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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待：全球化与移民 尽管在很多人类学家看来，全球化在本质上并无新意，但近三十年世界性移民的规模和性质的确不同以往。人类的地域属性、社会性别、原初纽带、社会化模式等沿袭数千年的社会连带特征，都发生了不可逆的改变。目前，世界上大概有两亿人口生活在出生国以外。涌入欧洲的叙利亚和突尼斯难民，逃离缅甸的罗兴加人，越过美墨铁丝网的中美洲人，羁押在瑙鲁的偷渡客，都被视为威胁目的国的“低端人口”。与此同时，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商人、贵族、艺术家、运动员、明星、专家、留学生等穿梭于各国，形成了稳定而强大的精英网络。人类活动已经迅速成为环境、资源、气候、动植物物种、土壤、自然灾害、生态等“非人”因素的主要塑造力量。人类也第一次面临全球性的人口压力、流行病、社会动荡等问题。人类或许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人类活动成为主要地质塑造力的人类纪（Anthropocene），移民显然是这个纪元的重要力量。 作为当代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民族-国家特别重视移民，也全力支持移民研究将移民问题化、对象化、数据化，其背后的关切是实现监督和控制的“生物权力”。移民研究的众多分析概念——连锁移民（一个移民带动数个家庭成员移民）、网络性移民（通过扩展家庭实现的移民）、不连续移民、个体移民、家庭移民、跨国移民、劳务移民等——都隐含着如何监督和控制移民人口，如何保持他们的健康、秩序，如何训练他们的技能。整个目的是将移民尽量转化为民族-国家所需的劳力，降低其对原有社会的“伤害”。尽管战乱、饥荒、灾害、压迫等原因足以解释大量的移民现象，但移民研究的主流基本是围绕着“就业”这个关键词展开的，经典移民研究路径也大体沿着新自由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展开。例如，考尼留斯与罗森布鲁姆（Cornelius and Rosenblum，2005）就以“工资高于移民成本”的简单框架解释每年上百万人口移民美国的原因。这一理论虽然可以解释欧美移民国家的情形，却忽视了使这一框架生效的众多政策条件。例如，这一框架就无法解释像日本这样移民很少的状况，尽管那里的工资早已高于移民成本。 “9·11”袭击之后，移民研究的经济取向退居次要地位。移民不再被视为本国经济的强劲支撑，而是被视为可能伤害国家统一、威胁社会安全、改变人口结构、制造民族和宗教矛盾的因素。世界主要经济体接二连三走上逆全球化道路，民粹主义者在大选中频频胜出。例如，斯隆-怀特（Sloane-White，2018）发现，90年代奉行新自由主义的马来西亚大公司，纷纷放弃先前的全球主义策略，转而聘请伊斯兰教学者按照沙里亚教法对公司进行重组，吸引当地人工作。移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如此广泛的政治议题，激烈的辩论不仅出现在法兰克福、巴黎、维也纳、华盛顿，也出现在孟买、卡拉奇和新加坡。或许，是时候走出新自由主义的理性人假设，讨论遍及全球的“替罪羊”心态了：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时代的移民与欧洲前现代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具有超凡能力的“外人”被塑造成当地一切麻烦的根源。 为了研究总体态势，研究者可以通过大规模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认识移民的规律，也可以按照劳动技能、资产规模、技术水平、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民族成分、难民条件等当代民族-国家精英能听懂的词汇总结移民的过去、现在，甚至做出“预测”。但大数据对人的判断过于简单，大都依赖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出预测，毋宁说是对这种方式的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这种重模式轻意义的研究，看似超越了软性的“文化科学”，其实更像是一种“科学文化”，一种“资本主义宇宙观”的当代翻版。相比之下，放弃某种虚拟的全局眼光以求认识更为具体的生活意义显得更为必要。这一点上，我赞同范笔德的说法，认为人类学方法的“片段性”（fragmentary）是“研究社会生活所必要的。高密度地研究一个片段，可以获得一种整体视角，相比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支撑的大数据分析，[片段研究]在社会科学中有更大的潜力”（Van der Veer，2016：9）。