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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论文选题与宋史的讲授 民国时期的学生毕业论文能保存至今者甚少，而燕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论文保存却非常之完整，原存北京大学学位论文阅览室，现已划归特藏室保管，清华大学则存有部分民国时期的毕业论文，这些均可从北大、清华大学图书馆网页检索到相关目录。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民国时期的毕业论文则完全不存，但《北京大学周刊》上(1935、1936，1946、1947年)登有各科系的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及其指导老师的布告，《辅仁学志》附录中刊载了1941—1945年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论文目录。以此作为核心材料，并结合相应论文原稿及回忆文章，对当时毕业论文中的宋史选题进行梳理，藉以观察学生选题与宋史课的讲授重点及老师指导指导之间的关系，或可增进对当时学位论文写作环节的认识。 （一）北京大学 1935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提交的36篇毕业论文选题中，上古史多请兼职讲师傅斯年或顾颉刚指导，秦汉史、宋史钱穆，辽金元史姚从吾，明清史孟森，中西交通史、西史翻译及西洋史陈受颐、皮名举。其中有四人选做宋史的题目，仅次于辽金元史6篇：分别是邓广铭《浙东学派研究》，张公量《王安石的改革运动》，王毓铨《王安石的生活思想及新政》，廖世雄《宋代的地方制度》，指导老师均为钱穆。杨珏《匈奴之研究》、《王安石之政治思想及其变法》中限选一题，指导老师是对匈奴和蒙元史素有专攻的姚从吾。部分学生甚至有二三个选题，一是可见当时学生兴趣之杂，二也是因为选题方向未定，变动性大。而即使是已经确定选题的学生最后也会因各种原因更改选题，如铭改由胡适指导作《陈龙川传》，傅乐焕改由姚从吾指导作《宋辽交聘使研究》。从总体上看，1935年毕业论文中宋史选题多与王安石变法有关。 1936年提交的27篇毕业论文选题中辽金元史占7篇，而只有两人选择了宋史，且均属宋金关系史，一为尹冠华《宋金和战问题的再检讨》，由钱穆、姚从吾指导；一为牟禄庭《北宋与金人的交涉》，导师为姚从吾。 这二届学生中（1936—1937年）完成宋史选题的毕业论文，目前所能见到的是邓广铭、王毓铨和傅乐焕三人的研究。邓广铭在胡适指导下写出《陈龙川传》，后由独立出版社1944年出版。而王毓铨的论文第一章先在《食货》(第3卷第11、12期)发表，据陶希圣说：“王毓铨先生是北大史学系四年级同学。在本刊第三卷四期曾有论文发表(笔者按：指《清末田赋与农民》一文)，他这篇(《北宋社会经济与政治》)是《王安石传》的第一章的上段。《王安石传》全稿约有十五万字。”论文第五章《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分二期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第5卷第1、2期)上，大致有6万字左右。傅乐焕毕业后进入史语所，专攻辽宋史，继续充实他的毕业论文，后以《宋辽交聘使表稿》发表在《史语所集刊》第十本二分上，而这仅是他《宋辽交涉史研究》的附录部分。 学生论文选题，参照当年学年论文的相关规定，“须各就前二年肄业兴趣所近，拟定研究题目，交呈教授会审查。教授会审定研究题目后，即就题目性质，推定教员担任导师。”所以毕业选题与学生兴趣相关，而他们之前所选修课程是其兴趣的重要来源。从学生在宋史上的选题看，1934—1935年度蒙文通开设的宋史课正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展开的，1935年的毕业选题中就多有关注王安石变法者；1935—1936年度姚从吾开设的宋辽金元史中重辽金与宋的关系，而1936年毕业选题中就有二篇是宋金关系研究，说明宋史课的开设和讲授内容会影响到学生毕业论文选题。 但是宋史课的讲授者只是学生论文选题的启发者，并非唯一之影响，学生也会受到其他史学思潮的冲击，表现在论文选题和做法上，就与授课者、指导老师治学特点完全异趣。如王毓铨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具有鲜明的社会经济史取向，就与蒙文通、钱穆和姚从吾治学特点不符，他们对社会经济史也缺乏研究。