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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言献策——解决“西藏问题”之途径书写 在近代精英群体的认知中，西藏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西藏者，吾中国地理上最占形势之领土也”，“我有西藏，我自可保我吭，而护我背。人有西藏，人遂得扼我吭，而拊我背。则我不可不经营西藏”。[21]“西藏存，实乃本部之西藩，西藏亡，而本部孤立，断无幸存之理。有西藏乃有中国，无西藏是无中国也。”[22]作为中国西部屏障的西藏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清末精英们痛心疾首地提醒国人:“若再不思对付之，彼三藏膏腴富地，宝藏高原，将真非我所能有。”[10]他们呼吁全体国民关注和关心西藏安危，共同思考如何巩固中国对于西藏之主权。对此，民国时期的精英阶层依然认识深刻。华企云就曾指出:“吾人必不可以其僻处荒徼，而不加闻问”，“良以西藏之地形，足以扼中国之吭而拊其背，以制我全国之死命焉。故吾人于西藏当以中国之西藏目之，不当以荒徼异域视之。”[23] (PP.244-245) 华氏所言，揭示出当时中国虽然已经进入共和时代近二十年，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却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传统治边思维之中，将西藏视为“荒徼异域”的观念也依然存在。而这种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他们认为，对于西藏，再不应该沉浸在传统的徼外之观念视之，应该秉承的观念是西藏是中国之西藏，而并非已然脱离中国控制及与中国没有隶属关系之西藏;要认识清楚“西藏是整个中华民国的领土，西藏人民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构成份子，她的荣辱，她的存亡与整个中国前途有莫大的关系”。“西藏问题，决不是中国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与整个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同时西藏问题不独是西藏民族的前途，是整个中华民族革命及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前途，在此严重意义之下，凡属国人均有瞭解西藏问题及负有解决问题的使命。”[24]举安的这一将西藏各民族与中华民族视为一体的主张与著有影响较大的《西藏问题》的陈健夫不谋而合。陈健夫认为:“西藏问题是中华民族的试金石”，“中华民族假若是要保持长久的生命的话，就要积极的把它解决，否则的话所谓中华民族不就有昙花一现的危险么?”同时指出“西藏问题是中国整个的问题”，西藏关系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国防，“不能单纯的固执着西藏而论‘西藏问题’，必定要抓牢着整个中国问题的核心再来细心探讨”。[25] (PP.139-145) 在思想意识上统一如何认识西藏地位重要性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解决“西藏问题”。所谓“西藏问题”，民国时期其所包含的内容与清末有所不同，清末偏重于如何加强对西藏的治理。而民国时期，西藏形成了与内地相对疏远的局面。冷亮曾指出:“何谓西藏问题?分析言之，曰班禅回藏问题，曰康藏划界问题，曰中央在西藏统治权之恢复问题;而尤以后者为诸般问题之核心，换言之，前者为枝节问题，后者为基本问题，前者为局部事件，后者为整个办法。故中央在西藏统治权之恢复与否，乃判断西藏为我国领土与否之条件。”[17]因此，如何加强对西藏的统治权已经成为时人思考“西藏问题”解决办法的核心。 具体而言，精英们所提的解决方案无非武力解决和和平解决两种，或者二者综合运用。著有《西藏问题》的王勤堉认为应该诉诸武力“镇服”，认为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釜底抽薪之策，即“合川滇甘三省之兵力，先镇服川边之藏番，此目前切要之图”。[26]来自西康，任职于蒙藏委员会藏事处、曾担任《蒙藏周报》副主编的格桑泽仁在《康藏概况报告》一书中，认为解决西藏问题之办法:“纯用和平，则不足以戢达赖及其左右之野心，而使其觉悟就范，纯用武力逼迫，又恐其挺而走险，惟一办法，即先用武力以挫其锋，继之以和平而求德化，除中央通盘严密计划准备外，无论军事和议，均由有关系之川滇青各省合力会商应付。”[27] (PP.45-46) 他甚至在《解决西藏问题意见书》中还主张以西康省政府为解决藏案之“主体机关”，征集全康民兵，参加川军组成护法军，“命班禅进驻西康担任护法军总司令之名义，以资号召，则名正言顺，事无不成，政府只须饷械之援助”。