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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美国人斥为异端的启蒙哲人 潘恩一厢情愿地以为法国革命的理想完全是“从美国复制而来”，并将法国革命视作美国革命在世界范围的扩大和在欧洲的移植。他认定法国革命体现的正是华盛顿所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精神和美德，并将开启一个标志着平等与正义的新纪元。在这一时期，潘恩试图冲破民族国家的藩篱，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向法国人介绍美国革命的精神；而另一方面，他的世界主义却遭到法国人和美国人两方面的猜忌，“常识先生”在美国革命以后的一系列怀有启蒙精神的新作也使他在美国逐渐声名败坏，甚至被斥为异端，日渐被边缘化。 《人的权利》的发表为潘恩的事业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开始积极参与到关于法国革命的辩论之中，并将自己视为美国革命在欧洲最天然的代言人。《人的权利》据说有三十万册的销量，影响力不在《常识》之下，甫一出版便引起街头巷尾的热议。当时欧洲对它的反应可谓 “盛况空前” 。据潘恩本人回忆，此书是当时用英文发表的销量最大的作品，而且若算上其他语言的译本，可能总共卖出四五十万册，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都有流传，更有法文等其他语言的译本。《人的权利》更是赢得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喜爱，成为其阶级运动纲领性文本，被奉为“书中之书”。许多激进主义组织的相继成立，吸收了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各类人群，进一步扩大了《人的权利》的影响。也是基于这部作品的巨大影响力，英国各个地方都开始销毁这本小册子。潘恩的敌人们雇佣了一批地痞流氓，用稻草搭起潘恩模拟像放在村头焚烧，而且还把小酒馆里的懒汉和从前蹲过监狱的人利用起来，这些人一旦听到潘恩的名字就大吵大闹。 然而《人的权利》却在美国反响不佳。潘恩曾自负地相信，读过《人的权利》后，美国公民“将会第二次声援《常识》所树立起来的旗帜”。然而，尽管也有不少美国人对“常识先生”的新作《人的权利》赞叹不已，但美国舆论界对潘恩新著的反馈更多还是负面的。杰斐逊虽然乐意看到《人的权利》在美国翻印，然而，当他私下夸赞此书的信笺被书商公开发表时，杰斐逊的脸色就变得难看起来，并即刻向众人澄清自己的立场。有人指出，“潘恩写的这些计划不过是卑鄙无耻的盘算，魔鬼的契约，而一旦那些可怜人与潘恩签订了这些契约，献出自己的鲜血以换取财富，那些财富瞬间会化为灰烬和硫磺，荡然无存。”而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回应潘恩的小册子中明确表明：“尽管潘恩在美国有很高的威望，可谓是我们当今政治信条的教父，但他的这部新著是在为国民议会唱赞美歌，鼓励人们像法国人那样轻率地推翻现存政府，对此美国人绝不会赞同。” 有人开始绘制漫画，讽刺潘恩简直变成了疯子，把“人的权利”坐在屁股底下，而无视几千年来国王的权威和人间的秩序。更有一些美国人不愿意相信这本小册子是出自“常识先生”的手笔，他们认为，有人恶意冒名顶替潘恩写了这本小册子，企图在美国毁损“常识先生”的名望。 而这涉及“世界主义者”潘恩所面临的另一个棘手问题：频繁的跨国活动难免使身在欧洲的潘恩招人话柄。自从离开美国以后，潘恩的身份就暗含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其中一个最直接、也最富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潘恩究竟是以美国人还是法国人的身份撰写《人的权利》？有明确的材料显示，潘恩在革命时期接受了国民议会授予他的法国荣誉公民头衔。1792年，国民议会投票给予潘恩以荣誉公民之衔（同时获得该荣耀的还有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以及当时在巴黎的美国诗人乔尔·巴罗）。 