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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茶叶之路促进了蒙古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一)茶叶之路与蒙古佛教文化共生互补 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商人们在与蒙古人交往中，自愿遵守当地藏传佛教的教义教规。佛教还成为商业的润滑剂，很多精明的商人别出心裁，有意识地利用宗教来促成生意。作为整个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中心，归化城还是旅蒙商人和中国通司商人的大本营，集中了几乎所有旅蒙商号的总号。在此，佛教与商业相互促进，二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逢寺庙修葺、庆典，商人们都积极捐献钱物，出手阔绰。作为回报，若是遇上某商号开张或有喜庆之事，喇嘛们也都到场为其诵经祈福，祝其生意红火。喇嘛乃至活佛还亲自出面帮助商人促成生意。同时，喇嘛也可以做生意，僧人又是商人。 此外，蒙古的喇嘛庙除了作为佛教中心外，还行使着贸易中心(货物集散地)的职能。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喇嘛寺还对商业贸易中的市场进行监督和操控。这对茶叶之路的贸易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得在蒙古的交易得以顺利进行。旅蒙商人、商号和庙宇之间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了200多年。藏传佛教的有力支持让旅蒙商人如虎添翼，而商人们的资助也促进了蒙古族佛教文化的繁荣。 (二)茶叶之路促进了蒙古语与其他语言文化的交流传播 在茶叶之路上，活跃着一个庞大的、通晓俄语和蒙古语的队伍。出于生意上交流与沟通的需要，商人们会主动学习蒙古语和俄语，这种情况蔚然成风。能多讲一门外语意味着增加了一条“舌头”，亦即增强鏖战商场的本领。归化流传着一句民谚:“一条舌头的商人吃穿刚够，两条舌头的商人挣钱有数，三条舌头的商人挣钱无数。”一条舌头代表只讲汉语，两条舌头指能讲汉语和蒙语两种语言，而能讲汉、蒙、俄三种语言的就是“三条舌头”的商人。该民谚的意思是，会汉语、蒙古语和俄语三种语言的商人才能赚到大钱，也最具经商本领。旧时归化城所有的通司商号都有精通俄语和蒙古语的人，其中的大盛魁就是长着“三条舌头”的典型代表。 一些大商号还专门自己培养董俄语和蒙古语的人才。很多商号的学徒年轻的时候被送到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比如科尔沁草原、归化、库伦4、恰克图商城等，去接受语言习得的训练。掌握蒙古语的人多了，自然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有利于增进互信和文化交流，加深了蒙汉友谊，提高了蒙古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些长着“三条舌头”的商人队伍，以蒙古语为沟通的纽带，通过他们的活动，大大加深了对茶路所经过的蒙古地区的了解。 (三)茶叶之路带动了蒙古地区娱乐文化的发展 商业的兴盛必然会带动蒙古娱乐文化的发展。戏剧的发展盛况空前，最受欢迎的剧本有晋剧、二人台、八节股，各种戏园子和戏班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每逢祖师诞辰日或固定日期，各家商号和商业团体都要唱戏。归化人天天有戏可看。有时候，一天就有几个地方在同时唱戏，一个庙内也有几个戏班子同时唱对台子戏。另有一种非职业演员组成的二人台小戏班子，蒙古人将其称为“打围子”或“打坐场”。戏班子还要义务性地为官府唱戏。此外，在乡下唱的戏被称为“外台子戏”，城里的商人、官人及其他有闲阶级也跟着凑热闹去乡下看戏。他们在看戏同时，又享受了郊游之乐，可谓一举两得。归化城的人把到乡下看戏戏谑地称为“踩青”。 每逢阴历的六月二十四日，隆盛庄的骡马大会上的庙会演出独具特色，传统剧本《刘二姐逛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轮番上演。庙宇前的戏台巍峨宽大，每年的赛会演戏从正月连续轮演五六个月，并沿袭成俗。这种活动除了娱乐外，还有祭神和招徕生意的目的。归化城还有其他一些娱乐文化，如“赶小会”。春夏秋三季的黄昏时刻，在介于城乡之间，有很多野台子戏，俗称“赶小会”，它主要是给无暇去乡下的妇女、职员们提供看戏和游玩的机会，因为参加方便，“赶小会”深为归化人喜爱，遂成为当地的风俗。另外还有一种娱乐叫“劫戏”，就是冲散正在演出的戏班子，用“武请”的方式将名角儿暂时抢过来为自己服务。[16] 结语 茶叶之路对蒙古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茶叶作为茶路上最重要的商品，还影响了蒙古的货币文化。