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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茶叶之路推动了蒙古地区的商业发展和经济结构 (一)茶叶之路催生了大批蒙古商人，促进了该地区商业的繁荣 早在茶叶之路诞生之前，中原与蒙古之间已有贸易的先例。宋景德年中叶，官府以两湖茶叶与蒙古实行茶马交易，并以张家口为蒙汉的“互市之所”。[7]清康熙三十五年到三十六年，康熙皇帝在亲征葛尔丹后，下令废除了明代的茶马司和“马市”，开放了汉、蒙的民间贸易。[8]茶叶之路开辟后，中原与蒙古之间贸易交流更加频繁。仅湖北羊楼洞的两大茶庄“三玉川”、“巨盛川”都与蒙古地区最大的茶商字号“大盛魁”建立了产销关系，并得到了“大盛魁”在资本上的有力支持。“大盛魁”是清康熙后兴起的、经营茶叶生意的家族蒙商，它除了经销湖南的红茶与黑砖茶外，还经销湖北羊楼洞的青砖茶(主要由“三玉川”、“巨盛川”生产)。这两家的产品深受蒙古用户的信赖，因此得到“大盛魁”的大力支持，相互间的生意往来达百年之久。“三玉川”茶庄压制的青砖茶，最初都压印有“三玉川”的牌号标记，它在蒙古族牧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进入近代后，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茶庄的剥削，蒙古族牧民反对沙皇侵略的情绪日益高涨。“川”字牌青砖茶被牧民们看做是国产“洞庄”的标记，他们出于爱国热情，争购国货，拒买俄国制造的砖茶。这无疑加深了汉蒙之间的民族团结和友谊。 另有义兴、聚兴顺茶庄所生产的砖茶，除部分售与苏俄协助会(协助会是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的驻华代理机构，在上海、汉口等地均设有营业所)[9]外，主要是自行销售。其线路通过京汉路经包头、张家口进入蒙古。 茶叶之路的开辟，有力地推动了蒙古地区的发展，使这片土地在经济、文化和交通等方面焕发出新的能量。从中国南方输入的茶叶、棉布、瓷器、药材、丝绸等，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这里销售。茶叶之路的繁荣，促进了很多边境城镇，如归化、库伦、多伦(县)、张家口、包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海拉尔(呼伦贝尔市的辖区)等地商业的发展。随着商道的繁荣，大批内地人纷纷前往蒙古的各个城镇谋求发展，他们分别从事运输、旅店、建筑、食品、缝纫等行业。在这场商业的因缘聚会中，很多蒙古人也学会了做生意，在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中迅速成长。 在200多年的时间里，茶叶之路培育了蒙古数十座商业城镇。这批城镇以归化为中心，隆盛庄镇、科布多、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集宁、包头、多伦、海拉尔、乌里雅苏台、库伦和满洲里等分别位于归化的两翼，它们极大地改善了该地区的人文环境。其中有些规模小、功能少的城镇在茶路繁荣之前就已经存在，是茶叶之路促使其迅速成长为规模大而功能齐全的商业城镇。与商业催生形成的定远营不同，包头是在茶叶之路的直接刺激下而迅速崛起的商城。 库伦成为新的贸易点后，每年数量巨大的茶叶和其他货物从中国内地源源不断向那里集结，其贸易额呈直线增长。众多的商号向长城沿线的丰镇、多伦、归化城、张家口、平地泉等地云集。同时，诸如加工业、运输业、旅店业等服务性质的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中俄商队的贸易中，沿途的库伦、归化、张家口等地的商业，因受到极大刺激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据康熙末年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记载:“归化城……外番贸易者，络绎与此，而中外货亦毕集，乃扼要之地也。”[5](P.73)由此可见，归化城已经成长为茶叶之路上的重要商业中心。 (二)“茶叶之路”促进了蒙古地区其他行业的发展，改善了单一的经济结构 茶叶之路的贸易早在16世纪下半叶的中俄边界东段的尼布楚城、海流图城开始了。[10](P.54)这是中俄之间早期的边境贸易。但在具体贸易时，中国商人并不到俄罗斯来，而是通过鄂温克人和蒙古人把商品运往俄罗斯的边境城堡———阿尔巴津和尼布楚，之后再运到西伯利亚和俄罗斯。据此，普·季·雅科夫列娃(Puti yakovleva)在《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一书中有比较详尽的描述，[10](P.54)早期的蒙古商人都是蒙古贵族。在蒙古草原腹地与归化城之间出现了不少或长或短、断断续续的驼行栈道，它们就是茶叶之路的雏形。茶叶之路的早期开拓者其实是世代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 茶叶之路正式形成的初期，旅蒙商依然没有马上同俄国商人进行直接交易，而是通过居住在中俄边境地区的蒙古人完成交易，蒙古人充当了“中间人”的重要角色。他们在与俄国商人进行物物交换的同时，又为俄商与旅蒙商人提供边境贸易的场所，中俄两国商队的运输和膳宿供应等亦由蒙古中间商解决。中俄贸易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像其他地区的蒙古人一样，当时的漠西卫拉特蒙古商队也扮演了“二传手”的角色。他们每年用羊、马、骆驼等牲畜向旅蒙商人换取茶叶、丝绸和瓷器等，然后再将这些交易来的商品运到西伯利亚等地去销售。 