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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以来, 西藏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和渗透下, 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对于“西藏问题”, 近代知识精英奋笔疾书, 揭露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西藏的渗透以及西藏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边疆治理中突出问题的原因, 认为英俄等国的侵略渗透及晚清以来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失误是造成西藏成为“问题”的主要缘由, 并在此基础上, 就如何解决“西藏问题”, 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有效治理建言献策。相关认知对于现在中国的边疆治理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藏; 西藏问题; 精英; 文本书写; 作者简介：徐百永 (1979-) , 安徽砀山人,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研究员, 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近代以来的西藏历史研究。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近代有关西藏的文本书写与认知研究” (项目编号:14XMZ025); 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949-1965年中国共产党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口述史研究”阶段性成果; 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者的持续渗透和侵略下，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呈现出相对疏离的局面。如何解决中国的边疆危机，巩固主权，近代中国精英阶层展开了对于边疆地区内容广泛的书写，其内容不仅仅涉及边疆族群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等，而且就如何解决西藏等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相对疏远的关系也积极进行了探索。这些文本书写大大拓展了内地社会民众对于边疆的相关认知，丰富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边疆认知的话语和内容，对于近代中央政府处理相关问题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近代边疆文本书写中，有关“西藏问题”的撰写是其中比较突出而重要的方面。近代产生的所谓“西藏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 (清末、民国) 所包含的含义不尽相同，但核心内容都在于近代中央政府如何排除外来列强的干扰，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加强对西藏的有效治理，巩固边疆和领土主权。目前学术界关于近代西藏文本书写的研究与数量繁多的民国文本相比，仍少之又少，较有代表性的论述有:简金生分析了民国时期藏人在涉藏文本书写中所展现出的西藏认知，论述了汉人知识精英在书写中对于西藏女性的“情色化想象”;李健以五本《西藏问题》著作为例，分析了“西藏”概念的涵义;朱丽双分析了民国政府派往西藏的官员对于西藏的文本书写与想象;央珍、强俄巴·次央分析了民国时期内地人眼中的藏族妇女形象及其特征;杨黎浩阐述了内地生活的藏人对西藏有关主题的看法，等等。1笔者以为，目前的研究中对于民国时期精英阶层的“西藏问题”书写的研究仍十分薄弱，而从近代民族国家的视野审视有关“西藏问题”的文本书写，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近代知识精英在面对愈演愈烈的“西藏问题”时所作出的积极努力。他们所呈现的文本深刻揭示出近代知识精英思考、看待以及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情境。 一、原因剖析——“西藏问题”如何产生的文本书写 在近代之前，并不存在所谓的“西藏问题”。“内地与西藏发生关系，远者无论，其在清代统治二百余年间，对内对外，领土主权，均已确定，任官驻兵，政令推行，地静人安，无所谓问题也。”[1]而至清末民国时期，远处中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在英国、俄国等西方殖民国家的侵略和渗透下，逐渐成为近代中央政府难以实施有效统治的边疆区域，演变成对今日中国的边疆治理仍在产生影响的所谓“西藏问题”。