19世纪的蒙古纸币甚至以砖茶(蒙古人称黄茶)作为保证金，因为砖茶本身作为整体不被分割。以砖茶为保证金的纸币和茶叶还可以作为货币流通。蒙古商品也是用茶叶来标价的，1870年，一头活羊值10到16个黄茶，而一头活牛则值30到50个黄茶。在靠近乌兰巴托市中心的库伦老市场，一头羊的前半身值两个半到四个黄茶，肉多的羊后半身则值四到六个黄茶。[18] 今天，茶叶之路虽已成为历史的标本而沉寂，但其余响袅袅不绝，文化的交流仍然引导和塑造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形态。 注释 1.呼和浩特是由归化城和绥远城发展而来的。1572年,阿勒坦汗率土默特部在“丰州滩”建库库和屯城。1611年,翟九思编撰的《万历武功录·俺答汗传》中有记载:明朝为俺答所建之城命名“归化”,即今天呼和浩特市的雏形。清政府于1737年兴建了一座军事驻防城,并命名为“绥远城”。由于在建城时间上,归化城要早于绥远城,人们习惯上将归化城称为“旧城”,而将绥远城称为“新城”。直到1913年,民国政府才将“归化”与“绥远”合并为归绥县。 2.另一说认为茶叶之路应该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算起,一直到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才趋于沉寂。邓九刚的《茶叶之路》持此说。两种观点的时间出入不大,笔者倾向于以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作为茶叶之路正式开始的时间。本文所论及的内容,也正是被限定在这个时间段内。 3.茶叶之路对蒙古地区经济文化影响的几个方面是由笔者概括和提炼出来的,但一些资料参考和借鉴了邓九刚先生的著作,如喇嘛教与商业的关系、归化的娱乐文化、茶路沿线的城镇文化等方面的史料,文中不再一一标注。 4.库伦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在茶叶之路两百多年的历史中,该城一直以“库伦”命名,直到1924年才改名为乌兰巴托。故本文采用“库伦”之称。 参考文献 [1]邹全荣.立足万里茶道起点的思考[J].茶世界,2017,(12):44. [2]邓九刚.茶叶之路: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13. [3]薛秀艳、翟艳峰.万里茶路研究综述[J].太原学院学报,2018,(6):21. [4]黄贵娟、吴丽华.草原茶叶之路[J].理论观察,2018,(6):73. [5]邓九刚.茶叶之路: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6][美]艾梅霞(范蓓蕾、郭玮等译).茶叶之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 [7] 万全县志[M].第十三卷:22. [8] 大盛魁史料[Z].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资料. [9]赵李桥砖茶厂、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厂史编写组.洞茶今昔[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14. [10]参见邓九刚.回望驼城:茶叶之路的东方起点呼和浩特[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5 [11]刁莉、王敏芬.北路贸易中的旅蒙商与旅俄商[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4):35 [12]茶叶之路:友谊之路[A].万里茶道[C].中国会议,2019(1). [13]邓九刚.新蒙商的崛起[J].北方经济.2007,(12). [14] 刁莉、王敏芬.北路贸易中的旅蒙商与旅俄商[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4):37. [15]郭娜娜、马娜.旅蒙商路对蒙古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探究[J].智库时代,2019,(1):116-118. [16] 邓九刚.复活的茶叶之路[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51. [17]段宏广、羡萌、陈志刚.论明清时期张库大道的茶叶贸易[J].福建茶叶,2018,(4):41. [18] 策仁道尔吉.我是蒙古人[M].珀理编.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丛书(第2辑).乌兰巴托,1961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