无论上面哪种方式，都直接促进了蒙古商业、手工业、驼运业的兴盛，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并培养了大批从事贸易的蒙古商人。更为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蒙古先前以畜牧业为生的单一经济结构模式。不少蒙古牧民不仅放牧自己的牲畜，还揽放驼庄的骆驼以获取可观的收入。从表面上看，牧民所做的事与以往没有什么差别，但本质上，他们已经参与了商业运作，成为商业活动中的重要一环。 由于驮夫、赶马人、赶羊人和跑趟子车的车夫数量庞大，导致蒙古不少地方(如武川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商人、伙计、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牧民，再加上僧侣，蒙古的社会结构不再像过去那么单一，而是变得复杂和丰富多彩，呈现出综合经济的发展趋势。在茶叶之路上的恰克图，由于统治者对自由市场附近的居民实行免税和免兵役，从而吸引了大批漠北蒙古人和蒙古逃亡者来此，投身于蒙古地区的市场经济。“这些蒙古商人维持着城市系统的运转，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从修鞋到种菜再到制造包裹茶叶的皮革等。”[6](P.145) 再以归化城为例，作为茶叶之路上有名的商业中心，它的商会历史悠久，行社众多，设有工商业十二行，且分工越来越细。后又增至十五行(不包括三十家下行社)，接着又出现了外九社和票庄、借庄、茶庄、京羊庄、羊马店、驼庄等。据《归化城厅志》“归化城市厘森列，梵宇如林，商贾踵事增毕，有名之社一百二十。”同时，驼运业应运而生，据卢明辉考证，鼎盛时期的归化城拥有骆驼20万峰之巨。此外，归化城还有为各个商号提供各类手工产品加工的作坊，并建有自己专业的社团行帮组织———七大社、八小社、九外社。那时，在归化的商人，即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自己的帮会组织，这是一个商业城市走向成熟的标志。俄国的蒙古学家阿·马·波兹德涅夫(Leksey Matveyevich Pozdeniev)在《蒙古及蒙古人》中描写了归化城昔日商业、手工业、驼运业的盛况:“呼和浩特的商业中，自古以来最主要的项目就是茶叶，而茶叶中又以砖茶为主。……一般由蒙古的骆驼来运输茶叶和布匹这两种基本商品;但除此之外，呼和浩特也有专门从事这些商品的运输。除了像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等十二家大商号外，还有其他上百家拥有三四十峰骆驼的从事运输的商号。”[10](P.63)蒙古商业的兴盛还创造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像“桥”、“房子”、“牙纪”、“走马”、“蹲门狗”、“出拨子”、“铺头”、“把子”、“对儿伙房”之类的术语都是商业兴起后产生的独特词汇。 (三)庞大的旅蒙商对蒙古人的影响 旅蒙商人指的是明清时期以山西商人为主体、活跃在蒙古地区和中俄边境乃至欧洲腹地从事长途贩运贸易的内地商人。他们活跃在茶叶之路上，对经济贡献巨大。特别是乾隆年间，旅蒙商在商品种类、贸易范围与资金积累方面空前发展，并出现了不少地区垄断性的大商号，如归化城就有久负盛名的大盛魁、元盛德和天义德三大商号。[11]旅蒙商人将种类繁多的商品输送到蒙古高原这片广阔的疆域，极大地改善和改变了蒙古人的生活。同时，他们知道，生意就是人脉，所以特别注意和当地蒙古人搞好关系。旅蒙商人不但注意蒙古人的商品需求，而且特别尊重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和礼仪习俗，做到说蒙语、习蒙古礼、吃蒙食、随蒙俗，甚至连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少茶叶之路上的中俄商人在蒙古经商多年，成为地道的草原人。尽管清政府禁止中蒙通婚，但大量的内地商人顶着压力与蒙古人通婚生子。[12] 奔波在草原上的旅蒙商人，“以车载杂货，周游蒙境”。他们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从事着经营茶叶(有红茶、槛槛茶、香片茶、茉莉花茶、米砖茶、砖茶等十几种)、铁器、布匹、瓷器、绸缎等的贸易，从牧民生产生活用品到宗教用品，还有蒙古上层的奢侈品，一应俱全。[13]大盛魁以市场为导向，举凡蒙古人需要的，都尽量采购，因此“集二十二省之奇货”，经营的商品种类齐全。[14]旅蒙商渗入了蒙古社会的各个方面。由于旅蒙商人为蒙古人提供了各种商业服务和生活上的便利，久而久之，能在广大蒙古牧民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旅蒙商对蒙古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体现在:一是唤醒了蒙古人的商业意识，推动了蒙古商业城镇的兴起;二是改善了蒙古人的农业水平;三是促进了蒙古人手工业水平的整体提高;四是改善了蒙古人单一的饮食结构并使蒙古服饰的材质和款式多样化。[15] 旅蒙商对蒙古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商业上，他们甚至参与了蒙古的政治事务。乌里雅苏台的分号掌柜曾代表大盛魁总部参加了蒙古王公的政治会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种政治地位表明，以大盛魁为代表的旅蒙商在蒙古各旗的经济及管理上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