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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思甲午战争中的“文明”话语 众所周知，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获得了割地赔款及一系列特权，并且不久后吞并了朝鲜。这种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打着“文明”旗号、按照西方“文明”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的必然结果。因为，19世纪下半叶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西方国家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成为世界的主宰，非西方世界大部分地区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纽带的全球化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以此现实世界为基础的西方优越感也发展成为一种西方人空前的自负，这样，“文明”概念作为西方一切优势和优越性的最好概括，代表了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西方国家自认为负有教化世界的“文明使命”。关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因此，西方国家在“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过程中，把是否符合西方“文明”作为他们评判国家行为的最重要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其国际行为没有遵循西方“文明”标准，那么，肩负着“文明使命”的强权国家可以以“文明”的名义教训她：她的人民可以被屠杀，她的领土可以被侵占，她的主权可以被破坏。这种虚伪地高喊“文明”而不顾杀戮和破坏主权的行为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19世纪下半叶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话语里的“政治正确”。甲午战争就是日本打着“文明”旗号进行侵略扩张和西方列强以“文明”名义纵容的结果。日本通过战争攫取的领土、利益和特权，似乎就是对日本在战争中保持“政治正确”的“奖赏”。 因此，当中国人在战争中被屠杀时，福泽谕吉竟然如此说道：“数千清兵确实本是无辜的平民，被尽数杀光是有些可怜，但要排除阻扰世界文明进步的妨害物，一些杀戮自是难免，他们不幸生在清国那样的腐败政府之下，对其悲惨命运也应该有所觉悟。”在他看来，这些清兵“死有余辜”，因为他们“不幸”生在一个“阻扰世界文明进步”的国家。这种态度，与福泽谕吉文明观中的一个观点相一致：“国家的独立是目的，现阶段我们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而在福泽谕吉眼里，日本的“独立”“是指应该有独立的实力”，实际上也就是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和称霸东亚的实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日本可以随意使用“文明”这一工具，以“文明”名义标榜自身“政治正确”，并赋予其侵略朝鲜和中国以合法性。就在日本怀着自己的目的操纵“文明”话语之时，西方一些国家及其舆论在“文明”话语中也出现了选择性失明，无视旅顺大屠杀和日本的侵略行为，高唱日本的胜利意味着“文明的胜利”。 然而，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西方“文明”观念的演变史，便可以发现西方“文明”作为一种话语，只是反映欧洲社会特性的地方性概念。埃利亚斯的研究表明，欧洲“文明”概念源于中世纪宫廷社会的“宫廷礼仪”，经文艺复兴时期的“礼貌”，最终于18世纪中叶出现“文明”这一名词，到19世纪发展成为反映欧洲现代社会特性的“文明”概念，并且随着欧洲的对外扩张而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在欧洲扩张过程中，“西方国家……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存的，或者是稳固的‘文明’的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从这时候起，那些推行殖民政策，并因此而成了欧洲以外广大地区上等阶层的那些民族，便将自身的优越感和文明的意识作为为殖民统治辩护的工具，就像当年‘文明’概念的鼻祖‘礼貌’和‘开化’曾经被宫廷贵族上等阶层用来为他们的统治进行辩护一样。”实际上这也意味着“文明”是有边界的。欧洲国家是“文明”的，不具有欧洲社会特性的地方则是“野蛮”的或“半文明”的，这样就以“文明”标准在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划出了分界线，这种边界确立起了19世纪文明等级制的世界图景，欧美“文明国家”是“国际社会”成员，其他国家或民族则处在这个圈子之外。然而，“文明”的边界是移动的，即“国际社会”可以接纳新成员而不断扩大，“半文明”或“野蛮”国家可以达到“文明”标准而成为“文明”国家，进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这种话语，一方面让西方扩张进程中的“文明使命”具有了合法性，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1923-2016）所说：“欧洲人统治支配其他民族，确立自身主导地位时，用文明概念为其行为开脱，提供合法依据。”另一方面，这种话语也让“非文明国家”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有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使它们接受这种等级体系的“合法性”，并自愿接受其规则。19世纪下半叶的日本便成了这类国家的代表。这样，在19世纪西方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文明化”和“西方化”也就成了世界潮流，由此在国际社会中赋予“文明化”以“政治正确”性。 需要指出的是，当“文明”话语依附于西方经济和军事实力而在扩张中强行获得普世性时，其强加于非西方世界的潜在规范力便成了一种软暴力，也就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所说的符号暴力，笔者在此称之为“话语暴力”。“这种合法的符号暴力，就是这样一种权力，即在一特定的‘民族’内（也就是在一定的领土疆界中）确立和强加一套无人能够幸免的强制性规范，并将其视之为普遍一致的和普遍适用的。”无疑，这一界定可以适用于世界政治舞台和国际舆论环境，将19世纪的“文明”标准视为国际政治和舆论中的一种强制性符号暴力。布迪厄认为，符号暴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误识”（misrecognition），即“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这种“误识”也正是19世纪下半叶“文明”话语在世界政治领域的实践过程中所具有的特征。非西方国家在西方经济和军事霸权下接受了“文明”话语，并遵循“文明”标准而参与了这一话语实践，不自觉地认可了这种施加在它们身上的符号暴力。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描述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影响时也指出，“其他地区将欧洲作为衡量的尺度和标准。欧洲对世界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点：往往以暴力方式被加以利用的权力；通过资本主义扩张的无数渠道得以巩固的影响力；就连许多欧洲的受害者也无法抗拒的榜样作用。” 总之，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由欧美国家主导并被日本操纵利用的“文明”话语，通过国际舆论而演变成国际政治中的符号暴力。日本凭借其宣传、公关及在战场上的有利地位，成功操纵了“文明”话语，并与西方国家一道掌握了战争中评判是非的国际话语权，把自己划在了“文明”的阵营，由此给自己的侵略行为披上了“正义”和“合法”的外衣。相反，清代中国则被贴上“野蛮”和“妨碍进步”的标签而被污名化，由此丧失了对日战争的正义性，不仅承受了旅顺大屠杀和割地赔款，而且没有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大多数媒体的理解和同情。以史为鉴，当今国际政治中一些西方国家仍然打着“文明”和“人权”旗号，通过制造国际舆论并掌握话语权，为其干涉他国内政寻找合法性，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