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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梳理了20世纪30—40年代北平地区四所高校宋史课的设置及学生毕业论文宋史选题相关情况，发现30年代宋史课的最初开设者多非专治宋史，内容讲授多元化；宋史课的开设和讲授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随着开设者的代际更替和学术专业化，宋史课的讲授逐渐体系化，学生选题也更倾向于宋史的核心问题，而非原来的单一主题。 关键词：民国宋史研究 宋史课程设置 毕业论文选题 朱瑞熙先生在总结二十世纪宋史研究时，专辟一章论《中国宋史学的开创与奠基》。他认为从20 世纪30年代，中国宋史研究由酝酿期进入开创期，其中蒙文通、陈乐素、张荫麟和邓广铭四人有开创之功。书中并具体考证了四人开设宋史课的时间，推测蒙文通与张荫麟几乎同时在北大、清华开设宋史课程，而张应略晚于蒙，具体开设时间则不确定。他后来又根据邓广铭的大学成绩单，推定蒙文通1934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的宋史课为国内大学之最早。 朱先生虽然注意到民国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在宋史教学和学生培养上的贡献，但他的梳理主要基于今人论著或回忆文章等二手材料，未能利用当时的档案，而且只对所谓的四大家作了一番考证，故民国宋史研究的教学和学生培养情况仍有不甚详明之处。而本文主要利用30—40年代北大、清华、燕大、辅仁等北平高校的课程指导书、老师讲义及校刊、学生刊物和毕业论文原稿等材料，初步梳理了民国北平四校宋史课程的开设和毕业论文中宋史选题情况，藉此了解民国时期宋史教学与研究的特点，从一个以往所忽视的片段观察当时的宋史研究是如何展开的。这不仅可弥补过往宋史研究学术史的疏漏，而且能增进我们对近代宋史教研体系演变的认识，对理解1949年以后宋史教学与研究格局的形成不无启发。 一、宋史课程设置与讲授的多元化 20世纪30年代随着新史学体系的建立，在大学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上，也出现了标准化的趋势，逐渐发展出通史和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门史课程群组。其中通史逐渐由分期讲授发展成断代史讲授。宋史课程即属于断代史课程群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课程名或曰宋史，或曰宋辽金元史，或曰辽宋金元史，端视所在大学师资情况而定。由于时间和资料所限，本文仅选取北平地区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燕京大学及辅仁大学四所典型高校作为个案，时段则集中在30、40年代，具体讨论起止各校并不一致，以能表现各校特色为准。 （一）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1917年设立中国史学门，1919年改门为系，史学系走向独立。此后朱希祖长期担任系主任，他一直强调以社会科学治史，主张史学系学生前二年多选修社会科学等基础课程，后二年则随有专精之教员作断代史研究。故在1930—1931年的课程指导书中，朱希祖提出高年级学生必须选定一门“中国分代史研究，随教员常治之史，选择其一，共同研究。例如甲教员常治汉代史，或唐代史，乙教员常治宋代史或元代史……则三四年级生选择其一史，专攻两年，将研究成绩报告，方成毕业。”此课要求学生：“1. 将某代史句读一遍，以表明读完此史；2. 将某代史撰述源流及后人重修或考订之历史，编成报告；3. 将某代史有关系之参考书，及中外杂志上对于某代史之著述，编成一目；4. 将某代史之历史的地理，并其时代之政治、经济、学术、风俗及其他一切文化，分类研究，各择其一类，撰成有系统的论文；5各时代史各有特殊情形，其研究方法，由担任教员自由指导。”