不仅如此，潘恩还应国民议会之邀，代表加莱、瓦兹、索姆、多姆山四省，出席法国国民议会，并兴奋地谈道：“我为那些针对我个人而表达的敬意印象深刻，非常高兴；而当我看到以地域范围划分的爱国主义的藩篱终于被人们冲破，人们也不再将自己的公民身份看作地里的庄稼那般一尘不变之时，我就更加欣喜了”。 潘恩的世界主义略显天真。事实上，他的一系列公开活动遭到美国方面的猜忌。美国人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潘恩与丹东、孔多塞、西耶尔神甫等人一起入选国民议会起草宪法的八人委员会，即便是在美国，潘恩也从未享受这样的荣耀。有人直言不讳地公开向潘恩指出，“既然你已然是法国的居民，就无权干涉美国的政治。”那些排斥潘恩的美国人开始怀疑他是法国政府秘密派来的间谍；更有人注意到，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在革命时期的巴黎日益不受待见，但潘恩是一个奇特的例外。他与巴黎的反美势力似乎走得太近，以至于引起了美国人的误解和反感，“在巴黎，除了一些高尚和爱国的绅士，大多数美国人被视作亡命之徒、虚伪之辈、渣滓和欧洲的歹徒。不用看就知道，他们将美国人视为法国商业的掠夺者、毫无骨气的诽谤者。他们诽谤和中伤最受尊敬的美国人，极为粗俗，且充满恶意，可是潘恩在法国的境遇却截然不同”。 另一方面，开口闭口谈论“美国革命” 的潘恩同样日渐遭到法国人的猜忌。尽管他总是在演说时亲切地称呼台下的法国民众为 “我的同胞”, 并反复申明 “法国革命的事业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但他的法语却非常蹩脚，而他的英文演说也总是三句不离 “美国革命” 。这位从美国来的 “常识先生” 不仅相信是美国革命的浪潮推动了欧洲的革命，还认为对法国革命最有借鉴性意义的“就是最近美国的革命”。1793年的美国独立纪念日，潘恩更是以 “一个美国公民”的名义，发表了致“全欧洲公民”的时评。由于潘恩基本不会法语，又开口闭口谈论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的意义，自然会使一些法国人心生厌恶；在这些人看来，潘恩只是不断重申法国革命是美国革命在欧洲的延续和再现，但实际上对法国一无所知。 事实上，随着法国革命的政治局势日益复杂化，潘恩在巴黎的处境每况愈下。在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就如何处置路易十六的问题争执不下时，作为国民议会代表的潘恩主张赦免路易十六，让这位法兰西的国王前往新大陆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这些都遭到山岳派的记恨。潘恩从出身背景看当属无套裤汉，可他并不认同无套裤汉的激进主张，与他往来密切的反倒是一些吉伦特派。然而罗伯斯庇尔、马拉这些激进派掌握政权之后，吉伦特派就开始遭到恐怖镇压，当初参与起草宪法的八人委员会中，只有西耶尔和另一人成功逃脱，而孔多塞自杀了，丹东被推上断头台。潘恩则被关押在巴黎的卢森堡监狱，在那里处决任何囚犯都不必经过审判程序，人们随时都可能被送上断头台，在漆黑的夜里不明不白地死去。 在愈演愈烈的法国革命中，谁也不曾想到，美国革命的功臣、“常识先生”潘恩正在走向人生的低谷。的确有一段时间，美国人像潘恩一样为法国革命激动、呼喊。当得知三级会议的召开、国民议会的成立、攻占巴士底狱的胜利的时候，他们会走上街头为大西洋彼岸的革命而欢呼。然而，当法国人处死了路易十六，法国革命一步步走向激进和恐怖时，美国人日渐改变了对法国革命的看法。他们开始重新界定法国革命与自身的关联，并以一整套全新的话语厘清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潘恩与其他美国人的区别所在： 要是法国革命的精神为它带来了人类的幸福，那么上千人就不会不经过任何审判就遭到屠杀；上千的妇女就不会怀抱着她们胸前的婴儿，被抛入水沟溺死；年轻的男男女女便不会被剥去衣衫，赤条条地迎面而立，先是被皮鞭抽打，尔后被投入大海，托马斯·潘恩也就不会被囚禁在卢森堡监狱，最后只因野蛮的巴黎人还仰慕着美国的光荣，这才苟且保全了一条性命。 这种描绘虽然反映出美国人对法国革命恐怖时期一些现象的看法，却完全忽略了“常识先生”潘恩在生死关头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任何援助这一事实。