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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诏命孔颖达等人主修《五经正义》。根据当时易学的主要倾向，孔颖达采用王弼、韩康伯注为本，作《周易正义》。对于《周易》经文的诠释及《周易》原理的阐发，孔颖达认为以象数解《易》与以义理解《易》二者应当兼顾，有机地结合。从“作《易》垂教之本意”出发，孔颖达特别强调，无论是圣人作《易》，还是后世研《易》，只有坚持“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的解《易》原则，才能揭示、弘扬《周易》切于人事之用之义理。而上述解《易》原则和治《易》宗旨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对以史解《易》方式的运用。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征引商周和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阐明《周易》之义理。《乾卦》九四：“或跃在渊，无咎。”王弼注：“去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乾道革之时也。……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疑以为虑，不谬于果，故‘无咎’也。”意即处于九四爻位，应“用心存公，进不在私”，虽然迟疑犹豫而反复思索，不至于陷于错误的决断。本于王注，《周易正义》发挥道：“此自然之象，犹若圣人位渐尊高欲进于王位，犹豫迟疑，在于故位，未即进也。云‘无咎’者，以其迟疑进退，不即果敢以取尊位，故‘无咎’也。若其贪利务进，时未可行而行，则物所不与，故有咎也。若周西伯内执王心，外率诸侯以事纣也。”在孔颖达看来，周文王姬昌勤于政事，“克明德慎罚”，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为武王灭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受到了后世儒家的推崇，这完全取决于文王“疑以为虑，不谬于果”，善于抓住时机并进取而为。如果周文王“贪利务进，时未可行而行”，就不能使诸侯归附称臣，势必会让自己在与商纣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在此基础上，《周易正义》又从反面加以阐述：“若不思虑，苟欲求进，当错谬于果敢之事，而致败亡；若疑惑以为思虑，则不错谬于果敢之事。其错谬者，若宋襄公与楚人战而致败亡是也。”周西伯内执王心把握时机以克商，宋襄公空怀仁义丧失时机而致亡，两件史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孔颖达在以此揭示历史教训的同时，也透彻地阐明了时可行而行的《易》之大义。 孔颖达以史解《易》所阐发的《易》理，寄寓着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历史变革观念。例如，《乾卦·文言》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周易正义》诠释道：“‘飞龙在天’者，言天能广感众物，众物应之，所以‘利见大人’。因大人与众物感应，故广陈众物相感应，以明圣人之作而万物瞻睹以结之也。……感者动也，应者报也。皆先者为感，后者为应，非唯近事则相感，亦有远事遥相感者。若周时获麟，乃为汉高之应；汉时黄星，后为曹公之兆。感应之事广，非片言可悉，今意在释理，故略举大纲而巳。”“获麟”载于《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杜预注：“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孔颖达引用“周时获麟，乃为汉高之应；汉时黄星，后为曹公之兆”的史实，意在说明大人与众物感应的《易》理。春秋时代，周天子衰微，对天下政治已无力施加影响，社会政治即将面临剧烈的变革，而孔颖达时处初唐，迎来了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的格局。“圣人之作而万物瞻睹以结之”，新的历史形势亟需圣人气象触发新的社会政治变革，以维护新兴王朝的长治久安，唐初不仅需要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更需要统治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俨然成为当时明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共识。不仅如此，孔颖达还对《周易》中的历史变革思想作了详尽的阐发。我们知道，《革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可以说是专门论述历史变革的。对于《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正义》解释曰：“‘天地革而四时成’者，以下广明《革》义，此先明‘天地革’者，天地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凉寒，迭相变革，然后四时之序皆有成也。‘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以明人革也。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亡。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者，备论革道之广讫，总结叹其大，故曰‘大矣哉’也。”在孔颖达看来，正是由于“天地革”才形成了“序皆有成”的四季，养育了天地万物。商汤、周武发动的革命，朝代更迭中的革故鼎新，是“顺天”而“应人”的过程，如果能恰当地把握好这一变革的环节，再加以人为的促进和推动，就是历史的进步。既然“上顺天命”与“下应人心”的条件并具，合乎“革之时”的要求，那么，历史的变革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正义的。同时，孔颖达运用《周易》中的“因革”观念，重点考察社会发展中的治乱关系，强调持变应时，将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革故鼎新看成是依据自然变易之道而产生的某种必然现象，其主要目的在于在革除不合理的“恶俗”，反应了孔颖达追求社会大治的愿望，具有强烈的儒家色彩与时代气息。 需要指出的是，孔颖达疏解《周易》，既尊本王注，又征引他说。在《周易正义》中，孔颖达广泛引用经、史、子、集等书，计约二十二种，其中尤以《诗》、《礼》为多。毕竟，“《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皆可窜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但是，如果进一步从“六经皆史”的观点来看，孔颖达此举无疑丰富了以史解《易》的内容，在阐发易学大义的同时，又拓展了史学的研究领域，反映出唐朝崭新的学术风尚，对后世学者无论研《易》还是治史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出于对《周易正义》极度崇尚王弼易学而给当时易学发展带来种种缺陷的不满，李鼎祚著《周易集解》意在纠正孔疏之偏，从而尊扬汉代象数易学。