王毓铨大四时选修过胡适开设的“传记专题实习”，其中所列传记人物就有政治家王安石，他的论文也是此课的作业。而他的做法也与胡适的治学风格不同，主要是受陶希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魏特夫之影响。毕业后他一度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38年应魏特夫之邀去美国从事研究，自是可见他早年的学术发展脉络了。 姚从吾1934年自德归国任北大史学系教授，1936年担任系主任，1946年任河南大学校长，在1934年至1946年间，他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史学系先后开设过辽金元史或宋、辽金元史。姚氏晚年对他在北大的教学有一总结：“回忆在北大主持历史学系时，即又分‘辽宋金元史’为四小部分：(1)‘辽(契丹)与北宋’(九〇七～一一二六)，(2)金(女真)与南宋(一一四～一二三四)。(3)蒙古初期(一曰四大汗时代，即蒙古与西域诸国，一二〇六～一二五九)。(4)蒙古与东西亚。每一段落，常选一人至三人从事工作。故自弟归国至抗战(昆明)时期，即完全依照上述办法分配。如傅乐焕，邓广铭，杨志玖，方龄贵等先生不下十余人，均曾在此一阶段，共同讲习，担任工作。”他的回忆与前文所列1935—1936年度宋辽金元史课程说明的四编正相吻合。傅乐焕从宋辽关系入手，对辽代的捺钵制度和宋辽交涉史有深入研究，而邓广铭因关注陈亮和辛弃疾，对南宋的历史文献及宋金关系亦有专攻。杨志玖、方龄贵则精研元史，杨氏因在《永乐大典》中发现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史料而一举成名，方氏则以《元上都考》作硕士论文。其余像程溯洛作《宋金归地交涉详考》，傅乐淑作《元明汉籍中所记蒙古色目人的生活》，均可对应姚从吾的人才培养规划。如此看来，姚从吾对北大宋辽金元史研究人才的培养上是有一套整体上的规划，并且已初见成效了，只是后因各种原因他们多已偏离姚氏所设计的研究方向，但不容否认姚氏在北大宋辽金史人才培养上的贡献。 1946年北大复员返平，邓广铭回到北大，开始讲授宋辽金史。当时的毕业论文中宋史选题情况如下：1946年26篇论文中有4篇：米继简《熙宁新法和新旧党争》，杨淑安《唐宋茶道小考》，杨宝贞《宋辽战守疆域考》，张曼德《北宋岁时志略》；1947年44篇论文中有8篇，张競敏《辽代州郡及宋辽关系地图》，汤桂仙《范仲淹》，呂铮《宋王安石之变法》，冯远程《熙宁变法》，赵新月《宋代的役法——由差役法到募役法》，张丕安《北宋与西夏的战争述略》，漆侠《王荆公新法研究》，谢蕴慧《章献明肃太后传》。所有宋史论文均由邓广铭指导，而从学生选题也能看出授课老师的影响，如1947年的选题，有二篇是传记研究，其余则是关于王安石变法、役法、宋辽关系者，均是宋史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燕京大学 燕大历史学系学生毕业论文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现仅据相关目录和论文原稿，就选作宋史者分疏如下：1928年朱士嘉毕业论文是《宋与西夏关系》，指导老师不明，疑为洪业；1933年宫秀作《交子考》，导师邓之诚；1937年王怀中拟作《青苗法之研究》，导师邓之诚；1940年陈瑜作《宋金史纪事互证》，导师邓之诚；1941年姜源清作《宋律考》，导师邓之诚；1947年谢桢作《元祐党人碑》，缪希相(后改名为李涵)作《范仲淹评传》，导师均为聂崇岐；1949年陈仲夫作《宋金交聘仪节考》，导师邓之诚；1951年陈公柔作《熙宁变法在财政上之收获及对后来之影响》，导师聂崇岐。1935年硕士毕业的王育伊作《宋徽宗至孝宗时代宋金之国交》，导师疑为邓之诚，评阅人为陆志韦和张星烺。 后以治宋史知名的聂崇岐并非一开始就选择了宋史，1928年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时，毕业论文是《突厥对外关系考》，此选题可能与他在校期间担任地理协会兼职编务受《地学杂志》的影响有关。1930年他成为洪业主持的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重要编辑人员，而燕大编纂的引得涉及宋史者甚多，所以他走向宋史研究的道路，可谓是洪业引导安排的结果。据刘子健回忆，洪业也有意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各治一断代，如齐思和治战国史，瞿同祖治汉史，翁独健、蒙思明治元史，周一良治魏晋南北朝史，聂崇岐治宋史，冯家昇治辽金史，王钟翰治清史等。