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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18年10月13-14日,主题为“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与历史学科的发展”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2018年会在浙江大学举办。与会学者就当前中国史学在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新的研究问题的提出、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等方面的情况展开广泛研讨。通过讨论可以看到,在研究范围上,中国的历史研究正在把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研究方法上,史学家尝试把考古学、科技方法、文献学结合在一起研究;此外,概念史、城市史、环境史、科技史、妇女史、公众史学等新领域的研究都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马克垚在会上所指出的,我们对现有的研究成就和研究现状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不断进行着深刻地反思,在反思中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历史学以及整个人文学科究竟贡献了什么。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时,我们是否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成就。中国学术过去受西学和东(日本)学之冲击,当今天我们试图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时,梳理学术概念的发展理路,究竟是应该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去还原古人,还是以今人之是非为是非去评判古人。这里发表几位学者在此次年会上的发言,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历史学科;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技术原理;科技方法;概念史;妇女史;中国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9)01-0059-17 作者简介：王昌燧,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北京 100049 王昌燧(1947- ),男,江苏姜堰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考古研究。 虽然大学的专业是工程物理,但我一天也没能从事核工程事业,而是几乎一辈子埋头于科技考古研究,尽管这是命运,然而仍应承认,一定程度上的确取决于自身的选择。所谓科技考古,即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研究古代遗存,攫取丰富的潜信息,再结合考古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方法,探索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30多年来,科技考古学科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它全方位地改变了中国考古学的面貌,使之发生了质的变化[1]。 一、中国科技考古的简要发展阶段 众所周知,考古学隶属于历史学,且这一事实并不因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而有所改变。既然现代科技可以有效助推考古学,从原则上讲,现代科技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同样应有诱人的应用前景。由此可见,在探讨科技方法与历史学研究的关系之前,有必要首先简介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阶段(这里暂且忽略民国时期科技考古的具体事例和相关影响,仅从1949年以后说起)。 1950年代初期,南京博物院教授罗宗真将宜兴周处墓的发掘文物送到南京大学化学系作检测。这种请自然科学家帮助考古学家分析不熟悉文物的阶段,可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技考古的初始阶段。 1957年,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仇士华、蔡莲珍夫妇被错划为右派。杨承宗将二人推荐给夏鼐先生。在夏先生强有力的支持下,仇、蔡二人自力更生,筚路蓝缕,居然建成了中国第一个[14]C测年实验室,并测定出一批可信的考古年代数据。“文化大革命”后,他们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合作,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年代数据,构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年代序列,奠定了中国[14]C测年的基础。这一阶段应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技考古的第二个阶段①。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以断代测年、冶金技术和古陶瓷研究队伍为主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北京科技大学等发起筹备中国科技考古学会,并陆续召开了5届全国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如今已召开了14届),使中国科技考古工作者有机会聚会一堂,交流成果,商讨科技考古学科的发展大计。