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统治西藏之方策——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西藏治理书写 早在清末，对于如何加强对于西藏的统治和治理，知识阶层便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已经部分包含着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理念，显示出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中国人边疆治理观念的演变。1904年《拉萨条约》签订前后，清朝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知识阶层，对西藏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时人所言:“近年以来，举朝野上下，全国之视线，胥注于卫藏之一隅，人人攘臂而言藏事，或曰设行省也，或曰筑路也，或曰开矿也，或曰兴屯垦也，聆其言非不令人慨然有封狼居胥之意，实则一物无所见，而一步不可行”。[8]此言虽然在于批评时人在谈如何经营西藏事务上的纸上谈兵，但也透露出清末时人提出加强西藏治理的忧国忧民之心态。1910年，曾任西藏帮办大臣的温宗尧上奏清廷“维持西藏大局折”中指出，今日中国治藏“实大有可为之机”，“但须迅速、敏活，急起直追，而后可为，且需分别表里，善为操纵。在内之计划，则当兼程并进，不可无一日千里之心;在外之形迹，则当镇静、和平，不可无应付弥缝之术，不必遽改西藏之地为行省，而不可不以治行省之道治之;不必强西藏之俗同汉民，则不可不以爱汉民之心爱之。”[31]温宗尧主张对于西藏事务应该急起速图，不重形式而重实质上对于西藏实行行省郡县制度的管理，借以强化对西藏的治理。在清末诸多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治理的措施中，将西藏改建为行省，或以行省之道治理西藏成为时人主张的核心观点。他们主张保持当时的驻藏大臣体制，使其总揽外交、军事、财政等大权，“宜使之便宜行事，其威望权力与督抚等，政府不为遥制，匪第特加崇衔已也。前后藏事，均归管理……其达赖喇嘛，只准总理教务，一切行政，不得过问”。[11]而清末西藏新政中，清政府已经把这一思路纳入到西藏事务的管理模式中。然而将西藏改建为行省并未及得以实践，“西藏改建行省之议，前清腾诸舆论，见之奏章，卒未见诸施行”。[32] 辛亥革命之后，西藏在政治上呈现出与中央政府相对疏远的局面，“西藏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精英们在考虑如何解决“西藏问题”的同时，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如何能够有效地治理和统合西藏，也成为关注的重要问题。“西藏问题假若一天是解决的话，那么以后的西藏究应用什么方策去统治?这个问题我们尤须恳切注意。因为我们解决西藏问题的目标是在恢复统治权实行革新政策。”[25] (P.191) 无论确立何种政策，将西藏地区改建为行省是民国时期学者们所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意见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将西藏建为行省的主张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华企云指出:“关于康藏建设行省之事，自来建议者，已不一其人。良以西康为川滇各省之屏蔽，而西藏则又中国本部之藩篱也。比来边疆各地，其为特别区域者，已逐渐改为行省。西藏于英，势尤岌岌”。[23] (P.155) 他引述格桑泽仁和宫敦扎西所提交的“康藏设省建议书”之“康藏分别改为三个行省之建议案”，认为西藏“实有即刻建省之必要”。[23] (P.160) 陈健夫则指出:“西藏建省尚非其时。”西藏建省自然是好事，“但事实上，现在是不可能的，目前所能做到的是一种预备工作，即是使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密切，无论政治与经济皆能趋于接近，预备工作成功以后，西藏建省是不成问题的，现在高谈建省，著者未敢苟同”。[25] (P.169) 陈健夫并非不认同即刻将西藏改建为行省，而是认为在当时时机尚未成熟，“西藏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建省不宜实践。在其所讲的预备工作中，整理西藏政务、实现政教分立也是建省的必备条件。[25] (P.195) 华企云同样认为，“西藏问题”解决之后，“宜将西藏改为行省”，“实为吾人当然之职分”。[23] (P.245) 徐位主张，中央在西藏设立驻藏长官，代表中央办理藏事务，同时指导藏人办理外交;认为在中央与西藏关系“初复之际”，“应付之宽严缓急，稍不得宜，即足偾事，”建议遴选威望素著，洞悉世界大事的干员“方能胜任”。[33]在此过程中，要在西藏推行政教分离，政教应分立而治，达赖、班禅只管宗教，政治则由中央委任官吏治理。[14]按照行省制度的模式改造西藏是精英们所认为的加强中央对藏治理的一致观点。 此外，在近代精英看来，西藏远处边陲，“隔绝内地”，原有可通的驿道已经“逐渐梗塞”，致使内地文化“无由灌入”，“中央政教威德无由昭示，启藏人藐视之心……要之不外因交通梗塞所致”。[34]交通的“阻梗”对于解决“西藏问题”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西藏问题，数十年来，在外交上情形复杂，危机暗伏，在内政上和战皆非，应付乏术。推其原故，无非因交通阻梗所致。”[33]精英们还以印度至西藏的交通便利造成英国控制西藏政治经济为例，说明发展交通的必要性。“试观印藏间之交通，大吉岭以南，铁路已通。印边至江孜汽车道已修，所以今日西藏之政治经济，尽受制于英人之手。”“返观中藏间交通，犹是数千百年前之状况，相形见绌，能无憬然。”[33]中国内地与西藏交通不便相对于英国经略印度、开拓印藏交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认为这种差异造成了英国在西藏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解决藏事应把发展交通作为先决条件。王勤堉在著作中指出:“西藏问题之棘手，西藏人民之智识幼稚，实为一重要原因”，而提高其智识程度“当先谋西藏交通之便利”。[26] (P.117) 王洁卿提出的“根本方策”中也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方策”首先是发展交通，改变内地与西藏交通不便的局面。