《周易集解》融合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并不一概排斥义理人事之说，反映了唐代易学发展的新趋向，在沟通汉代易学与宋代易学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李鼎祚《周易集解》汇集汉唐三十余家《易》注，仅在前人《易》注未尽之意处加有案语，案语虽仅有百余节，但仍不乏因以史解《易》而闪现的独创性的见解。 如前所述，易学家以史解《易》通常对《周易》包蕴的历史兴衰之戒特别地重视，李鼎祚也同样如此。例如，《乾卦》上九“亢龙有悔”，李鼎祚注：“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汤有惭德，斯类是也。”对于《乾卦·文言》“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与“《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李鼎祚分别注为：“此当桀纣失位之时，亢极骄盈，故致悔恨，穷毙之灾祸也。”“此当三皇五帝礼让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可以看出，李鼎祚对《乾卦》所作的案语，主要是在探讨圣人为君治国之道。《乾卦》虽为君卦，但圣人一味逞阳刚之德，也可能招致悔吝，非圣人尤不能过刚而致灾。李鼎祚对君王禀有之德从正反两方面进行阐发，确实寄寓了深厚的劝戒之意。在注解《乾卦·文言》“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时，他认为：“此论人君骄盈过亢，必有丧亡。若殷纣招牧野之灾，太康遘洛水之怨，即其类矣。”李鼎祚称引史实，不仅阐明了盛满时致戒的《易》之大义，而且总结了盛极必衰的历史教训。对此，清人李道平评论道，“盖以亢阳为害，因举圣人以为宏纲，而进退存亡不失其正之道，从可识也”，可谓确论。对于《乾卦·文言》“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李鼎祚注：“此则‘《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大宝圣君，若能用九天德者，垂拱无为，刍狗万物，生而不有，功成不居，百姓日用而不知，岂荷生成之德者也。此则三皇五帝，乃圣乃神，保合太和，而天下自治矣。今夫子《文言》再称‘圣人’者，叹美用九之君，能‘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得‘大明终始，万国咸宁，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斯即‘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是其义也。”应该说，将历史的创造、社会的进步完全归结为圣人的活动，突出强调圣人的历史能动性的圣人史观，在传统史学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圣王之心、君主之心不能保证人人仁义。所以，表现于历史发展方面便是一治一乱。对此，李鼎祚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他描绘的是带有道家意味的大同美景，却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 李鼎祚之所以重视历史的兴衰之戒，这与他生活在唐朝中后期，目睹了王朝由强盛向衰败的迅速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李鼎祚看来，国家兴衰、安危存亡、荣辱之故，全在人事作为。《坤卦·文言》“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本释《坤卦》初六爻辞，阐发防微杜渐之意，而李鼎祚则从修身理政事关历史兴衰的角度对此加了如下案语：“圣人设教，理贵随宜，故夫子先论人事，则不语怪力乱神，绝四毋必。今于《易》象，阐扬天道，故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者，以明阳生阴杀，天道必然，理国修身，积善为本。故于《坤》爻初六阴始生时，著此微言，永为深戒。欲使防萌杜渐，灾害不生，‘开国承家’，君臣同德者也。故《系辞》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是其义也。”由此案语，李鼎祚申发出“理国修身，积善为本”与“开国承家，君臣同德”的思想，从中寄寓了希望统治者应常怀忧患意识的深刻内涵。尽管在治《易》理路上李鼎祚与孔颖达多有不同，但是在以史解《易》关乎人事方面，二人却有着不少相同之处。孔颖达、李鼎祚在继承易学“推天道以明人事”这一传统的同时，也阐扬了史学“究天人之际”的一贯精神，对后来易学与史学的发展均有着重要的学术启发意义。 五 纵观汉唐时期易学的发展，易学家治《易》的宗旨、理路及门径等都与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易学与史学的联系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如果从以《易》解史的角度来看，汉唐时期史学取得的辉煌成就，就一定意义而言是吸收、借鉴易学思想的结果。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以易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人类历史，洞察古今兴衰，评论行事得失，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主要的一面。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以史解《易》这一学术门径不应局限于易学范围内，仅仅视为以历史事实解说《易》理的正确，将其完全归入易学史上的义理派，与史学毫无干涉。汉唐时期易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易学家通过以史解《易》征引的史实主要集中在上古时期和商周之际，而这些史实自身蕴涵的历史兴衰教训和历史变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周易》义理相互通约。这一时期，易学与史学的良性互动已初见端倪，虽未呈现蔚为大观之态势，但以史解《易》的运用无疑丰富了治《易》的方法，在深化《易》之微言大义的同时，对传统史学自身历史观念的拓展，乃至对经史关系的重新认识理解，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后来的许多易学家兼治史学，有的本身就是史学家，如欧阳修、李焘、朱熹、李心传、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章学诚、邵晋涵、柯劭忞等。易学家则兼治史学，以史释《易》，易学史上“两派六宗”中以南宋李光、杨万里为代表的“参证史事”宗即是如此。而其中使史学与易学结合得最为成功、最为完美的，当推北宋的司马光、清代的章学诚。他们均以史学名家，以良史著称，但又潜心研究易学，且造诣极深，成就卓然。应该说，这一切均得益于汉唐时期易学家以史解《易》的努力。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