动乱时期，作为在法的美国公民，潘恩本可以受到本国政府的保护，但是当时的美国驻法公使古维诺尔·莫里斯却对潘恩入狱一事置之不理。在莫里斯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这位与潘恩素来不和的公使反而写道：“考虑到潘恩的出生地、他在美国的入籍归化程度、以及他的常住地，我很怀疑自己是否有权利宣布他是一位美国公民。” 莫里斯的信中还特意提到潘恩在牢狱中“以写作一本反耶稣基督的小册子为乐”，作为反对援救深陷巴黎的“常识先生”的另一个理由。 莫里斯提到的“反基督的小册子”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理性时代》，是潘恩在巴黎卢森堡监狱中所作，目睹自己亲密的朋友一一被送上断头台后，潘恩开始酗酒，写一些格调抑郁的书信，好几次有了自杀的念头。感到自己命不久矣，潘恩将《理性时代》视为他献给世界各地同胞的最后馈赠，以为这将成为他的绝笔之作。撰写《理性时代》时，潘恩已然56岁，当时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且终日生活在恐怖之中。事实上，完成《理性时代》手稿的几个小时以后，潘恩的确接到了死亡通知，当晚就要被送上断头台处死。他于是将《理性时代》的手稿存于美国诗人乔尔·巴罗那里，自己则已做好赴死的准备。夜里，有168人被带离卢森堡监狱，其中160人被送上断头台，而潘恩也在死亡名单之中。他最终侥幸不死，据说是因为当夜的守门人忘记在潘恩的牢门上做“死刑记号”。然而即便大难不死，由于监狱中环境恶劣，潘恩感染上恶性伤寒，自此一病不起。 《理性时代》和潘恩之前的其他作品一样，带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当时罗伯斯庇尔正在大刀阔斧整顿宗教、废除神职，就连位于巴黎城市中心的巴黎圣母院也改名为“理性神殿”。潘恩反对这些做法，他担心人们因此“很可能会对道德、人性和真正的神学视而不见”。在《理性时代》中，潘恩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他力图向世人证明，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上帝对众生拥有同等的爱；而人们也不需要再到教堂里寻找上帝，人们的思想就是他们自己的教堂。与莫里斯的指控相反，潘恩写作《理性时代》的初衷并非为了砸毁宗教，而是意在为宗教除魅，帮助人们树立理性的宗教信仰体系。在潘恩看来，人对上帝的信仰需要依靠自己的理性热爱上帝，摆脱对神秘、奇迹、神迹、预言等现象的迷信；他认为，不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亦或是穆斯林的教堂，都是伪装成上帝的使者，使普通人无法直接同上帝进行接触，因而世间一切教堂的建立都是为惊吓、奴役人类所设，而那些伪装的上帝使者往往造就了人世间的不公。 潘恩曾经坦言自己在完成《常识》以后，就一直在思考宗教领域的革命问题。美国革命对潘恩而言不仅仅是一场局部地区的独立战争，也不仅仅是欧洲革命的开启，它更加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革命。在《理性时代》中，潘恩延续了启蒙哲人对迷信的公开反对。他质疑圣母玛利亚诞下耶稣基督、未婚先孕的离奇故事，怀疑耶稣基督的故事虚假不实，甚至将矛头直接指向基督教的整个理论体系，宣称《圣经》里那些为人传诵的预言家不过是一些会写诗的人罢了。 然而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启蒙哲人，潘恩思考和写作的出发点仍旧是美国革命。《理性时代》是潘恩对美国革命意义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他走得比其他建国之父都更远。他认为美国革命不仅开启了一个革命的时代，而且将真正给世界各地带来思想的自由，甚至使人类摆脱教会或者其他外在的精神桎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在《理性时代》中，潘恩进一步坦言他在完成《常识》以后就一直在思考宗教领域的革命问题；美国革命对他而言不仅仅是独立战争，甚至也不仅仅是欧洲革命的开启，它同样也是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以及世界各地信徒宗教革命的开端。