此课类似于专书研究，而不在宋史知识的系统讲授上，重在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朱氏以南明史研究著称，当时他的研究重心也不在宋史上，但担任了宋史研究的导师。 1931年初朱希祖辞去史学系主任，此课最后应是不了了之。而后系主任暂由北大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蒋梦麟暂代，10月由归国的西洋中古史和中西交通史专家陈受颐接任，但对史学系影响最大的却是傅斯年。自1931年度始，史学系的课程设置更为规范系统，注重史料的整理，提倡充分的工具，体现了傅斯年的史学观念。 1931—1932年度的宋史课程由老派学者柯劭忞之子柯昌泗担任，每周四课时。在课程说明中，柯氏论证了宋史研究的意义，并介绍了此课的讲法和具体内容：“《宋史》一书最号繁重(一)宋代享国甚久，事迹过多。(二)汉唐以来政治典章学术思想经五代之乱，渐次递嬗，至宋而大为变化。(三)宋人最重史学，当时学者对其本朝史实多有撰述，即在文集笔记中，亦皆喜谈掌故，史料之多，为历代之冠。(四)宋与辽金西夏蒙古诸蕃等国交涉频繁，情形复杂。凡此诸端，非从《宋史》及各种史料细心钩稽，不能了然。且自宋迄清，国家制度社会风俗以及一切事物类皆沿袭宋人之遗，随时演变。溯其变迁之迹，宜从宋史入手。本课程内容，系将宋史中重要史实，参考各种史料，编为讲义，分别讲述，略见梗概。一面指导学者对宋史加以缜密之研究，及应研究之方法。并随时介绍研究宋史必须参考之书。且对各种史料随时评骘其得失，以资旁证。”柯氏旧学根底深厚，以金石学著称，惟留下一部《语石异同评》，而依此课程说明，也可见其宋史之见识。幸运的是北大图书馆藏有他当年所编的《宋史讲义上》，据此可略窥其宋史研究之心得了。讲义共分为七节：一、太祖得国之本末(论禁军及杯酒释兵权——本节括号中文字，均为作者所做说明，下同)，二、宋初统一之业(论削藩)，三、交州立国(因中夏历朝相传疆索，在宋时有极重大之变改)，四、宋与西夏之战争(论边患)，五、北宋之亡，六、北宋九朝大事概略(北宋政治史略)，七、北宋制度概略(不全)。从内容看，重在政治制度史，虽简略，但时有精彩之论，如：“杯酒所释之兵权为禁军，而非藩镇，宋之削除藩镇，别有计画，与此固无涉也。”“综观宋之得国，以禁军为最大关键。”这与聂崇岐1948年发表《论宋太祖收兵权》一文观点一致。而他对宋代制度史的研究意义有其独特的理解，“自唐末五代以来，典章隳坏，唐以前相承之制，荡然无余。有宋肇兴，补偏救弊，因时制宜，故其法度，始终未能完备。而自宋以后，迄于晚清，多半因其制而递加损益，从未有沿袭汉唐之旧者，此洵中国制度沿革者之一大变迁也。”可惜讲义不全，未能见“自宋迄清，国家制度社会风俗以及一切事物类皆沿袭宋人之遗，随时演变”之迹。 自1932年度，史学系中国史断代研究科目分六或七段、西洋史四段，采取两年一轮回办法，中国史包括上古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辽宋金元史、明清史，宋史和辽金元史时有分合。每年开中国史三或四段、西洋史二段，史学系学生可选修中国史六段、西洋史二段，或西洋史四段、中国史二段。 1932—1933年度改由赵万里开设宋史，方壮猷开设辽金元史。赵氏的宋史课程“注重介绍新材料以补充旧材料，而尤致力于典制学术艺术风俗文学诸方面”。赵氏此年度还为史学系一年级学生开设必修课中国史料目录学，课程内容“包涵之空间性为中国及高丽安南等旧属国，时间性为史后迄近代。旧史料如正史编年传记实录志乘，新史料如甲骨金石文字档案等并重。图表注重版本”。从两课的课程说明看，他注重新史料及版本目录学及宋代学术、文学史的研究。赵氏时亦担任北大研究院文史部导师，指导的学生论文也多为宋代文学史，如宋词和北宋专家词研究，于此亦可知他兴趣之所在。 1933—1934年度宋史和辽金史停开，1934—1935年度聘请蒙文通开设宋史，姚士鳌(从吾)开设辽金史。蒙氏的宋史课程“注重探讨有宋一代政治之升降，学术之转变，制度之沿革，民族之盛衰，以吕东莱、陈君举、叶水心之说为本，取材于《东都事略》、《南宋书》、《宋朝事实》、《太平治迹》，以济元修《宋史》之阙；更从《文献通考》辑出《建隆编》佚文，以为《宋会要》之纲。”蒙氏重在以浙东学派的史论观察有宋一朝的历史，体现了他宋史研究的特色。