富和最优秀勇敢年轻人的生命。”由此可见，日本像在国内利用媒体进行战争动员那样，也打着“文明”和“人道”的旗号，利用美国媒体来引导国际舆论，用西方人熟悉的价值观和话语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 此外，日本政府为了展示自己的“文明之师”和对战争法的“遵守”，达到操控舆论的目的，一方面允许国内66家报刊派遣随军记者129人（其中包括11名画匠和4名摄影记者）对战争进行报道，并且邀请了5名欧美报刊派出的记者随日本第二军进行采访报道，其中包括伦敦《泰晤士报》的托马斯·科文（Thomas Cowen，生卒年月不详）、伦敦《黑与白》周刊兼《标准报》的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Frederic Villiers，1851-1922）、纽约《世界报》的詹姆斯·克里尔曼（James Creelman，1859-1915）、纽约《莱斯利图画周刊》兼《纽约先驱报》的A. B. 德·盖维尔（Amédée Baillot de Guerville，1869-1913）。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日本报刊条例第22条规定，禁止发表有关军队调动、军事机密和军事策略的新闻。因此，就在宣战的那天（1894年8月1日），日本当局颁布了“紧急敕令”，规定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物刊登有关外交和军事事件时，在出版前要将草稿交给行政厅内务大臣审查，经许可后方能发表。违反禁令的发行者、著作者、印刷者将处以1个月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并处以200日圆以上300日圆以下的罚金。不久，关于新闻审查的权力由内务大臣转交给陆军和海军大臣。在这种审查制度下，日本政府以保守军事机密为由，几乎封杀一切不利于日本的媒体言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万朝报》甚至刊文抱怨说，官方的繁琐审查成了一种人为障碍，使民众不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这种新闻审查对欧美记者也有影响，日本政府对亲日的外国记者会提供一切便利，而对刚正不阿如实报道的记者则会百般刁难，甚至威胁其人身安全。日本政府对美国记者A.B.德·盖维尔和詹姆斯·克里尔曼的态度就是如此。盖维尔因其亲日态度而得到日本政府各种关照，而克里尔曼则由于对旅顺大屠杀的如实报道，在日本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许多日本报纸点名指责他，其中,《日本报》社论说：“对给我方带来如此麻烦的随军记者，吾军应断绝其关系，从吾军驱逐，拒绝其随军是正当的。”为了控制记者对日军暴行的报道，日军大本营作出决定，从1895年1月8日起，在第二军，除了以前批准的随军记者外，不再准许任何国内外记者随军。也正是在这一天，克里尔曼被迫乘船离开日本回国。 更有甚者，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期间还采取贿赂收买欧美通讯社的办法来影响舆论。1894年11月中旬，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1865—1936）在给陆奥宗光的报告中说：“为感谢该社(中央通讯社——引者注）以前和今后的尽力服务，拨给了少许的资金。”内田康哉于11月30日给陆奥宗光的另一封电报中说道：“每当出现失实报道，《中央报》总是予以反驳。《泰晤士报》记者证实一个报道说，旅顺口战役后，日本人不加区别地残杀了二百名中国人。《中央报》予以否认，并报道说，除了正式战斗而外，并无中国人被杀。我已经压下了路透社由上海发来的关于我们的士兵在旅顺口犯下最野蛮暴行的电稿。你能否批准我要求的款子，以开始从事报界行动，我已没有钱可用了。”这表明，日本政府不仅收买了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而且采取了一种“报界行动”来干预和操纵国际舆论。日本驻美公使馆临时代办锅岛桂次郎（1860—1933）于1900年7月23日给青木周藏的一封电报也说明，日本驻美公使馆长期向美国报刊提供有关日本的新闻，驻美公使馆“与美国主要报刊关系良好”，自甲午战争以来“一直通过它们来影响美国的公共舆论”。 由上可见，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期间通过各种手段来控制和影响国内外舆论，利用西方“文明”话语来打造自己的“文明”国家形象。对此，一些西方媒体在战争结束之后便有所认识。例如，1895年9月英国《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一篇文章这样评论道：“日本人从战争一开始就希望抓住欧洲媒体来展示自己，在这方面，就像他们在战场上那样，凭借其令人钦佩的远见和组织而取得了成功。他们宣扬自己从事的是一场讨伐黑暗和野蛮的战争，正在传播光明——他们被基督教国家照亮的那种光明，这样他们首先消除了非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