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为了应对新时代不同价值观的挑战, 我们必须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所在。正是基于民族的政治价值, 中华民族概念得以提出并在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7年之后至改革开放前,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但忽视了民族价值也需要新的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来充实才能应对社会变化的、潜在的冲突的客观事实。改革开放阶段, 在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中, 我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统一民族的共识价值对国家建设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我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方面重新审视, 具有重大意义。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上更重视开放性价值、更重视爱国主义的实践价值、更重视同胞之间的关联价值、更重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规范价值。 关键词：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族价值; 中华民族复兴; 作者简介： 李京桦, 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心副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后, 博士。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价值建构研究” (17BKS104); 国家博士后第61期项目一等资助“多民族国家治理中国家认同生成研究”; 河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多民族治理与国家认同生成的内在机理研究” (2018-ZZJH-243) 阶段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与各国之间交往的增多, 中国与西方之间价值观差别和冲突逐渐显现。在中华民族价值面临地理、社会、政治挑战时,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的密切关注, 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中华民族”概念是中国人民危急时刻的积极选择, 是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为导向的价值追求。换句话说, 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概念萌发的主要因素并构成了中华民族意识的内涵。新时代, 为了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们需要探讨中华民族的价值共识, 以便更好的凝聚共识。 一、现代民族的政治意义及价值内涵 民族价值受特定的关于民族是什么的观念影响。只有清楚的了解中华民族概念产生的历史, 我们才会清楚它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 也会清楚作为主导性话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时代传递出来的价值和表征的意义。 (一) 民族的政治意义:现代性民族国家话语的形成 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彼此归属和依赖之情, 形成了用祖先崇拜、血缘亲属以及家规、家风来定位每一个人身份的方式, 并因此有了宗教、艺术、文学以及神话传说和历史。这种最初的群体组织形式, 比较依赖原生情感的归属感, 需要和小型的、亲密的带有血缘、土地、语言群体紧密结合在一起。1霍布斯鲍姆曾形容这一时期的民族, 它所具有的政治甚或民族的暗示, 不会高出“吉普赛知识学会”这一团体所带有的色彩。2一直到罗马时期, “Nation”还是和“gens”一样, 指的是还没有组织为政治结合体的族群。3真正发挥民族对其他事物积极作用 (价值) 是它与全体国民结合之后的政治意义。 现代意义的民族源于卢梭社会契约和全民意志的观念。卢梭曾思索让宪政制度得以传的久远并将法律精神铭刻于公民心灵之中, 他提出, 达到这一目的唯一路径就是创造祖国之爱, 而为了型塑祖国之爱, 关键在于创建一个民族共同体。4卢梭的观点说明他拒绝民族的自然基础, 而主张它是政治艺术产品的观点。在卢梭那里, 民族的政治工具性价值是提升灵魂的艺术, 它可以形成一种普遍的精神, 并通过这种精神取得超越民族之外的更大目标。现代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和独立主权的含义与“民族”最初的意义大不相同。这一观点又因为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发扬光大。 所以, 卢梭民族原则的重要影响是民族与国家结合之后所提供的一套信仰体系和价值观, 即美国和法国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价值。作为政治工具, 民族主义的先驱以及诸多推动“民族概念”的激进派, 大力鼓吹借政治手段来建立民族。5由此, 美国通过建国创建了新的民族, 法国也通过革命建构了一个民族。之后, 从 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 与自由、民主、人权和主权相联系的民族价值不仅影响还改变欧洲国家的走向, 对欧洲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更对亚非拉等国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这一时期很多国家借用民族意识和情感, 形成了超越民族原始形态的建国价值。 民族最重要价值是全民族同胞之间的平等的政治原则。它可以提供一套现代性信仰、制度规则和行为方式的能力;它可以监督人们在历史中找到民族历史中对自由、理性和正义承诺的指示。正是通过民族的政治价值, 潜在的民族意识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追求, 并提升为民族精神。