从目前可见的近代文本可知，比较早的明确将西藏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表述的文章，应该是1906年上海《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杂志之《英俄协商西藏问题》，以及同年《法政杂志》转载的《东京日日新闻》上发表的《西藏问题》。2此后“西藏问题”逐渐在内地报刊上频繁出现，并成为时人关注的重要主题。当然精英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书写在此之前已经大量涌现。 从文本来看，精英们最开始更多关注的是西方殖民者对西藏的渗透和侵略，其中英俄在西藏的角逐成为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早在1877年，上海《万国公报》便刊文称，英国驻华官员向李鸿章提出“准英员由印度至西藏查勘路程”，英人向西藏的渗透便受到时人的关注。[2]1888年隆吐山事件前后，英国和俄国已经开始显露出角逐西藏的姿态:“天下各埠西人无所不通，不通者只藏地耳。然英早欲于印度赴藏通商，而俄皇前亦派员至藏测量山川，博考物产并绘地图，以知其中款要”，并预言“中若不预为布置，恐将来或不免因之召衅也”。[3]此段言论已经提醒国人，对于以英俄为主的帝国主义国家渗透西藏，如不未雨绸缪，恐导致有关西藏危机的产生。1898年《知新报》接连发表多篇有关英俄渗透西藏的文章，诸如“窥伺”“议取”“垂涎”等字眼见诸标题，3引起了社会舆论对西藏的广泛关注。时人已经认识到，西藏者，“英国得之，则可以固印度之门户而为之屏障;俄人得之，则可以拊印度之背而扼其吭，以为高屋建瓴之势”。[4]他们预言:“不出五稔，西藏其为英、俄角逐之战场矣。”[5]20世纪初，“两大强国逐鹿于世界第一高原”的态势已然形成。经历八国联军侵华及被迫签订《辛丑条约》的清王朝已经面临着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之严重局面”。[6]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政府在西藏事务处理上所存在的失误也逐渐进入精英们的视野。他们从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视角开始反思“西藏问题”的形成，认为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政治治理体制设计上存在缺陷，虚化了中央驻藏官员在西藏的实际权力。如1898年《论西藏弊政》一文指出，清政府在荡平廓尔喀之后，“未能布置尽善，其国政仍归于达赖、班禅两汗僧，有事商之于驻藏大臣”，“遇其所不愿行之事，必推之于三大寺众喇嘛等不允”，造成驻藏大臣难以行使权力。[7]他们认为，清朝“措置藏事”有“三失”:一是岳 (锺琪) 威信削平全藏之初，“不能悉其地而郡县之，以为一劳永逸之计”;二则在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之后“不能移得胜之师，进临卫藏，变更戎索，悉治以汉官之威仪”;三则在于咸同之乱时，达赖借口剿贼“收三瞻诸地”，“国家多故之秋，未遑诘问”，这些造成西藏人轻视中央，“即无英、俄两国之离间，亦已飞扬跋扈，不可遏抑矣”。[8]显而易见，精英们惋惜于清朝没有按照内地行省郡县模式治理西藏，认为这是清末西藏出现严重危机的根本因素。 除治理体制存在不足之外，精英们还认识到中央派驻西藏的官员多乏善可陈，而且多庸碌无为之辈。“盖天下之事，无生而难者也，必其先漫无布置，无形之中，难端四伏，久之而后发难，然后天下真有不可为之事，而使人踌躇于无可如何。今日西藏之问题，非自今日始也。自雍乾时，勘定西藏，其所定驻藏大臣之权限，其精密完备，为我向来所无有，有人谓此时必有客卿为我谋者，非我之智之所及也。不意徒有其法，而无能胜其任之人，百余年间，西藏之事，如在云雾，中国士大夫，殆无人能详之者，而祸端乃见。”[9]除揭示出清朝治理西藏不得其人之外，也暴露出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清代精英们对于西藏相关信息缺乏了解和认知。不仅仅所派官员不堪其任，更有甚者，驻藏官员任职期间渎职、贪腐等行为进一步恶化了中央在西藏的权威和声望。1907年，袁仲指出，清朝驻藏大臣例用旗人充之，其入藏，诸处债主多随之往，赴藏者多系“穷宦”，百方罗掘，无财不取，三年瓜代，即满载而归，“藏民视之不啻虎狼蛇蝎，惟恐避之不及”。[10]甚至有人指出，历任驻藏大臣“率以旗员之沉滞者任之，视同远谪，方趋避之不暇，一旦任事，非卤莽灭裂，即畏葸因循，从无喜功好名之心，安识固国殖民之法。其始不肯办事，其后遂致失权，推原其故，虽由历任大臣之溺职，亦实由朝廷之轻视此官，有以致之。又驻藏大臣，虽亦以二三品大员任之，然权势实远不如督抚，而所入至菲，又不足以资肆应，且窃朝廷之不欲事事。故尤乐于无为。在朝廷方谓如此已足羁縻，初不知空穴来风，事已坏于冥冥而不觉矣”。[11]清朝政府轻视西藏，视之为化外之地的“异域”，而对所派官员的素质、级别均不能满足代表中央治理西藏地方的需要。 此外，在应对西方帝国主义者对藏侵略时，清政府的手足无措、应对乏力也是重要的关注焦点。有人慨言:“呜呼!大盗伺门，已愈十载，今已入室发箧，主人乃惊顾错愕，何其见事之晚也。”