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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信之本 5.1 完善社会制度体系，优化、弘扬和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空间场域是文化自信之本 习近平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35]。优化、弘扬和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空间场域，使之孕育出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创新文化形式需要以社会制度作为保障，一种优越的社会制度会以权威性、公共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展示弘扬和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总体要求，同时会以有力的措施排除不良因素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36]，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优化和弘扬适宜的社会主义文化空间场域，讲好中国故事，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的进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完善社会制度体系，优化、弘扬和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空间场域涉及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是一个复杂具体的工程。首先，要准确把握弘扬和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场域的历史定位。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关乎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复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尤为重要。另一方面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化文明以及后工业化文明转化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西方现代体育所营造的发展场域早已根植于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体系，根深蒂固并且创造了适宜社会背景的发展方式。以农耕文明为主体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现代化改造和融入必然面临严峻考验，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批判继承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地发展传统文化，处理好个体现代性与国家现代性的关系。其次，坚持目标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有机统一，整合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文化制度之间的关系[37]。十九大报告提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38]。以人民为中心是完善制度体系，优化、弘扬和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场域合法性的前提条件，只有这样制度才能够更广泛、更持久、更深入民心。过程合理性是指在制度的完善与优化过程中必须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自信生成逻辑为指导，深刻把握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把体制改革与创新进行有机结合，实现目标合理性和过程合理性的统一，形成有效互构最终促进目标的实现。此外，在完善制度体系的过程中经济、政治和文化三种制度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必须要整合三种制度的一致性，共同维护和营造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只有三种制度协调一致、相互促进才能形成合力，才能实现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繁荣发展的社会制度体系，才能够实现优化、弘扬和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空间场域，以保障文化自信的生成。 5.2 构建、弘扬、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机制是文化自信之本 构建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以及繁荣发展相关的政策机制和法律制度是弘扬和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的保障机制。习近平同志强调“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制度保障”[39]。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发展以及传承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法治精神，完善和健全法律保障机制。面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当今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是在现代化急剧变革的过程中进行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历程势必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传承机制与法律保障体系的建立很难一步到位，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完善法律与政策保障体系以适应新的时代背景需求，保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因和生命力。另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诸多乱象与法律和政策保障乏力有着必然的联系。法治不彰显则意味着人治的盛行[40]。习近平同志指出“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41]。然而，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领域并没有建立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机制，从整体上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严峻，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受到社会变迁以及体育全球化的冲击，我国一些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影响力日渐衰微。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侗族的孩子都会加入侗族大歌队学习民族歌谣和舞蹈，而如今随着青年人的外出流动则出现后继乏人的困境[42]；作为武术之乡的沧州，一些拳种也因为现代西方体育的冲击习练人群出现了衰减，传承人的断档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43]。上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的困境虽然从表面上看只是个案，但是这些个案却反映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整体态势。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是与发达国家来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执行、利益环境、技术运用、制度保障以及治理效率方面还存在一定的距离。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由此在世界的范围内拉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序幕[44]。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在法国巴黎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我国是最早(2003)加入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45]。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公约》，此后，国务院陆续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6)》《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批复(2016)》等等一系列法律法规[46]。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的窘迫现状，宁夏回族***(2006)、***吾***(2008)、河南(2013)、江西(2015)、黑龙江(2016)、吉林(2017)等国内的绝大多数省、直辖市和***都先后颁布了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此后我国在国家层面先后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8)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法》(2011)，上述法律法规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都有所涉及，但是并不完善。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归类界限模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归属不明晰。因此，在国家层面上急需出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立法，并进一步完善《体育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传承、保护的治理，同时各地方要结合地方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状况进行地方立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和科学治理。因此，构建、弘扬、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机制是文化自信之本。 5.3 紧扣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脉搏是实现文化自信之本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曾经强盛的天朝大国，四方均为夷狄，中国历史上的唐代更是创造了世界文明的中华时代，那时候可谓是四海瞩目、八方来朝，造就了“东学西渐”的文化输出局面[47]。然而，到了近代当我们陶醉于“康乾盛世”的“繁华”之时，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诞生(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英国人达比发明了焦炭炼铁技术(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1769年，乾隆四十一年)；北美发表《独立宣言》(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法国大革命成功(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48]。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出现了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洛克(提出政府论)、亚当·斯密(写出《国富论》)、穆勒(提出代议制)、卢梭(完成《社会契约论》)等一大批影响世界文化和精神的重量级人物。此时的西方世界得到快速发展，将那时候的大清帝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此时的清政府对外却实行了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外交策略，致使国运日益衰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的中国进入了悲情的苦难时代，“财匮力尽”“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自此“东亚病夫”的侮辱称号应运而生，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愤慨并苦苦寻求救国之策。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中华民族迎来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新曙光。此后，党领导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49]。如今，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新中国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演进，开始向“强起来”新的阶段奋进，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也开始进入了新的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在“强起来”的阶段背景下提出的新要求，强起来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经济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比拼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国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上，体现在民族文化和伦理精神的伟大复兴之上。今天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目标，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有信心、有能力接近这一目标[50]。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就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51]。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价值追求和伦理品质，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衰而复兴”“阙而复振”，虽然历经坎坷仍然生生不息，所依托的正是中华优秀文化基因；所依托的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美德[52]；所依托的是“天下为公”“苟利国家生死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所依托的是“协和万邦”“礼尚往来”“天下大同”的伦理观念[3]。为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复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只有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脉搏才能实现复兴，并成为国人精神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 6 结语 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并非易事，这是由时代背景所倡导的主流体育文化所决定的。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演进的社会变革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化的变革源于西方文化以及工业革命的推动，西方现代体育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体育文化形式。然而，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文化模式下孕育而生的，在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革之中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二元套嵌式的叠加风险。既要应对现代化带来的挑战，同时也要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思维和基因存在方式。笔者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要想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在本文论述的基础之上还要满足三个必备条件：第一，创造出具有“普世价值”精神文化产品；第二，具有先进的制度供给和执行能力；第三，具有广泛的文化传播能力和影响力。总之，民族传统体育不仅仅是体育文化的具体表达方式，其本质是通过身体实践来表达族群记忆和精神思维的具体活动方式。是延续民族基因与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是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存在，彰显民族文化符号，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新时代是一个契机，文化自信战略的提出是一种启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是对国民生活价值和体育文化选择的启蒙，在这个意义上，回得去的“乡愁”记忆，寻得到的“民族”才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之所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