他断定一切教堂的建立都是为惊吓、奴役人类所设，因此他不相信任何一所教堂，“我自己的思想就是我的教堂”。潘恩力图向世人证明，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仁慈和厚爱。 然而，尽管潘恩试图将自己所理解的美国革命的精神引入宗教改革，并且勇敢地挑战基督教权威，教会的力量却坚如磐石，难以攻克。伏尔泰、休谟、狄德罗这些启蒙哲人都曾感慨教会的力量。狄德罗曾对休谟大声喊叫：“让我们为哲学的命运哭泣吧。我们是在向聋子宣讲智慧，我们确实离理性的时代还很遥远。”休谟则看透了这一时代，将它描绘为“愚蠢、基督教和无知”的王国，而远非一个业已被启蒙的理性时代。潘恩发表《理性时代》以后，教会使出百般解数，诋毁任何胆敢挑战权威的大胆之徒，而一系列针对潘恩的人身攻击也接踵而至。谁都不能否认，潘恩在美国的声望正急剧走下坡路。当潘恩在临死前报以天真的希望，以美国人的身份致信“全体美国公民”，企盼他们保护这本“以理性的武器驱赶谬误”的小册子，然而这时全体美国公民却几乎把他视作疯子。《理性时代》给潘恩带来很坏的名声，一直到19世纪初，仍旧有人匿名发表小册子，对这本小册子的内容逐条加以反驳。一位小册子作者甚至这样告诉潘恩：“写完《人的权利》后，你就应该马上死掉，这样你还留有一些颜面；也许那会儿，美国人还能记得你的英名。如今他们只是对你充满鄙夷。” 如果说《理性时代》让潘恩在虔诚的基督徒中间臭名昭著，那么潘恩致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公开信更是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了更可怕的后果。也许是在卢森堡监狱中的经历太过悲惨，又或许是因为华盛顿对潘恩的生死劫难不置一词，凡此种种皆使潘恩感到难以释怀。获救以后，潘恩先后几次写信给华盛顿。在一直得不到华盛顿任何反馈的情形下，潘恩发表题为《致华盛顿的信》的公开信，揭露华盛顿的“欺诈和背信弃义”。潘恩写道：“我在美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人尽皆知，根本不必在此重复。此外，要不是当时北美从法国方面获得的人力、金钱、船只发挥了重要作用，依凭你冷漠和消极的指挥，北美的战争可能早已失败。……错讹和心性的反复无常，倒是可以原谅；但人们却很难忘记华盛顿先生的那种深思熟虑的心计、冷漠的内心。”在这封公开信中，潘恩还进一步提醒美国人，尽管华盛顿总统为美国的独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他个人的功绩却被神化和过分夸大，以至于掩盖了独立战争本身的国际化特征：“正像我在《常识》中曾经提到的那样，外国的援助正是宣布独立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在独立之初外援就是一个考虑的因素，来自法国的援助远比我们原先预想的要多得太多”。 华盛顿对潘恩的公开信始终保持沉默,但潘恩的信给自己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和沉痛的打击。人们纷纷为华盛顿辩护；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就援引路易十六死前给华盛顿的长信，试图说明他毫无偏私之心，先公后私。数不清的小册子和报刊文章猛烈回击潘恩，这位昔日的“常识先生”也随即被贴上“酗酒的无神论者”、“恶毒和无耻的恶棍”、“党派内讧的清道夫”等标签。有人公开嘲讽潘恩对华盛顿前后矛盾的态度。潘恩“不知感恩”的特点也被放大，成为他的罪状：“他被关入地牢之中，差点被推向断头台，可就在最后关头，是爱好和平、仁慈的美国人出手相救，他才保全一命，可他到头来竟敢指责杰出的美国总统华盛顿”。一些较为恶劣的措辞，甚至将潘恩的形象妖魔化，把他比作“过街之鼠”、“社会害虫”、一种“最危险、最具有破坏力的响尾蛇”，仿佛恨不能潘恩即刻消失。 结语 潘恩险些在法国大革命中断送性命，获救以后又在返美的船上被英国人四处缉拿和追捕；即便如此，历经千难万险活着返回美国以后，他却频繁遭遇各类攻击和咒骂，不仅被教会和政治保守势力妖魔化，而且逐渐在美国主流政治话语中被边缘化。时隔多年，潘恩发现自己对美国革命曾经怀有的全部理想早已是“节后黄花”。