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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宝裁定”的社会反响 马宝诉讼历时之长、涉及问题之多，超出包括诉讼双方在内的很多人的预期和想象，而“马宝裁定”引发的社会反响也广泛而持久。 （一）联邦政府予以肯定 “马宝裁定”公布当日，联邦土著事务部长罗伯特·蒂克纳（Bobert Tickner）发表讲话予以高度肯定：“高等法院最终否定了声称这块土地是‘荒凉的和无人占有的’无主地的概念，这个国家土著人民被剥夺和被压迫的历史因此得到公正的裁决”；“很显然，对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屿民族以及整个澳大利亚社会来说，这都是一个具有非凡意义的事件。”该裁定公布两天后，保罗·基廷（Paul Keating）总理在联邦众议院发表讲话称：“马宝裁定”“最终宣告这个骇人听闻的‘无主地’概念的失效……由于马宝裁定，澳大利亚法律在纠正这种不公正以及最终进入世界主流舆论方面迈出了一大步”。12月10日，基廷在澳大利亚发起的“世界土著民族国际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的集会上说，澳大利亚土著与非土著之间协调的首要任务是我们这些非土著应承认：是我们霸占了他们的土地，夺走了他们长期拥有的土地，并且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模式；我们带来了疾病、酒精；我们杀害他们，并从母亲怀里夺走她们的孩子；我们对他们搞歧视和排外活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把研究过去对澳洲土著的不公称为是给历史戴上‘黑色臂章’，或者是一项‘惭愧行业’。但是，这些标语无法掩盖事实。如果我们不承认发生过的事实，又如何向前迈进？”基廷在讲话中所提到的这些历史事实仅是土著长期以来所经历的一小部分遭遇，但如此公开和直率地承认殖民侵占与剥削的历史事实，这是此前澳大利亚历届总理们所不曾做到的。 （二）反对党表示忧虑或不满 此时澳大利亚主要的反对党是自由党。自由党对保罗·基廷上台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缓和与土著关系的政策不乏指责之声。“马宝裁定”否定了“无主地”概念，并且承认土著土地权并没有被殖民化所消灭，这让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党对该裁定将要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表示忧虑甚至不满，并借此给执政党施加压力。自由党领袖约翰·休森（John Hewson）说：“由高等法院马宝裁定引发的问题应尽可能迅速、彻底和公正地解决，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反对党影子财长亚历山大·唐纳（Alexander Downer）说：“我们必须创造国家欢迎投资的印象。马宝裁定以及现在处理这一裁定的方式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未来有着巨大影响”；“我想警告说，即马宝问题是澳大利亚几代人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如果处理失当，那么让我们的经济回归正轨以及减少失业的前景就将破灭。” （三）利益集团表示反对 工业集团尤其是矿业集团感受到“马宝裁定”的现实威胁。矿业巨头们声称，“马宝裁定”是一个动摇国家基础的最激进的决定。在他们看来，一个最糟糕的场景是他们可能要向那些在“马宝裁定”前能够证明土地所有权的人支付赔偿金，与能够证明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所有者就土地的未来开发规划进行谈判。在澳大利亚，“矿业利益”被视为“国家利益”。由一些媒体所渲染的“国家危机”（national crisis）最后且最关键的阶段是让公众认识到：不仅是矿业利益而且“全民族的利益”都将受到威胁。“北领地区矿产和石油协会”（Northern Territory Chamber of Mines and Petroleum）主席格兰特·瓦特（Grant Watt）是援引“国家利益”逻辑的党派成员之一，他敦促联邦政府对“马宝裁定”作出反应，并且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做，矿业投资将受到严重影响，“并且因此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澳大利亚”产生影响。 要求通过立法消除由于“马宝裁定”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或“无常状态”是由矿业集团发起的。该集团于1993年联邦选举前专门发布一份报告。该报告称，1975年的《种族歧视法》以及“马宝裁定”将澳大利亚已有的土地所有权包括非澳大利亚人的采矿利益置于危险之中。纠正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回顾性立法来推翻《种族歧视法》。“澳大利亚矿业委员会”（Australian Mining Industry Council）所持的根本主张是，一个有缺陷的土地所有权不能通过公正赔偿或补偿的方式而变得合法化。西澳大利亚矿业公司（Western Australian Mining Corporation）首席执政官休·摩根（Hugh Morgan）说：“切断我们的生计，（全是因为）一些政治家以及他们阵营的拥趸已经沦为绿色运动的奴隶，其他人因为我们、我们的父辈甚至我们的祖父辈出生之前英国人对土著所犯下的罪行而决意惩罚我们。” 畜牧业以及其他经济利益组织对“马宝裁定”的反应则相对温和一些。部分来说，这种温和的反应与他们对该裁定提供的某种可能性抱有希望是有关联的，即牧场租约在首次签发时就已取消了土著权益。杰拉德·布伦南法官就马宝诉讼而给出的个人意见中就有这样的含义。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全国农场主联盟”（National Farmers Federation）主席里克·法利（Rick Farley）的策略性领导。尽管里克·法利也认为“马宝裁定”将导致一些土地所有权的有效性出现相当的不确定性，但他并没有正面攻击这一裁定，而是试图通过建设性的和具有实践意义的途径与政府周旋，这就使得联邦政府有责任去释放某种可能性。 （四）土著社会表示欢迎 “马宝裁定”解决的是土著土地权问题，而土地权是联邦成立以来土著一直追求的目标，所以，土著社会对这一裁定是持欢迎态度的。“土著和解委员会”（Council for Aboriginal Reconciliation）乐观看待这一裁定将产生积极影响。该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道森（Patrick Dodson）认为，他们是在“高兴和欢庆”的氛围下得知裁决消息的。鉴于这一裁定附加了一些限制性条件，道森宣布“土著和解委员会”将就“马宝裁定”的含义及其影响发起一个磋商会议。“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ommission）主席路易斯·奥多诺霍（Lois O’Donoghue）发表了公开声明，对这一裁定表示欢迎，并且强调，联邦政府在为那些完全被剥夺土地权利的人提供需求方面应负有道义责任。 一些有影响的地区性或地方性土著组织也纷纷表示支持，它们希望联邦政府在土地权立法方面有所作为。1993年早期，北领地区的“中部和北部土地委员会”（Central and Northern Land Councils）、昆士兰北部的“约克角土地委员会”（Cape York Land Council）以及西澳大利亚北部的“金伯利土地委员会”（Kimberley Land Council）联名致信保罗·基廷总理，请求联邦政府通过立法保护土著土地权，承认土著在诸如国家公园和闲置的王室之地上的所有权。 在党派政治语境下，“马宝裁定”后的社会反响确实给基廷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基廷上台执政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提振国内经济，降低失业率，而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应以及明确表示“马宝裁定”将影响本国资本以及外国资本对澳投资的信心，对以经济治理而著称的基廷来说，肯定不是一个好兆头。另一方面，基廷政府重视土著问题，并把解决土著问题与澳大利亚国家未来发展战略联系起来。联邦政府在马宝案件审理阶段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以及在裁定公布后予以积极评价就体现了这方面的初衷。如果屈服于反对党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而让“马宝裁定”成为一纸空文，那不仅有损联邦政府的威信，而且有违其执政理念，很可能让正在推进的种族和解事业止于半途。此外，受到马宝等人胜诉的影响与激励，澳大利亚其他地方的土著很可能发起成堆的诉讼，这也是基廷政府甚为担心而不得不加以审视的问题。鉴于此，出台一部既能为既得利益者提供保护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土著对土地权需求的法律，就成为基廷政府不得不走的一步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