从政治观念方面来说, 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吉登斯曾指出, 与传统国家相比较, 民族-国家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 它对业已划定边界 (国界) 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 它的统治靠法律对内部和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6吉登斯的国家形态演化方式表明, 现代民族国家得益于主权观、行政力量的发展。 民族国家建立之后, 民族的第二个用处是在经济方面。民族国家建立之后不断的强化民族对于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贸易经济发展的作用。民族国家所提出的国民经济、人民经济等词语都是为了强调作为“国家的民族”经济的发展。莫里纳里说:“将人类根据民族为单位划分为不同国家, 是相当有效用的, 因为民族国家能产生出强大经济利益。”7汉密尔顿支持强势政府, 他认为伟大的国家应该采取的措施:如设立国家银行、国家必须承担州的国债、发行国债、提高关税保护、保护国营企业以及强制征收货物税等都是为了塑造美国的民族性。8正如安德森所言:“民族属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9民族的内涵必然包括对国民经济的保护, 而且由国家主导, 自上而下有系统的推动。 (二) 民族内在价值的凸显:民族的特殊性和目标价值 民族的政治含义尽管在法国大革命到反对殖民统治时期发挥了惊人的神效。但是, 我们不能忽视19世纪末期 “族裔和语言成为界定民族的重要标准”10对民族主义走向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属于一种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正如吴叡人在为《想象共同体》共同体所写的导读中所阐述的那样, 民族独立、共和革命与民族语言理念在19世纪前半叶的欧洲孕育了一波民粹主义性格强烈的语言民族主义。11但是, 现实中每个原型民族都成为国家是不可能的。由此, 为了解决民族历史与命运塑造的自然共同体和政治建构的共同体概念之间的矛盾, 为避免狭隘民族主义带来的分裂和暴力, 已独立的多民族国家主动地寻求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根源, 以期望形成与国家主权一致的民族单位。把 “民族国家”建设与国家建设联系起来的观念凸显了民族存在的终极意义。为了解这一终极意义, 我们需要对民族价值作出柏拉图哲学方式的思考:民族存在确实有其存在的结构和道理, 关键是我们需要认清楚它存在的意义。 第一, 承认民族存在的特殊性价值。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跨民族成员越来越多, 斯大林时代的民族概念中四个共同要素越来越限制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 寻找民族共同的根成为一种时代所需。共同的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 成为本民族的重要组成要素。如同耶尔·塔米尔所言, 文化语境的重要性不仅决定着我们的道德身份还影响着道德反思, 更重要的是它影响着我们最普通日常生活中的习惯, 吃、住、用等方面;12一种文化权利就包含了参与公共领域的权利 , 在这个公共领域中, 个体可以分享同样的语言, 记忆同样的历史, 崇拜同样的英雄, 享有充实的民族生活;文化的重要性还表现在, 通过与过去的联系, 文化有助于民族的主张成为自然的、真正的、独特的。13 共同文化遗产或历史纽带所组成的同呼吸和共命运的感情是一个民族不受外在标准评价, 在漫长历史中内在于每个人民的“事物”14。民族这种特殊的纽带能在人们心中诱发出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和自觉的使命意识。民族的特殊性 (内在) 价值是民族意识和情感的根源, 决定了民族这一规范不能被世界主义所代替。 组成民族意识的种族文化、语言、宗教及哲学思想构成是民族的内在价值。民族成员通过它的内在价值诠释他们与统一领土内其他公民之间的关系。忽视民族的内在价值仅仅把民族作为实现自我利益工具的人是不会真正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因为大众的利益不同、追求不同, 归属感也有差异, 过分强调工具价值会导致民族精神涣散, 内聚力弱化。民族的内在价值提供民族同胞特殊的团结情感和义务, 引导民族国家政策向着有助于人民幸福、同胞之间的协作和关怀、公共美德、自豪和自信等价值的形成, 这既是民族精神发挥作用的体现, 也是民族精神内化的必然要求。 第二, 把培育新的政治文化认同作为国家建设和价值共识形成的目标。 当今, 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感觉到这股合并民族性和政治目标两种力量的民族概念, 最能集中人民效忠、归属的情感;是最能把人民团结起来的手段, 但是处理不好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因为政治与民族先验性标准重叠导致民族本质过于驳杂。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一定要为民族找到固定不变的本质, 只会导致自我需求和认同的冲突和分裂。大多数民族国家都具有多样性的族群, 民族观念的多元成为民族冲突和暴力发生的原因之一。由此, 不少国家开始思考建立现代国家统一的价值规范问题, 并以此为国家建设的目标和一项重大社会工程。比如, 美国、新加坡和瑞士等多民族国家就采取政策措施在国家建设中回应共同文化、语言和民族性等民族的先验性标准所带来的问题。这些国家把民族国家建设作为一个需要长期努力追求的目标和结果。 民族原则是“共和原则”和“民主原则”的根源。15如果我们坚守民族价值是民族同胞的平等和共同富裕价值, 那么, 国家建设以民族为目标有许多益处:一方面, 民族情感所带来的特殊性可以推进国家政策的顺利实行。米勒认为“民族”成员有许多其他成员身份所未能滋生的互惠作用, 如保卫整个民族的故土、发扬历史先人的美德、以福利制度帮助弱者等等。这些与公民权利义务相关的“互惠”如果没有“民族性”加以支撑, 将不可能获得实现, 因此培养民族认同 (或国家认同) 是必要的。16另一方面, 米勒强调的人们对于归属的渴望和迷惑同样可以通过“政治认同”来解决。国家建设把民族的共同语言、奋斗历史和共同的荣耀、自豪作为国家政策刻意和努力追求的结果。国家不但可以通过良好的政治制度共识维持和支撑民族高尚精神的形成, 而且可以通过公民利益、国家制度、法律、税收等一系列公共政策和国家宣传, 来获得一种共善价值的指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