[14]在此前后，黄慕松在拉萨时，西藏地方政府泽墨噶伦曾告诉他:“英国国势强大，通藏交通便利，一旦藏英有事，英军两周内兵力可抵拉萨，即使中央帮忙，增援部队，但交通阻滞，至快非三个月不能到拉萨。”[35] (P.112) 对此，黄慕松深有感触，其对从内地经康区前往西藏的道路情况有很深的体会。在对藏政策中，他主张:“由中央与西藏合组建设委员会，筹划开发交通事业。在短期内应注意完成拉萨玉树间、拉萨康定间、拉萨成都间与青海间之航空联络，其他汽车公路，循序渐进。”[35] (P.113) 由此看来，发展西藏交通成为巩固中央对西藏治理具有根本性价值的事务。 精英们还清楚地认识到，教育是化解汉藏隔阂，融洽民族关系的重要途径，认为有必要在西藏推行边疆教育，普及“国文国语”，灌输同属一国的国家观念和意识，从而实现“化特殊为相同”的目的，而达到塑造国民，构筑统一国家政治认同的终极目标。举安认为:“解决西藏问题要发展西藏教育，灌输西藏民族的国家思想和民族观念”，实现西藏与内地的文化、思想观念的趋同，进而寻求汉藏民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之团结”。[24]王洁卿认为“西藏问题”之治本方法“尤在励行普及教育，灌输内地文化，先求语言文字之统一。然后消灭种族成见，以产同一之国家观点”，“西藏问题不消灭而自消灭矣”。[14]“盖惟言语文字相同，然后对国家方能产生同一之观念，同一之信仰;我汉藏间之风俗习惯既异，言语文字，又复不同，故其产生同一之国家观念，团结一致，以御外侮，不亦难乎?”[26] (P.107-108) 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视野出发，精英们认为追求语言文字风俗等的“同一”是加强国家统一的重要途径。同时，精英们还主张应该加强西藏与内地的文化沟通。黄慕松自拉萨返回后所提的建议中，主张“在拉萨筹办一种汉藏合印定期刊物，以沟通感情，传递消息，介绍内地文化与中央施政方针”[35] (P.113) ，从而拉近西藏与内地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李有义也认为，解决“西藏问题”，谋求对西藏的长久治理，应着重于“文化之沟通”，武力手段仅是必要时可用作“前奏曲”，“百年大计则仍须赖文化之沟通，满清之错误即在未作文化之努力”，“只有文化之沟通方能加强国族之团结，此当为吾人建设边疆之中心工作”。[20] 以上总结了精英们对西藏加强政治整合，实行有效统治的基本路径，除上述之外，他们还主张要发展内地与西藏之经济贸易，尊崇西藏佛教等。精英们的对策建议中渗透着浓厚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理念，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对于人们思考边疆治理，建构整个国家的主权意识和疆域理念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小结 精英群体有关“西藏问题”的认知和书写，揭示出近代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国人传统观念向近代理念的转变轨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说，从传统王朝国家到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本身包含着近代中国人一种世界意识的产生。这种意识的产生或出于被动回应或得益于对近代西方思想的解读，不管怎样，从边疆经营层面来说，它唤起了此期社会舆论和民众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亦为此期边疆问题的合理解读提供了另一种阐述话语”。[36]有关“西藏问题”的文本书写同样遵循和体现了这一逻辑。 近代以来，精英群体有关“西藏问题”的相关著述为内地社会了解和认知西藏，总结西藏治理中的经验和教训，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视角广泛、内容丰富的参照资料。这些文本书写“凡所引证，悉凭典籍。推原索委，聊抒所见”，希望达到使时人“俾知藏事关系边防，既如此重要，而纠纷情形，又异常复杂，苟能知往鉴来，惩前毖后，不视为一隅之利害，而以全国之力，切实经营，则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的基本目标，彰显出近代精英群体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本书写的经世致用之基本脉络，通过自己的文本书写，为中央政府的西藏治理提供借鉴，希望“政府当局放远目光，亟起而图之”。[33]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本书写均有意无意地遵循着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展开，这是近代精英群体对西藏等边疆进行文本书写的基本情境，而且相关文本为近代中央政府的西藏治理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资鉴作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中国边疆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对于我们深入思考近代以来的“西藏问题”，进而促进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知识精英关注备至的所谓“西藏问题”在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之后已经全部解决。而当今中国所面临的“西藏问题”已经从包含历史、政治和法律内容的所谓“西藏独立”问题，扩展到涵盖西藏人权、宗教和文化的诸多议题，演变成西方反华势力牵制中国发展和分化中国的重要主题。[37]现在的所谓“西藏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而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遏制中国、分裂中国、妖魔化中国的问题”。[38] (P.37) 这是当代中国知识阶层需要面对和积极探索破解之道的时代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