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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史与完美历史 在《学术的进展》以及后来修订出版的拉丁文版《论学术进步》中，培根虽然表现出突破传统历史定义的倾向，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政治史的偏爱。他明确指出，政治史“在人类著作中的权威和尊严是卓越的，因为它忠实地记载了我们祖先的事例、事物的兴衰变迁、政治策略的基础和历史人物的名字和声誉”。[14]他首先把政治史按完成的程度分成三种，即纪事杂录(memorial)，完美历史(perfect history)和古物逸史(antiquities)。纪事杂录是准备性历史，包括单纯记录事件和行为的回忆录和记录各种行为的档案。古物逸史则是磨损了的历史，是偶然逃过岁月侵蚀的历史的残余。[15]在三种政治史中，培根非常重视完备公正的历史，即所谓完美历史。他认为，根据记录或声称记录的对象的不同，完美历史又可分为三种，即记录时间的编年史(chronicles)、记录人物生平的传记(lives)和记录事件的纪事(narrations)。三种完美历史各有所长，编年史最为完备，最为精致。[16]他特别指出，他所谓编年史是指政治史，在人类整个历史长河中希腊、罗马是上帝选定的世界各国在军事、学术、道德、政体、法律等方面的榜样。“这两个国家于是被置于时间序列的中部，比它们古老的历史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古代史(antiquities)，它们之后的历史可以被称为近代史(modern history)。”[17]在此，培根实际上接受了传统人文主义者对历史的分期，认为中世纪“黑暗时代”把他自己的时代与古代榜样分隔开来了。他称自己所处的时代为当代(these times)，认为近代以来的历史著作大部分水平低劣，只有少数值得一观。因此，他向英国国王建议，倡导写作英国历史，特别是英国当代历史：“既然大不列颠岛从今以后联合成为一个君主国，因此它过去时代的历史也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如果写作一部完整的英国史工程太浩大而难以完成，那么，可以选择英国历史中一段不长的时代作为叙述对象，比如从红白玫瑰两个家族的联合到英格兰与苏格兰两个王国的联合这一辉煌的时代。”[18]培根的这一提议说明他充分认识到写作英国民族国家历史的急迫性，英国的民族身份和民族国家认同需要通过写作民族历史来界定和加强。 培根的第二种完美历史是传记。西方传记传统源远流长，可一直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爱奥尼亚的散文纪事，包括墓志铭、家族世系表和关于王公贵族的故事叙述，公元前4世纪色诺芬的《阿格西劳传》是最早的传记作品之一。从古希腊开始传记作家对文体有很强的自觉意识，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46－120)就明确表示他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不是历史而是传记。[19]然而，传记与历史的密切联系是毋庸置疑的，传记是关于“真人”的故事，而历史则是关于“真事”的记述。到文艺复兴时期，传记体裁得到复兴和发展，产生了许多传记杰作，但人文主义者仍然坚持传记与历史在文类上的分别。培根把传记作为三种完美历史之一，表明他既不盲目崇尚古代和古典时代，也是对传统人文主义文类理论的超越。培根认为：“写得好的传记是描述个人的生平，传主的所作所为无论大小，无论是公共行为还是私人行为，都穿插叙述，还必须真实、自然和生动。”[20]他指出，传记在实用性方面超过了编年史，重视美德的人们应该重视传记的写作，传记使义人名垂永久，使恶人遗臭万年。[21] 培根认为，第三种完美历史是纪事历史，它以真实可信见长。因为纪事历史的作者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知识，选择能驾驭的题目，所以纪事历史必定比编年史更加准确真实。[22]他引证古罗马作家塔西陀的观点，把纪事历史分为两类，即编年纪事(annals)和日志(journals)，认为编年纪事记载国家的重大事件，而日志则记载一些值得纪念的特殊事件。[23]他坚持纪事历史以叙述事件为本，反对在纪事著作中夹杂政治议论和评论。他把穿插政治议论的历史称为“沉思的历史”(ruminatedhistory)，将其归入政治策略论著。 由于培根偏爱政治史，所以他像传统人文主义政治史家一样，重视记载政治、军事显要人物言行的编年史及档案等文献材料。他清楚作为整体的社会史应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各种资料，不仅包括既存的编年史，还包括未经整理的“家族谱系、年代纪事、法令法规、碑刻钱币、专有名称、语汇词源、格言传说、档案文书以及散布于非历史书中的公私史实”。[24]尽管这些是重要的历史材料，但关于它们的研究属于不完美的历史，有别于利用既存编年史和档案文献来叙事的完美历史。因此，在培根看来，历史学家与古物学家(antiquary)是判然有别的两类学者。他对政治史的定义完全遵从古典作家和人文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只关注政治、军事、外交等重要人物和事件，可以利用档案文献来编写政治史，但不能在历史叙述中掺杂古物学家感兴趣的非文献的、非政治的内容。古物学家研究的那些支离破碎、缺乏文献证据的材料“对于历史是一种典型的腐蚀和蛀虫，因此不应该使用它们”。[25]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培根完全忽视卡姆登(William Camden, 1551－1623)等同时代学者的贡献，因为他并不反对方志著作(cosmography)，[26]他称方志著作是多种因素混合的历史，既有属于自然史的地理方面的记载，又有属于政治史的关于居民、管理和风俗方面的内容，还有属于数学的关于气候和天体的记载。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培根没有轻忽卡姆登那样的博学家的学术贡献，把他们的方志学著作纳入了历史著述范围，并且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方志学在现代的各种学问中成就卓著。它可以说是我们时代的荣耀，是真正能与古代相媲美的一种学问。”[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