[5]在列强的侵略下，清政府几无西藏事务主导之权，任凭列强掌控事态的发展。时人就此坦言:“吾思之不觉股慄心悸”，“今日而始欲拯西藏之亡，则西藏已为英、俄之竞争点，而几无复我容喙之地”。英国等列强在西藏事务上的蛮横无理和强盗行为激起了人们心中的忧愤之情。他们批评清政府对于西藏所持有的忽视态度，称:“我得之则为石田，人得之则为腴壤。我忽之若敝屣，人爱之若拱璧。如此而望其万世为我藩属，其可得耶?”[12]将西藏视为“石田”“敝屣”同样揭示出清政府及精英们在理念上对西藏的认识仍处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之下。 民国以后，西藏危机并未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反而进一步造成了西藏与内地相对疏远的不正常局面。精英们进一步探讨了西藏危机的产生问题。他们依然关注英国对“西藏问题”的出现所扮演的角色，如王履康认为，西藏之所以成为问题“乃是英国十八世纪来侵略的结果”，从光绪末叶到辛亥革命之间，“西藏问题，成了一个异常复杂的局面”，“陷入了更难解决的地步”，西姆拉会议、康藏纠纷、青藏纠纷均使得“西藏问题”更为复杂化。[13]英国利用西藏地处西陲、交通不便的地域特点，造成所谓的“西藏问题”，致使“西陲国土，大有分裂之危”。[14]英国对中国西藏的渗透是造成“西藏问题”的主要外来因素，这成为精英们的基本共识。 精英们关注更多的则是总结清末民国以来“西藏问题”的演变态势，总结中央政府处理藏事中的种种失误，相关总结更为深入。1925年8月，林兢在为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所写的跋中，总结认为“藏事之败坏”，“非坏于国家兵力之不足，亦无怪英人手段之狡狯也”，认为张荫棠在藏“以亲善妥协政策”“甚得藏人欢心”，而联豫“以不便于己，多方攻击，政府不辨是非”，使张去职，“自是以后，所有长官遂鲜有不偾事误国者也”;辛亥革命时川军在藏焚烧抢掠以及1917年彭日升因藏人割草“妄杀无辜”，“均足使藏人起离畔之心，而收拾益竟为难也”。[15]在其看来，中央政府治理西藏过程中失当之举措是藏事败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央政府在治理西藏事务上所派官吏的种种误国行为使得“西藏问题”愈演愈烈，而形成与中央隔离的不正常局面。长期从事藏事处理的蒋致余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坦言:“考藏事之败坏，乃一由于有泰之措置乖方，再由于联豫之威福擅作，三由于钟颖之多端压迫勒索，而民元驻藏川军之恣意焚杀劫掠，尤为其致命之伤。时至今日，达赖及全藏民众，虽对于有泰诸人及驻藏川军，尚犹不无余愤。”[16] (P.68) 曾发表多篇有关西藏文章的冷亮指出，“西藏问题”的产生“半由英俄之侵略，半由边吏之昏庸”，“若无有泰之愚庸昏愦，若无川军之入藏骚扰勒索，若无联豫钟颖之相互交恶，而清廷不革除达赖喇嘛名号，藏事之败坏，定不至若是之恶劣”。[17]他们言虽有异，所举事例不尽相同，但显然都认为，中央驻藏官员、军队的失当行为及中央政府治藏失误是近代西藏危机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除上述内容外，精英们还从更为深层次的治理观念上予以反思。1930年，白眉初指出清朝治理西藏的“放任主义”是造成西藏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认为“自清初以迄今兹，乘三百年，此为世界所共见，独可惜者，吾国政府，对藏一切治理，例取放任主义，从未积极干预，使归同化，以故西藏人民，保守千百年来传统的闭锁习惯，有如昔日，不期乾嘉之间，英人侵略印度成功，遂起而侵略西藏，不遗余力”。[18]清朝对于西藏的羁縻放任政策造成了后者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社会发展滞后，而没有实现与内地的一体化，从而为侵略西藏的英国殖民者所利用。尹扶一在《西藏纪要》一书中也认为，“西藏问题”的产生印证了“必空隙而后生风，木腐而后致蠹”的道理，坦言“无可乘之隙，则外力决无由突入，既偶触之，亦必躍然自返矣”。[19] (P.151) 1948年，曾在西藏工作多年的李有义撰文犀利地指出“为什么千余年来和我们依为唇齿的边地竟没有受到中原文化的沐浴”?他认为清代对藏政策，“一面利用宗教的麻醉，以高爵厚禄怀柔活佛喇嘛，一面则分区驻军加强军事上的控制，在文化方面则反有意的使它和内地分离。……边疆大吏都一律任用满人，而且多系宗室以防携贰，这些设施虽然加强了清廷的直接控制，在文化上反而使中原和边地益形隔离了。所以在辛亥鼎革，满清的统治推翻后，中原的势力就一扫而光，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假定在满清统制的三百年中，稍稍注意到文化的沟通，今日也许根本没有所谓‘西藏问题’了。今日的‘西藏问题’正是在吃满清对藏政策的后果”。[20] 综合来看，西藏之所以成为“问题”，由内外多重因素共同导致。在近代精英群体的视野中，西藏成为边疆问题既是有清以来中央政府治理西藏过程中的失措之所致，也是近代英国等西方国家对西藏渗透和侵略所导致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