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近代早期英国著名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曾提出一个宏大的复兴科学计划。他的计划主要围绕两个中心主题，一个是对自然的认识，另一个是对人自身的认识。培根认为自然科学应该以自然史为基础，而人的科学则应该以人类历史为基础。因此，作为文艺复兴时代之子，培根的历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与16世纪人文主义者关于历史艺术的论述相仿；作为欧洲近代学术的奠基人，他提出了研究自然和人的崭新方法，如强调历史知识的基础性作用，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等量齐观，赋予学术史在历史知识分类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同时，在倡导写作连贯的英国民族史过程中，他自己撰写了一部杰出的人文主义风格的历史著作。因此，培根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理论，另一个是具体的历史写作。 关键词：弗兰西斯·培根 历史理论 历史写作 作者简介：徐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在自然哲学和科学方法领域是西欧从传统社会迈向近代这一转型时期的巨人。他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包括论述法律、国家和宗教，评述当代政治，思考社会和伦理问题，在近代哲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探索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他还是英国近代早期著名历史学家。培根有宏大的学术抱负，曾计划分六个部分来撰写一部巨著《伟大的复兴》(Instauratio Magna)：第一部分分析人类知识现状；第二部分阐述一种新的科学方法；第三部分汇集实验和研究数据；第四部分解释他的新科学工作方法；第五部分提出一些暂定的结论；最后一部分综述用他的新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和《新工具》(NovumOrganum,1620)就是他这一计划的前两个部分。培根最终没有完成他的宏大计划，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复兴科学的计划主要围绕两个中心主题：一是对自然的认识，二是对人自身的认识。他认为自然科学应该以自然史为基础，而人的科学则应该以人类历史为基础。因此，作为文艺复兴时代之子，培根重视对既存知识的整理，作为欧洲近代学术的奠基人，他提出了研究自然和人的崭新方法。 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学术界的培根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不再把培根仅仅作为一位哲学家，而是在深入分析培根的自然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同时，挖掘其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法学思想和史学思想。[1]这意味着培根在近代早期思想领域的重要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培根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学理论，另一个是具体的历史写作。培根虽然没有关于历史理论的专门论著，但他散见于各种著作中的历史理论依然阐述了深刻的史学观点，闪现着思想的光芒。本文拟就培根的历史理论和历史写作做一简要论述，以阐明他在西方史学迈向近代过程中的贡献。 一、人类知识与历史的分类 在《学术的进展》一书中，培根根据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对人类知识进行了分类：“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处所，人类知识的各部分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与记忆相关，诗歌与想象相关，哲学与理智相关。”[2]根据他的哲学观点，人类知识来自于感觉经验，作为人类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也不例外，历史就是经验。他说：“我认为历史和经验是同一回事，就像哲学和科学是同一回事一样。”[3]他把历史纳入人类知识体系，这充分说明他对历史知识的重视。然而，他说“历史与记忆相关”是否意味着历史仅仅是记忆的产物，人们只能根据事实的准确性来评判历史著作呢？另外，人类这三种理解能力之间是何种关系，作为记忆产物的历史的地位是否低于诗歌或哲学呢？实际上，从1605年出版《学术的进展》到1623年发表其拉丁文修订版《论学术进步》(De Augmentis Scientiarum)，培根对人类认识过程的理解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他最初确实把历史界定为感觉印象的复述，仅仅是记忆的产物。它与诗歌的区别在于它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与哲学的区别在于它是由未经分析的感觉组成，而不是由普遍概念组成。