正如他晚年所评论的那样：“美国正背向她的光荣，轻率地大步向前，朝着遗忘和倒退的轨道前行……政治内讧悄然而起，人们日渐遗忘了革命最初的理想。”尽管早年梦想着摆脱痛苦，借助美国革命寻求新生，然而潘恩对人人平等的新秩序的追求，对革命意义普适性的推崇，对美国革命一系列世界主义的设想，最后都以“痛苦”告终。而在潘恩对美国革命的结果深感幻灭的同时，美国也改变了对潘恩的态度，距《常识》发表不过20年，潘恩就已在美国沦为“过街之鼠”：有人将潘恩描绘为“骄奢淫逸、满是皱纹、比猪还要肮脏、脾气暴躁、性格乖戾、全身散发着恶臭和传染病的酒鬼”；另一些人则抓住潘恩卑微的出身，对他冷嘲热讽。1806年，人们拒绝接受潘恩的选票，理由是他“并非美国公民”；潘恩怒气冲冲地前去和他们理论，还将其告上法庭，然而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不再有人微笑着向“常识先生”致意，从前那些戴着假发、参加各类聚会的光景，对潘恩已是一去不复返。约翰·亚当斯晚年曾抨击他所面对的时代：“一切光荣都已远去，而眼前的世界却充满了荒唐、丑恶、狂暴、野蛮，有的是恶魔、拿破仑·波拿巴和托马斯·潘恩这号人物。”在他看来，这位曾在美国独立时期撰写《常识》小册子的作者是“猪狗交配的杂种”和“野猪和母狼的后代”，甚至早已沦为“巴黎神庙里卖身的高级妓女”。 潘恩回到美国以后，他从前相识的朋友们谨慎地避开他， “个个巴不得赶紧把他忘掉”。潘恩在孤独中离世时，美国人几乎完全遗忘了这位革命时代的小册子作家，只有寥寥数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潘恩的作品和手稿要么被销毁，要么飘落各地。他的骨骸甚至被人挖走，带到了欧洲，并且从此散落各地。与其说这是“潘恩的时代”，不如说这是见证了潘恩作为美国独立功臣遭遇遗忘和诋毁的年代，也是革命激进主义被边缘化的年代。他的富有争议的《人的权利》、《理性时代》等作品对英、法、美三国的政治进程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英国，保守派不断封杀潘恩的作品、抨击他的思想，而改革派则将潘恩树立为进步的典范；在法国，他曾沦为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斗争的牺牲品，然而他在法国革命时期的经历却被后人铭记，在巴黎南部的公园里至今还立着他的铜像；在美国，潘恩一度被指为“过街老鼠”、“无神论的疯子”、“不知感恩的酒鬼”，还被老罗斯福斥为“肮脏卑鄙的无神论者”。 以往人们提及潘恩这个美国建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总联系到《常识》以及这本小册子对美国革命的巨大影响，然而“常识先生”在塞特福德、伦敦和巴黎的丰富经历，以及返回纽约以后被边缘化的遭遇，却让我们看到了美国革命史被忽略的面相。潘恩不仅是助燃美国革命火焰的小册子《常识》的作者，更是不断试图在世界范围推广美国革命的理想、同时又不断被歪曲和边缘化的世界主义者。他晚年所面对的被边缘化的结局，固然与他张扬和率性不羁的性格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革命以后的美国极力追求自立于诸国之林，急迫地需要界定国家身份和文化特性，把自己同腐败而险恶的外部世界区分开来。恰在此时，潘恩所积极参与的法国革命，在美国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和思想交锋，促使美国人重新思考革命的意义以及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这种新的国际和国内政治语境中，潘恩最初所执着的理想，不可避免地与现实政治发生不断的冲突，后者也与潘恩等人最初带有启蒙时代色彩的世界主义主张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举凡这些，都远比我们通常所接受的《常识》与美国革命的单线条叙事复杂得多。从这个跨国个体、被边缘化的世界主义者的视角审视美国革命，聆听潘恩这个美国革命亲历者所发出的“细小声音”，也使我们看到一条与美国革命主流叙事幽微不同的、另一种叙事的可能。 〔作者邢承吉，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