与此同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组织班村考古发掘,邀请自然科学多个领域专家开展综合研究。显然,这应计为当代中国科技考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1996年,多学科协作研究的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②。接着,随着中华文明探源过程的持续开展,使中国考古学与科技考古得以全面发展,此可视为当代中国科技考古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如今,中国考古工作者借“一带一路”之东风,陆续走出国门,主持或参与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国际视角,深入探索世界文明史和中外交流史。可以预见,中国考古学和科技考古学必将再提升一个层次。 二、科技分析应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新方法 一般说来,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献材料,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实物资料,雷同于科技考古研究。也就是说,科技与考古具有天然的联系,特别是史前考古,由此不难理解,何以科技考古得以迅速发展,而至今几乎未见科技与历史研究的典型结合。然而,如前所述,考古学在总的学科门类上仍隶属于历史学,因此,在原则上可以这样理解:所有科技考古成果都可视为历史学的成果。事实上,以往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中,随手便可举出许多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事例。因篇幅所限,兹仅举两例。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研究。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是夏都,其存在期间为夏商交替阶段。不过,夏商交界的年代,或者说,夏商交界对应于二里头遗址的第几期,意见并不统一。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属于夏;第二种观点认为,一、二期属于夏,而三、四期则属于商;第三种观点则主张,一至三期属于夏,而四期属于商。我指导的第一位考古学科背景的博士生朱君孝撰写博士论文时,因缺乏经验,先后尝试了几个选题,皆不尽人意,最后我建议他以陶器器型分析入手,附加一个创新思路,即主动影响还是被动影响,借以探讨二里头遗址的夏商分界。经过深入研究,分析结果指出,二里头遗址一至三期为主动影响阶段,即二里头遗址内基本不见其他文化因素,而周边地区则频现二里头文化类型的器物,二里头遗址四期则全然相反,其遗址内出现了明显的商文化因素,而周边地区已罕见二里头文化类型的器物。这一点,不仅与我们分析的陶器产地结论相一致,而且与金正耀分析青铜器铅同位素的数据也契合,即二里头遗址一至三期与四期的铅同位素数据显著分为两组。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郑光早年撰写的二里头遗址发掘报告中已经说明,其一至三期与四期使用的石料居然明显不同。这就是说,多重证据都支持二里头遗址的夏商分界为三、四期之间。遗憾的是,这一工作至今尚未发表,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③。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铜簋的研究。如果说,二里头遗址缺乏相应参考文献的话,那么,山西绛县倗国墓出土铜簋的用途则可结合相关文献一起分析。铜簋内有机残留物的分析表明,该铜簋曾盛有煮熟的大米和肉类,即所谓的“羹”。而文献记载称,铜簋通常用于盛放黍稷类类粮食,它与上述测试分析完全相悖[2]。这就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文献的可靠性和适用性。由此可见,科技分析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不仅可增添信息,甚至还能够纠正文献记载中的错误,如此重要的研究手段,无疑应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新方法。 三、历史学领域科技分析的要点 中国古代文献数量浩如烟海,内容包罗万象,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如此优越的条件留给科技探索的空间必然极为狭窄,这就为历史学领域的科技分析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其所作结论必须慎之又慎,稍有疏忽,势必贻笑大方。结合以往的经验,我谈几点对历史学科技分析要点的认识,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第一,引用文献必须是可靠的信史资料。记得研究白瓷起源时,有参考文献指出,北齐皇帝喜爱白色,普通老百姓信仰弥陀佛,因而也崇尚白色,既然社会有此需求,白瓷便应运而生。乍一看来,似乎合情合理。然而,当我咨询北京大学教授齐东方时,他说这类资料属于胡乱编造,绝非信史,切不可轻信。他的提醒,及时纠正了我们的错误认识,避免了误导读者的严重后果。 第二,当科技分析的结论与文献记载相左时,首先应从科技分析方面寻找原因,即便确认科技分析的结论基本无误时,也应设计新的实验,力图获得多重证据。如同上述二里头遗址夏商分界研究那样,若干结论皆趋于一致,其可信程度将远高于单一证据。 第三,相比于科技考古,历史学领域科技分析的实物对象相对匮乏,这是其难点之一。与此同时,科技考古多从古代科技、经济、环境等相对单一的领域开展工作,其边界条件较为清晰,而历史学通常需考虑整个社会背景,这应该是其最大难点。 此外还必须强调,科技分析绝不是万能的,稍不小心,得出错误结论,在所难免。例如,关于青瓷起源的探索,虽然素来严谨的李家治分析了浙江上虞出土的H5陶瓷残片,认为其达到了青瓷标准,据此将中国青瓷起源时间定于东汉末年。然而,经过多年探索,我们最终发现,直至元明清,中国青瓷都达不到这一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李家治的这一结论,那么,除了这枚残片外,中国将没有所谓的青瓷。