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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较于郑玄、虞翻等人，汉末三国时期的另一易学家宋衷研《易》对义理更为重视，并运用《易传》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更加注重探索天地万物、社会人事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解《易》过程中，宋衷还喜欢称引历史事实，以史解《易》。宋衷取用此法，旨在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人物来充分地阐明《易》理，加深人们对《易》理的认识与把握。宋衷注《师卦》“开国承家”曰：“‘开国’谓析土地以封诸侯，如武王封周公七百里地也。”《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及武王即位……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这是以周公获封的史实，说明周天子分土封侯的政治制度。在注《遯卦·彖传》“遯之时义大矣哉”时，宋衷曰：“太公遯殷，四皓遯秦之时也。”商纣王昏庸无道，姜太公归隐，“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四皓即商山四皓，“四皓也，谓东圆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商山四皓曾因秦无道而遯隐，高祖刘邦定天下后，“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宋衷以上述史事来说明“相时度宜，避世而遯”的重大意义。应该说，在宋衷之前，以史解《易》已为郑玄、虞翻等易学家所采用，而宋衷在这一学术传承中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陈寿，西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有良史之才，所著《三国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陈寿对《周易》亦素有研究，在治史实践中，其史学思想的形成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取资于易学。《三国志·魏志·后妃传》开篇引《家人卦·彖传》：“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随即以历史上的后妃之制加以证明：“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顺天地之德。故二妃嫔妫，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废兴存亡，恒此之由。”《家人卦》认为男女居位都正当得体，家正而天下化之，阐发的“治家”与“正家”之道，在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禀易学之沾溉，陈寿揭示出了《家人卦》“身”、“家”、“天下”之间相互依赖且极具浓厚历史色彩的政治关系，将其贯穿于治史实践中，不仅阐明了“废兴存亡，恒此之由”的《易》理，也突出了“轻天命，重人事”的历史观念。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陈寿着眼于人谋的思想，同样受易学濡染甚多。人谋主要指君主与权臣的谋略，涉及到君主、权臣的选贤与能以及自身的韬略和决断，在《三国志》中陈寿多次化用《易》理对主要人物做出合乎历史情境的评价，阐论贤明的君主、权臣对于治国兴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例如，评价刘璋“才非人雄，而据土乱世，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负乘致寇”语出《解卦》六三爻辞“负且乘，致寇至”。《系辞上传》亦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刘璋为人懦弱多疑，“才非人雄”，最终为刘备所取代。在陈寿看来，君主用人轻忽不甚，导致小人窃据了高位，但居于非分之位，注定不能长久。又如，评价曹爽曰：“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德薄位尊”语出《系辞下传》：“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曹爽结党营私，专权乱政，欲与司马懿争夺政权，终因疏忽，败以亡身，陈寿化用智小谋大、不堪其任的《易》理，对曹爽做出的评价相当中允而深刻。应当看到，陈寿的史学成就与他对易学的取资确实有着紧密的关系，但也应当看到，陈寿通过以史解《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又深化了《易》理。正如学者有言，《三国志》可谓是“史事解《易》之佳构”，所论至为妥当。 东晋时期的干宝著有《周易注》、《周易爻义》等专门的易学著作，同时又撰有编年体史书《晋纪》，其中多化用《易》之义理以及京房、虞翻等人《易》说。干宝以史学见长，其治《易》多以殷周时期的历史变革阐发卦爻辞。对此，清代学者张惠言评价道：“仅存者三十卦，而又不完，然其言文武革纣、周公摄成王者十有八焉。”与郑玄、虞翻、宋衷、陈寿等人相较，干宝以更为丰富和详细的史料来阐证《周易》所蕴含的大义，以史解《易》的特色表现得突出而鲜明。 干宝认为《周易》一书中包含有大量的历史，特别是殷周鼎革的历史。我们知道，《周易》成书于殷周之际，此时周朝取代殷商是大势所趋，《周易》对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有所展现实属必然。干宝对《周易》卦爻辞和《易传》中涉及到的殷周鼎革历史作了充分的阐发。例如，干宝注《乾卦》初九“潜龙勿用”曰：“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注《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曰：“阳气将施，圣人将显。此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见大人。”注《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曰：“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于此爻焉。……盖文王反国，大釐其政之日也。”注《震卦》初九“震来虩虩，笑言哑哑”曰：“‘震来虩虩’，羑里之厄也。‘笑言哑哑’，后受方国也。”注《坤卦》“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曰：“文王之忠于殷，抑参二之强，以事独夫之纣。”注《升卦》“孚乃利用禴”曰：“文王俭以恤民，四时之祭，皆以禴礼，神亨德与信，不求备也。”注《讼卦》“君子以作事谋始”曰：“武王故先观兵孟津，盖以卜天下之心，故曰‘作事谋始’也。”注《师卦》“大君有命，开国承家”曰：“……故易位，以见武王亲征，与师人同处于野也，……上六为宗庙，武王以文王行，故正开国之辞于宗庙之爻。明己之受命，文王之德也。”注《革卦》初九“巩用黄牛之革”曰：“此喻文王虽有圣德，天下归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其义也。”注《未济卦·彖传》“未济征凶，位不当也”曰：“禄父反叛，管蔡与乱，兵连三年，诛及骨肉，故曰‘未济征凶’。平克四国，以济大难，故曰‘利涉大川’也。以六居三，不当其位，犹周公以臣而君，故流言作矣。”从中可以看到，周文王被商纣囚禁于羑里，后被释放归国，整顿国政，天下归周，周公摄政。干宝通过商周之际史迹以释《易》，将这一段历史较为清晰地勾画出来。干宝以史解《易》用到的殷周之际的重大历史事实较为完整，这在他以前的郑玄、虞翻等易学家是不曾有过的。 而且，干宝在《周易》卦爻辞的注释中，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商纣亡国的教训。干宝注《井卦》“羸其瓶，凶”曰：“改殷纣比屋之乱俗，而不易成汤昭假之法度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二代之制，各因时宜，损益虽异，括囊则同，故曰‘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也。当殷之末，井道之穷，故曰‘讫至’。周德虽兴，未及革正，故曰‘亦未橘井’。井泥为秽，百姓无聊，比屋之间，交受涂炭，故曰‘羸其瓶，凶’矣。”在注《序卦》“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时，干宝曰：“《易》之兴也，当殷之末世，有妲己之祸；当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妇不成，相须之至，王教之端。”在干宝看来，商纣不坚持法度，乱王教之俗是其失去民心而亡国的主因。《乾卦·文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干宝对此做了全面的阐释：“夫纯阳，天之精气。四行，君之懿德。是故《乾》冠卦首，辞表篇目，明道义之门，在于此矣。犹《春秋》之备五始也，故夫子留意焉。然则体仁正己，所以化物。观运知时，所以顺天。器用随宜，所以利民。守正一业，所以定俗也。乱则败礼，其教淫。逆则拂时，其功否。错则妨用，其事废。忘则失正，其官败。四德者，文王所由兴。四愆者，商纣所由亡。”干宝注重从儒家的仁、义、礼、智等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殷周时期较为完整的历史进程对其政治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作出了自己的总结和判断。在他看来，周之所以可以兴盛，原因有四：正己化物、知时顺天、随宜利民、守正定俗。而商王朝之所以败亡，原因亦有四：逾乱败礼、淫教逆时、否错忘事、失正官败。周之兴盛与商之没落，二者对比不可谓不鲜明，其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后世资鉴警醒。必须指出的是，干宝以史解《易》注重从历史史实当中总结出合乎现实的政治主张，藉此对国家政事有所裨益，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就历史而言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