而据任继愈回忆，蒙氏此课主要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展开的，具体观点与他后来的讲义《北宋变法论稿》应是一脉相承的。 1935年下半年，蒙文通未得北大续聘，其宋史课由姚从吾接手，合并成宋辽金元史一课。据课程指导书，“本课程拟分两部，每部又各分为四编：第一部辽宋的建国与金朝的灭辽破宋。这一部的四编是：第一编：辽宋的建国。第二编：宋辽的对峙与王安石的变法。第三编：金朝与他的灭辽破宋。第四编：南宋与建都燕京以后的金朝。第二部蒙古的崛兴联宋灭金和忽必烈建立的元朝。这一部的四编是：第一编：成吉思汗时代。第二编：南迁后的金朝与窝阔台的联宋灭金。第三编：蒙古与南宋的对抗与忽必烈的统一中国。第四编：忽必烈统一后的元朝。”从内容看，属中规中矩的政治史叙述，注重宋与辽金元的对峙局势，承袭了他之前开设的辽金元史课程，讲授重心在辽金元史及其与宋的关系上。 1936—1937年，宋辽金元史课程“本年停”。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时期，历史学系(1937—1939年改为历史社会学系)1937—38年度仍由姚从吾开设辽宋金元史，1938—1939年度由张荫麟开设宋史，1940—1946年度辽金元史和宋史由姚从吾轮番开设。1946年以后，宋史课程则由邓广铭开设。 （二）燕京大学 尚小明先生认为燕大是最早施行断代史教学的大学，早在1925—1926年度即有开设宋元史的计划，但因开课老师常乃惪辞职未果。燕大的宋辽金元史最早由张星烺1928—1929年度开设，“讨论此数朝之民族兴亡，政府组织，当时国际交涉特别文化。”而燕京大学中国断代史课程的开设很有特点，如1928—1929年由孟世杰任包揽其余断代史的讲授，1931年以后，除上古史由顾颉刚主讲、宋辽金元史由张星烺担任外，秦汉史至明清史四段一直由邓之诚负责。 张星烺时任辅仁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故在燕京大学任兼职讲师。他长期在燕大讲授此课，讲课内容变化也不大，如1935—1936年度此课仍“讨论此数朝之民族兴亡，政府组织，当时国际交涉，宋朝长期太平及各种文艺学术，西夏负固西北，西辽之建国中央亚细亚，元初西征事迹，元初各种建设事业，元代世界交通及其特别文化”。与1928—1929年度大纲相比，虽有详略之别，但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1940—1941年度，系主任齐思和聘请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副主任聂崇岐开设宋史课，“课程内容略分四部：一、宋代内政外交之梗概，二、宋代典章制度之变革，三、各种学术之特点，四、民生状况与社会风俗。”宋史课旨在普及宋史知识，聂氏同时开设更专门的宋史研究，指导学生做专题研究。1941—1942年度，宋史课“本年度不开班”，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关闭，此课结束。1946年燕大复员之后，宋史课仍由聂氏开设。 （三）清华大学 清华学校于1925年改制，设立大学部。1928年罗家伦出任校长后，进行大学改革，1929年聘蒋廷黻为历史学系主任。蒋氏重视社会科学，并起用一批新人，给以充足时间，让他们开设专题课程，形成清华历史学系特有学风。 具体到宋史课的设置，最早可追溯到1929—1930年度由兼任讲师张星烺开设的宋辽金元史，此课程四学分，讲授一学年，“注重塞外民族之生活风俗、历史及对于中国各朝之关系，蒙古人膨胀之详细经过，各外族同化于中国之历史及北族助长中国文化之经过”，关注风俗文化及民族关系方面的内容。直至1933—1934年度，张星烺仍在清华开设过宋辽金元史课程。 1934—1935年度则改聘任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专任讲师(相当于副教授)张荫麟开设宋史，但注明要“明年开班”，而1935—1936和1936—1937年度的课程一览中宋史均注明“本年暂缺”。