但这样一个“怪怪”的结论,居然得到了全世界古陶瓷学术界的认同[3]。类似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此不赘述。 四、值得重视的经验之谈 1990年代,家居北京的某澳大利亚籍华人夫妇声称拥有一对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他们认为,这对元青花象耳瓶的品相甚至优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相同象耳瓶,而《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将其称为“瓷王”。为了表示“爱国”之心,这对夫妇决定将这对象耳瓶无偿捐给北京故宫。然而,北京故宫不予接受,这使他们十分郁闷,《人民日报·海外版》也为他们“爱国无门”而“打抱不平”。为了表示“诚意”,他们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教授李家治帮助检测鉴定,李家治不敢怠慢,一方面认真测试了两件象耳瓶胎、釉、彩的相应成分;一方面请上海博物馆研究员王维达、夏君定采用热释光技术测定它们的年龄,请复旦大学教授承焕生采用质子X光荧光技术(PIXE)分析其主次量和微量元素。李家治将分析结果当面告诉了委托人,明确指出,根据分析,这一对元青花象耳瓶当系赝品,只是相关数据库尚不够完备,不宜公开发表论文。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夏君定、王维达将研究论文毫不犹豫地发表在《核技术》上,测定数据表明,两件样品皆为后仿[4]。复旦大学教授承焕生因缺乏相应数据库,一时难以明确表态。于是,他们又请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帮助分析鉴别。为此,高能物理研究所组织多位专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最终认为,该对象耳瓶确为元青花。此结论一出,立即引起古陶瓷界的轩然大波,一些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纷纷质疑科技分析的可靠性。恰逢此时,我与李家治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始了古代瓷器研究,在李家治的催促下,我用8万元从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那里购得168枚大多有年款的明清官窑样品和部分元青花样品,分别由吴隽和温睿作了测试分析。首先,我们意外地发现,宣德样品的钴料与永乐样品的钴料明显不同,前者是国产料,后者则为进口料,这与古陶瓷界公认的“永宣”不分显然相悖。其次,《窥天外乘》、《遵生八筏》、《广志绎》等不少于七篇文献皆记载,宣德青花料为苏麻尼青;另有两篇文献分别认为宣德青花为石青或麻叶青,仅《宣德鼎彝谱》记载,宣德青花使用的是国产青料。不难理解,多数文献的观点与“永宣”不分的现象互为验证,致使长期以来,宣德青花为进口青料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我们的分析结论一经发表,人们迅速意识到,《宣德鼎彝谱》成书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其可信度应该较高,而其余文献皆出现于明万历(1573-1619)之后,似有以讹传讹之嫌。由此可见,科技分析可为历史学研究最为棘手的文献可靠性提供有效的鉴别。  图1 兰彩浅色区的Fe/Mn分析 说到这里,人们不仅要问,这对象耳瓶究竟是真还是假?回答是明确的,当然是赝品。既然是赝品,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专家何以判定其为真品呢?我对照上图1,认真分析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测试数据,不由恍然大悟,原来其测试数据没有问题,问题出在解释上。前人的研究指出,元青花的青料是苏麻离青,其具有高铁低锰特征[5]。然而,高铁低锰是一个定性概念。上图1显示,即便是根据青料划分的明中期,即宣德至弘治时期,其青料的Fe/Mn也大于1,而元至明永乐期间,其青料的Fe/Mn最低也接近于20,相比于上述明中期,Fe/Mn高了一个数量级。至于那一对象耳瓶,其青花浅色区的Fe含量略大于Mn含量,即Fe/Mn稍大于1,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的元大都出土元青花残片,经高能物理研究所测试,其数值明显落在元至明永乐的青料范围内。如此一来,人们不难理解,定性结论常常似是而非,定量分析的结论一般不易出错,而这正是科技分析的优势之所在。 例子介绍到这里,是否可画句号了吧?但还不行。我们知道,原料的成分与配方相关,通常与皇位变更没有直接关系。然而,这里的168枚样品,其兰彩深色区、浅色区与白釉的Fe/Mn比值与明代各王朝有着几乎完整的对应关系[6]。这一事实暗示着,在整个明朝,只要新皇帝一登基,就立即宣布变更青花瓷的配方。这一点,显然不合情理。它告诫我们,科技分析所得结论也必须慎之又慎,不仅要揭示不同事物间的相互关系,更要明了形成这些关系的内在机制。内在机制不存在,或不合理,即便不同事物间似乎存在某种关系,也只能是假象。 五、粗浅结论 历史学领域的科技分析大有可为,应认真开展。但是,无比丰富的文献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科技探索,其困难程度远非科技考古可与比拟,加之科技分析原非万能,这就告诫我们,历史学领域的科技分析,必须慎之又慎! 然而,一旦科技分析的结论与文献记录相互验证,其可靠性几将确凿无疑。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技方法的介入,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疑案可望真相大白,这难道不是历史学的福音吗? 注释: ①参见仇士华等《中国[14]C年代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③参见朱君孝《二里头文化若干问题的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