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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民族概念:统一民族国家的叙事和规划 中华民族自觉的民族意识萌发于外来武装入侵之时。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及至抗日战争, 随着国外势力武装入侵所带来的屈辱、压迫和屠杀等惨烈事件的发生, 一大批仁人志士在寻求救国道路的过程中, 被一种“天命使然, 别无他求”的使命感所召唤, 主动接受了西方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民族观念, 提出中华民族概念, 并形成抵抗外敌的自觉民族意识。由此, 在民族危亡之际, 中国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接受和采纳了民族国家的一些功能和符号, 并以民族国家的价值规范来规划一个走向统一的中华民族。 (一) 外敌武装入侵下政治民族概念的引入 近代以来, 在外国武装入侵下, 民族这种具有突出政治内涵的社群形式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重视, “民族”概念也成为描述和分析人类群体的重要工具。17面对国家危亡, 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沿着现代民族主义的方向来思考问题。1905年, 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从历史的角度得出中国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不可分割的理性结论。据此, 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 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18, 摒弃了大汉族主义思想, 承认中国历史形成的多民族的事实, 为各民族之间的大联合和团结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时期, 接受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还有孙中山先生。他受美国独立革命之后, 美利坚民族突飞猛进发展的影响, 开始考虑民族主义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之后, 陆续有一大批学者致力于探索民族觉醒对于国家富强、民族强大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 民族“天赋使命”的情感价值为种族主义话语向爱国主义精神转换提供了转换的桥梁。“中华民族同胞要团结起来”“中华民族要强大和复兴”“中华民族要反对剥削和压迫”等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最有力的政治话语。所以, 中华民族自觉的民族意识是在外国势力残忍、凶暴的欺压以及民族危机的逐渐加深中萌发和形成的。中国人民对外国外族侵略者的仇恨、愤怒等因素激发了中华民族意识和情感。中华民族价值表现为外来武力征服下产生的休戚与共的情感、强烈民族复兴意识和共同抵抗外敌的意识。此时, 中华民族价值观念最大限度的号召全国人民抵御外侮, 为国家的独立、主权而奋斗。 (二) 1949年以前:民族国家话语规划下的中国统一 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培养民族独立和解放意识, 在抗日战争中, 为了鼓励军心, 毛泽东特别指出, 文化教育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19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关键在于调动了农民的民族意识。1935年日本侵略华北地区而国民党政府继续妥协, 由此激发了全国农民保卫国家的精神。1936年, 顾颉刚这样写道:“至于我们的过去, 我们仿佛在梦里。”是到觉醒的时候了。20这种觉醒是民族意识的觉醒。觉醒了的民族可以清楚认知外国侵略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由此, 面对日本侵略者疯狂的屠杀和侵略, 云南、新疆、西藏、内蒙、湘西等各地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也纷纷加入了抗日队伍。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抗日力量, 并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 制定了不同的民族政策, 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军队打击日本的侵略, 帮助少数民族从被压迫剥削中解放出来。共产党在延安期间也秉持理论联系实际, 解放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 这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价值的形成。 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调动了中华各民族人民的力量赶走了帝国主义, 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黄兴涛、王峰曾指出, 抗战时期, 曾出现大量直接蕴涵着传播和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意义的各种话语, 例如“中华民族危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性” “民族英雄”乃至贬义的“民族败类”和“民族罪人”等等。它们可以说既是“中华民族”现代认同的产物和某种集中体现, 又因其本身具有标语口号的流行传播之符号功能, 因而反过来有力地引发、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认同的进程。21作为主流政治话语, 走向统一的民族是中华民族规划的一部分。由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国家, 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一规定实则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规范。 (三) 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之前:民族话语下潜在冲突的忽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以及所建立的爱国形象获得了人民高度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的支持和希望下, 通过土地改革, 透过城市及农村的经济改造, 将权威落实到了社会的各个层次。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个有效整合全中国人民力量的政权的原因在于, 中国共产党把革命时期所建立的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彻底认识资产阶级, 让穷人翻身, 建立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通过土地革命渗透到了全国, 并内化到人民中。 但是, 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共同抵御外侮、民族平等、政治解放等民族意识和国内建设时期的爱国主义有很大的区别。革命时期的政治意义的民族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 而是带有鲜明仇外情绪和我族意识的民族意识。这种由国际冲突产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在建国运动时期是有利的, 国家建立成功之后, 民族话语需要合理的价值引导才能自觉转化为对国家建设有利的力量。 这一时期, 国内外环境的压力导致我们忽略了国家建设需要新的文化认同。这时的中国, 国家建设一方面背负着冷战、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外敌入侵和历史光荣等重重的压力, 另一方面国内人民正处于民族解放运动所带来的信心膨胀和自豪状态等条件下。我们几乎没有条件思考中华民族价值所能诠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过去的不同, 也无法正确认知传统文化下的国民素质中的公共美德、国家观念、法治精神、组织纪律观念等不足的情况与国家建设之间会存在冲突。 回顾历史, 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开放和封闭性共存的特点, 这影响着中华民族从五四运动时期积极主动吸收西方民族政治解放的思想演绎为1957年后排斥外来价值的事实。 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里, 在高速的经济发展进程中, 我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统一民族的共识价值对国家建设的作用。周平指出, 从共同纲领到当代中国的各部宪法文本中都没有中华民族的内容, 却对“各民族”和“少数民族”有明确的规定, ……就不可避免的使中华民族的宪法缺位问题凸显出来了。22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权利问题的研究对于一个存在多元文化的国家至关重要。但是, 当中华民族研究缺位时, 这种研究不利于与此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解决, 不利于边疆多民族地区人民政权的建立, 不利于党和国家诸多政治任务的落实。23总的来说, 中华民族研究的缺位不利于中华民族统一价值的形成, 不利于道德自我的实现, 不利于国家的集体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