虽不无事后解释之嫌，但不容否认洪业对燕大历史学系学生研究方向的影响。 《两宋经济重心的转移》一书的作者张家驹，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其学位论文为《宋代东南之繁盛》，后改题《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发表在《食货》1935年第2卷第11期上。而后张氏也一直坚持中国社会中心南迁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于1943年出版了《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编)，其下编其实就是195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的初稿。他在毕业论文自序中说：“我国文化区域南迁之动向，历史上最重要之时期有二，一为东晋，二为南宋，而晋又不及宋也。……我国学者亦尝注意及之，然作为专题研究，而致力于著述者，则未之见。去岁余与张亮尘师(张星烺字亮尘)偶谈及毕业论文事，因以今题建议；商之邓文如师，因允为指导。故文章之成，得先生之助最多：如材料之蒐集，体例之指正，莫不经先生之口讲指画者也；又承洪煨莲师指示方法；并志此以表谢忱。”据张氏自序，他的毕业论文，先是由宋辽金元史的讲授者张星烺命题，但却由邓之诚指导搜集材料，洪业指示方法。 其实，这在燕大是颇具代表性的，历史学系的学位论文基本上是由邓、洪二人指导。比如1937年 3月17日燕大历史学系在临湖轩召开本学期的第一次学系会议，通过了三、四年级毕业论文题目，并分配导师。古代史选题基本由邓之诚一人包揽，近代史(乾隆以后)则由洪业指导，其中明清史间或两人共同指导，涉及元史则由邓之诚和张星烺指导。当时，洪业主要给三、四年级开设初级史学方法、高级史学方法二门必修课，而邓之诚则开设从秦汉到明清四种断代史，张星烺则擅长中西交通史和元史。所以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他们也有一定的分工。当时“历史学系的学生最重视自己的毕业论文，大半从三年级的后半，就各自分头会见教授去选择自己研究的范围，然后由学系会议通过，确定题目，分配导师，一到四年级，便开始写作了。”学生花在论文的准备时间长，而且导师也认真，所以论文质量也特别高，毕业论文优秀者多发表在《史学年报》上。而“凡是历史学系的学生，都经过极严格的初、高级历史方法的训练，对于史学写作，所求极苛，态度也最谨严。” 燕大宋史课的讲授者前期为张星烺，后由聂崇岐接替，但学生论文指导老师早期是邓之诚，晚期为聂崇岐。从邓之诚、聂崇岐两人所指导的论文题目看，也与他们各自的兴趣有关系，论题逐渐从宋与辽金关系走向宋代政治、制度史的具体研究。 （三）清华大学 现存可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宋史的毕业论文，1937年戴振辉所作《宋的建国及其规制》；1947年郑哲夫作《寇准事迹资料辑要》，谢靖亚作《赵普年谱》，孔令仁作《宋高宗建炎航海考察》，刘梅《政宣年间宋金关系》，导师均为丁则良；夏潜蛟做《司马光日记辑佚》。 戴振辉在校期间在《食货》和《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发表多篇晚唐五代史论文，张荫麟《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文也曾承戴氏指示新材料，可见他在宋史上已初有根基。他的毕业论文讨论的是宋初重要的政治问题，与张氏1941年在《思想与时代》发表了《宋朝的开国与开国规模》或可互观。可惜他毕业后南归故里，一直在中学任教。丁则良是张荫麟1938年在西南联大时指导的学生，论文题目是《秦桧传考证》。1945年他被聘为西南联大历史系专任讲师，1947年去英国伦敦大学专攻苏俄史，故清华大学1947年宋史的毕业论文数量剧减。另外，1940年毕业西南联大的李埏，他的毕业论文《北宋楮币起源考》也是由张荫麟指导。 从上可知，仅从学生论文选题看，清华的宋史研究选题早期受张荫麟指导，后期受丁则良指导，学生论文选题与是否有此方向的授课和研究老师极为相关。 （四）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宋史研究论文，1941年36篇中有7篇，何凤德《北宋之役法》，王鋆《北宋禁军考》，王秀兰《宋放灯考》，孙炳荣《宋金和战与党争之关系》，祝毓琏《宋代赛庙情形》，尹敬坊《北宋屯田考》，武宗儒《燕京与汴梁风俗比较》。