可是，他对这种解释中表现出来的过分机械、过分简单化的官能心理学倾向从一开始就不满意。他指出：“在所有关于身心对应联系的知识中，最需要研究的是心智的几种能力由身体的哪些器官承担和负责。这方面的知识有人尝试，也有相关的争论，值得更深入的研究。”[4]到1623年，他接受了意大利哲学家贝尔纳迪诺·特勒肖(Bernardino Telesio,1509－1588)的观点，把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联系起来考虑，认为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的思想能力(Thinking Faculty)。[5]这样，历史就不是简单对应于人类某一种理解能力，只是记忆的产物了，历史学家也不仅仅是事件的记录者。历史学家的著作与自然哲学家的著作都是人的思想的产物，而不只是人的某种理解能力的产物。 在根据人类的理解力来对人类知识进行分类的同时，他又根据人类知识的来源将知识分为来自神的启示的神学和来自自然之光的哲学，哲学包括自然哲学和人的哲学。[6]由此可以看到，培根不是要把历史置于诗歌和哲学之下，而是要把自然哲学与人的哲学等量齐观，破除这两种知识分野的壁垒。他相信只有让自然哲学与历史等各门学科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才能克服道德和政治哲学缺乏深度的弊端。因此，在培根的哲学体系中，历史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历史又可分为自然史(natural history)、政治史(civil history)、宗教史(ecclesiastical or religious history)、学术史(literary history)。[7]培根关于历史的分类没什么新意，基本上是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来划分的。这种分类方法严格说来是非常传统的，欧洲16世纪、17世纪的许多历史理论著作都这样分类。例如，法国思想家让·波丹(JeanBodin, 1530－1596年)在其历史理论著作《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的开篇就对历史进行定义和分类，认为“历史就是对事物的叙述，包括三类事物，即人类的、自然的和神圣的”。[8]然而，培根在通常的三种历史之外，加上学术史这一类别，尤其是他对学术的论述展现出卓越的创新精神，试图开创一种全新的人类知识史。 在培根看来，教会史、学术史和政治史这三种历史中，学术史是最能显示人的精神和生命的部分，但它是最欠缺的，迄今为止没有一部真正的学术史出版，所以，他所处时代的世界历史就像波吕斐摩斯的雕像，是没有眼睛的。[9]他的人类历史分类理论明显有突破自古以来把历史等同于政治史的狭隘观点，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的意图。16世纪的英国学者已经意识到传统历史定义过于狭隘，不包括人类过去的非政治事物，而且，他们积极尝试新的著作形式，以便更好地思考影响当时英国社会的包括教会传统、语言文化、民俗习惯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各种问题。“然而，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正在扩大传统历史定义的范围。”[10]因此，培根的历史分类理论把学术史正式纳入历史知识范围，视作与政治史对等的类别，这在西方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培根对历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性质有清晰的认识。从写作《学术的进展》到出版该书的拉丁文修订版《论学术进步》，培根一直在探索更好的分类方法。在《学术的进展》中，他认为历史可分为自然史、政治史、教会史和学术史，而在《论学术进步》中，他又把历史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大类，接着再把人类史分为政治史、教会史和学术史。[11]他似乎意识到政治史、教会史和学术史共同构成整体的人类历史，不过他的学术史的定义非常模糊。在他的行文中，“学术”似乎是指人文学科(liberal arts)，而不包括所谓机械技艺(mechanical arts)，因为他将包括发明、实验、甚至绘画、雕刻和音乐在内的后者划入自然史的范围。[12]据此而论，培根的人类史虽然没有囊括全部人类的行为和思想，但是他毕竟认识到了思想学术史的价值，并且明确提出了学术史写作的具体方案：真正的学术史应该从古代开始写，追溯学术及其各流派的起源，记述它们的产生和传统，它们的治学机构和管理方法；还要记述它们的兴衰存亡，褒贬毁誉，传承流布，并分析其原因，确定其地点。除此之外，学术史应把全世界各时代所有其他与知识学术相关的事件载入史册。培根的学术史远远超越了传统人文主义者的文献研究的概念，他把各时代的文献看作是思想和智慧的载体，研究它们是要考察各时代思想学术的观点、风格和方法，由此洞悉各时代的学术精神。写作这样的学术史不是为满足热爱学术者的好奇心，而是为了一个更严肃、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使学者在运用学术和管理学术时更睿智。[13]因此，他的学术史目的是要通过梳理学术发展历史来为欧洲学术重新定向，这是他改造欧洲学术，促进学术复兴的宏大计划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