[28]举安也主张:“解决西藏问题治标方法是要有武装的准备，必要时用武力规复故土”。[24] 除武力解决办法之外，1929年，格桑泽仁还提出了和平办法:“为今之计，政府宜选一熟谙藏情且复与藏方稍有关系之人任为宣慰使，直接派至西藏。其路不宜由印度前往，因恐受英人掣肘而破坏进行，必须不辞辛劳，取道西康，沿途与康藏人民竭力宣传主义，到藏之后，与达赖及一班新派，详解地理历史上之关系，痛说利害，再细指帝国主义之罪恶，中国国民革命之意义，何谓三民主义，何谓五权宪法，使之一一了解之后，伊必增一番觉悟，自不难接受宣慰之旨，过去之事概不追究。”[28]蒋致余也认为中央对于西藏“无非欲扶植弱小，团结种族，实行总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自决自治之遗训，成立整个中华民族，一致对外，以求三民主义之实现，并无歧视达赖与全藏民众之心，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无一不可以至诚相见，在此中央已派员赴藏宣达中央德意，达赖又派有代表来京陈述西藏情况之后，西藏对于中央，已发生直接关系，关于西藏之一切纠纷，无一而不可以与达赖代表直接讨论”。[16] (PP.68-69) 蒋致余对当时主张诉诸武力手段的观点予以了批评，认为:“听从一般无识者武力解决之主张，是直自掘坟墓，非至断送西藏不可，故余于未论解决藏事方法之先，敢大声疾呼曰，国人如欲谋西藏问题之解决，应先于和平中寻其途径，非至万不得已时，不可遽启兵戎也。”他指出:“武力征服，一时不易实现，即使无内忧外患之顾虑，实行征服政策，又谁敢保其不影响西陲边防乎，更谁敢保其不牵动国际交涉乎，且西藏处于万山重叠之中，形势险峻，交通阻隔，兼以地瘠民贫，知识未启，兵连祸结，疾苦已深，劳师袭远，胜负既未可前知，而百孔千疮，干戈尤不宜再动，”认为徒使压力于其身只会增加藏人之反感，而主张采取怀柔手段“以攻其心”，才是“应取之解决办法”。[16] (PP.65-67) 蒋致余进而指出:武力解决“西藏问题”，“自历史上，地理上，国家内政外交上，西藏宗教政治上，观察之，实事倍而功半，害多而利少”。4太虚同样认为武力解决“动非数万万允不可”，损失破坏“更不可计算”，“加以艰难困阻，尤不知得何结果”，而主张中枢及康青官长与西藏僧界高僧协商解决。[29] 在外交方面，对于与“西藏问题”形成有直接关系的英国，王勤堉主张“坚持继续民国三年悬案之讨论，而置其他草约以及停战条约于不顾，此与英国开议中藏界址问题之方针”，通过与英国协商确定内地与西藏之边界，并主张“一方联合印度民族，积极从事于民族自决运动，一方又援助印度之自治与独立，以根本破坏英帝国主义在亚东侵略之大本营，此解决西藏问题之治本方策”。[26] (PP.107-108) 举安也认为“西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英国的交涉:“解决西藏问题要以英人为主要对象，过去中国政府应付西藏问题咸昧于问题的真际，多视为国内民族间的纠纷，或视为宗教上的争执，因此屡用所谓和平的敷衍政策，以至西藏问题陷于如此的严重。”主张“此后我仍以祖国的资格与英人交涉，对于全盘交涉绝对不能丝毫放松，于领土主权更不能丝毫迁就”。[24]王文萱认为，与西藏恢复“一向关系”之前，应向英国宣明态度，在“相当程度下维持英人之利益”，“俾减中藏关系恢复之阻力”，并坦言:“此非妥协，盖审度事实，谈藏事，不能舍英，若徒作动听高远之论，与事何补哉?”[30]熟知西藏事务的蒋致余并不认同在解决西藏事务中与英国进行交涉的做法，他主张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交涉，“今者英国已未干涉我中央与藏人直接解决西藏问题，殊不知国人何为而欲牵涉英国?”[16] (P.70) 冷亮也认为:“解决藏事应以西藏地方政府为交涉之对象”，“西藏事件为我国内政问题，而非外交问题”，并批评前清和北京政府在处理西藏事务上与英国协商的行为“属绝大谬误”，因而主张“今欲谋藏事之解决，吾人应始终保持直接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万不可再蹈以前北京政府之覆辙，而与英国交涉也”。[17] 精英们在有关“西藏问题”的解决建议中，强调国人应该从思想上高度认识到西藏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关系整个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存亡与发展。“西藏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央政府对于和平还是武力手段的抉择，也有赖于中央政府妥善处理英国的外来干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