现实总是跟意义相关的，缺乏意义解读的机制解释，固然能揭示总体规律，却有可能失去对人的切实感受。探索意义的研究，或许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稀缺。 这就是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对于移民研究的重要意义。项飙在一篇探讨移民研究方法的文章里，提出了“多重尺度民族志”（multi-scalar ethnography）主张。他指出，马尔库斯提倡的“多重地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虽然在人类学者的移民研究中得到普遍采用，但如何在世界体系中选择地点则是一个“尺度”问题。因为地点之间的具体关联既是一个经验问题，也是一个理论想象的问题，需要一个连接微观生活和一般理论的“中程”方法，否则会陷入一切与一切相关联的困境，多重地点民族志也无从谈起。例如，当一个打算移民的人向亲戚朋友筹钱出国的时候，他所处的尺度是具体的亲属关系和熟人圈。当他通过朋友在海外找工作的时候，就不得不要跟世界体系和彼处的经济规则打交道了。因此，研究者要像行动者一样灵活地处理尺度问题，否则无法达到“多重地点民族志”所设定的方法论目的。项飙区分了两种对移民研究来说很重要的尺度——“类型尺度”（taxonomical scale）和“呈现尺度”（emergent scale）。前者是一个可见的等级，后者则因事件而出现。一个北京浙江村里的精英，在制度上或许毫无地位，却可以凭借很强的办事能力呼风唤雨，甚至最终被体制收编。我个人理解，类型尺度类似制度，“官大一级压死人”，低层级无法做到高层级的事情；呈现尺度则类似网络，“县官不如现管”，围绕事件起作用的人往往在正式等级上地位不高。项飙还强调，除了类型尺度和呈现尺度之外，研究者还要明白自己的“视角尺度”（perspective scale），即他所处的位置和观察尺度、抽象尺度，这都需要具体的操作能力、灵活的策略，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多重尺度民族志一向是一种反思民族志。研究者要一直清楚自己身在何处”（Xiang，2013：285）。 项飙看似抽象的方法论探讨，实际上指出了主流移民研究的不足，并在“解读”（interpretation）和“解释”（explanation）之间找到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平衡点。这个方法的关键是探寻“意义”，即不论尺度如何，都应该以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为观察对象，并在这些对象之间找到关系和机制，还需要对自己的视角有清醒的认识。这显然不同于主流移民研究的方法论，后者的分析概念和研究路径或许很考究，却对生活中的意义缺乏严谨的处理方式。 在移民的意义研究问题上，华人移民研究的奠基人王赓武先生提出了“期待”（expectation）这一概念（Wang，2015）。在一次题为“期待的混合”（A Mix of Expectations）的主题演讲中，他指出华人向海外移民的力量主要是四种期待的后果：移民者、输出国、接收国、当地社会。这些因素都有着日益复杂的历程。移民者离去的原因越来越涉及中介、国际组织、猎头公司、跨国网络等移民之外的力量，甚至成为后者的“商品”。作为移民输出大国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重视本国在外移民的当代国家，这一战略自北洋军阀时代延续至今。接收国对中国移民的政策也十分多样，有的鼓励融入当地，有的加以限制，有的仅接受高端移民，有的接受难民，有的干脆不做记录。当地社会要与移民发生日常互动，也出现了容纳、排斥、审视、利用等不同后果。王赓武先生说，这都需要理解“期待”这个关键词。没有各自力量在自身世界中的“期待”，就不能捕捉到历史和当下中持续大规模的移民问题。 在人类学脉络里，“期待”（expectation）是一个重要词汇。莫斯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指出“期待”就是涂尔干社会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我们应该研究的最基本的一种观念。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法律和经济的生成性观念。‘我期待’，这甚至定义了所有出自集体本性的行动（Mauss，1969/1934：117，转引自汲喆，2009：10）。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是其延迟性，即一个行动和另一个行动之间在时间上的分隔，两个行动建立在人们对未来可能做出某些行动的信任。它既是义务的也是自愿的、既是功利算计的也是发自内心的，其实质是道德和团结，也就是社会本身，这正是《礼物》一书的主旨：只有对未来对他人对世界有期待，生活才可能继续，社会才可能成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