1942年29篇中有4篇，张云超《西夏建国于宋辽间之方策及措施》，刘秉岗《宋徽宗与道教》，邢子疑《川蜀与南宋立国》，牛占谅《宋金交攻下之人民生活》。1943年31篇中有4篇，王文湛《金代猛安谋克之研究》，林孝忠《红袄贼变乱始末》，王兴志《宋初中央集权政治发展史》，李燕来《南宋初士大夫对和战之态度》。1944年27篇中有3篇，李家麟《宋金元三国外交相互之关系》，丛治湘《北宋汴京生活述略》，许德芬《北宋久治与宋太祖羁縻政术之关系》。1945年30篇中仅有1篇，陈家振《北宋学术兴盛与诸帝爱好学问之关系》。 辅仁历史学系毕业论文，首先从论文数量上看，1944年是个分界线，1941－1943年宋史论文选题多，有15篇之多，1944－1945年才4篇。笔者怀疑1944年之前的宋史论文可能是由柴德赓指导，而他1944年初离开北平，直至1946年才返回辅仁任教，正好与宋史论文选题的变化趋势相关。至于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具体情况尚待详考，但应不出柴氏和张星烺之外。其次，从论文选题上看，辅仁的宋史毕业论文已经不再局限于宋辽、宋金关系，已经有对宋代政治、军事、经济等具体制度的研究选题了。 因资料完备程度不一，北平地区四校历史学系宋史选题状况即如上述。随着宋史课的开设，学生受主讲老师的影响，主动选择宋史做毕业论文，而一旦系里不开设宋史课，学生选宋史作毕业论文的人数就会减少，甚至会没有。这说明宋史课的开设已经和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了。而随着宋史教学和研究的深入，到40年代中后期，在第一代宋史课开设者影响下选择宋史的学生已经成长起来，有各自的研究特色，由他们接替开设宋史课，并指导相关的毕业论文写作，如邓广铭在北大、丁则良在清华等。此时选做宋史的学生，数量上也更多；从研究范围看，比30年代的选题更为深刻细致，而不再局限于宋辽、宋金关系这单一主题上。 三、余 论 目前，学界对民国宋史研究的考察，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着眼于学者们的具体论著，重视的是他们所解决的问题、研究视角和使用的材料，而对当时的史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环境关注不够；一是对现代史学的学术体制形成做整体性之观察，而未能具体到宋史研究如何展开上。对此，近现代学术史研究者与宋史研究者都有所贡献，笔者窃不自量，希望能结合两类研究者之所长，通过考察当时宋史课程的开设情况，开课者的讲授特色及代际更替，并与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结合起来，提供一种观察宋史研究如何展开的制度背景，藉此说明宋史研究学术史梳理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有人或许会质疑，不能仅仅根据课程说明就推测出宋史课的讲授内容和特色，而学生毕业论文题目中即使存留下来大部分也并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两种材料确实都有其局限性。课程说明只是开课者大致的设想，最终讲授了什么，还得依靠其他材料来印证。民国时期四校的课程讲授老师多编发讲义，而研究和教学又是一体的，若有讲义存在或相应的论文发表，则可以推见他们讲授的重点和特色所在。虽然大部分学生最终并没有成为学者，毕业论文也不会是他们所作的第一篇论文(对一些优秀学生来说，毕业论文之前即已发表多篇习作)，但毕业论文作为他们早期学术研究的重要实践，从这里可以观察他们的学术起点。他们的选题代表当时宋史教学的成果和未来研究的可能趋势，他们本来有可能成为宋史研究的新生力量，只是由于客观环境和时局等不可抗拒的原因偏向了另外的轨道，从而在后人的学术史叙述中沉寂无声。 学术史的演变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如时局的嬗变、史学思潮的分化及刊物的导向等外部因素都会影响到一门学科的发展，而课程设置和毕业论文选题既是其中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是演变的结果，所以不容忽视。若以此观察二十世纪宋史研究的进程，或许会发现其中延续和断裂并存，充满了偶然与无奈，也能发掘出更多已被忽视的前辈事迹，但这已经不是本文的探讨范围了。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