故张荫麟原计划于1935—1936年度开设的宋史，因其接受国防设计委员聘请撰写高中教科书(即《中国史纲》)，特向清华请假，最终乃成一纸上之计划。而张荫麟的宋史在1938至1939年度才首次在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为三四年级学生开设，时间是上下二学期。 但张荫麟的宋史研究可能始于1935年前后，从1936年4月份发表《沈括编年事辑》，到他1942年去世，短短六年间，发表了二十余篇宋史论文。所以张荫麟在清华虽未及开设宋史课，但从他的课程说明所设计的内容看，亦可见他宋史研究之特色，故特征引如下：“本学程从社会组织，学术思想，大人物，及政治变动四方面考察，约自纪元九五〇至一二八〇年间之历史，并说明以上四因素之相互关系。”对照他所发表的宋史论文，其主题也基本不出此四个方面。 选修过此课的李埏回忆他上课的情形说：“宋史课一开始，他就教我们读《宋史纪事本末》……课上只讲专题，很富启发性。他总是每两三周，提出一个问题，指定几卷书，要我们从那几卷书找材料，去解决问题。……他用这种办法，训练我们一步步地学会独立做研究工作。”据此，他的宋史课糅合其治宋史之心得，重在训练学生做研究，而不单是普及宋史知识。 1946年清华大学复员后，历史学系为二至四年级学生开设宋史选修课，每周二至三小时，二学期，应由专任讲师丁则良讲授。 （四）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宋辽金元史的首次开设是在1929—1930年度，虽然课程表上没有说明开课者及其讲述内容，但之后此课一直是由张星烺担任，推测之前也应是由张星烺讲授。此课是三年级必修课，每周三小时，二学期，主要“讨论此数朝之民族兴亡，政府组织，当时国际交涉，元初西征事迹，元初蒙人西征事迹，元世祖之建设事业，元时世界交通及其特别文化。”除缺少关于西夏史的说明外，与燕大的课程说明基本一致，故其讲法也应无大的差异。 北大图书馆藏有一部辅仁大学的《宋辽金元史》讲义，对了解张星烺的宋辽金元史讲课体系有重要的价值。讲义共分为26章，307页，其中前5章讲辽史，61页；中间6章讲宋史，86页；剩余15章讲元史，160页，可见其重心在辽、元史上。若单就宋史而论，分量严重不足，只是介绍些宋朝的基本史实，观点上也以赵翼《廿二史札记》为主。上过此课的夏鼐当时评价说：“张星烺先生编的讲义并不见佳，取材大致从《宋史》及《宋史纪事本末》，未经融会贯通，所采录屑细史实过多。” 以上即是北平四校史学系宋史课的开设情况。首先，宋史课的设置必须放在当时史学系课程改革的背景当中理解，宋史或宋辽金元史课作为中国断代史教学中的一环，在30年代的大学史学系中逐步开设起来，是新史学体系制度化的表现之一，有其必然性。 其次，从开课老师的流动性看，在北京大学开设宋史课的老师先后有朱希祖、柯昌泗、赵万里、蒙文通、姚从吾、邓广铭，燕大先后有张星烺、聂崇岐，清华则有张星烺、张荫麟、丁则良。最早可能是由张星烺开设，时间大致在1930年前后。北大30年代初期变动最大，直至姚从吾开设宋辽金元史才稳定下来，后由邓广铭接替；燕大和清华一开始是聘请外校的张星烺讲授，后由自身培养出来的宋史学者聂崇岐、张荫麟、丁则良接替开设；辅仁自始即由张星烺一人开设。 再次，当时并没有断代而治宋史的学者，故最初一批开设宋史课的学者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学术贡献主要也不在宋史上。尽管只发现两部当时的宋史讲义，其余仅能从课程说明中稍见其讲述的内容和特色，如柯昌泗的宋史讲义，材料和表述有其传统一面，却见解深刻；张星烺在清华、燕大、辅仁的宋辽金元史课程说明基本相同，具体讲法也应相同，他的讲义关注民族、文化及基本史实；赵万里则重视新旧史料的发掘；蒙文通从浙东学派看宋代历史；姚从吾关注辽金元民族的历史，这些都与之前各自的学术积累和兴趣有关，故最早一批开设的宋史课讲法多元，各有特色。但在宋史课的开设后期，由各校自身培养出的宋史专家接替开设，而以他们个人研究为基础开出的宋史课也逐步走向成熟，宋史教学逐渐从多元化的讲授发展成大致稳定的叙述，如张荫麟、聂崇岐和邓广铭都形成了各自的宋史讲述框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