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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拉圈上的“移物” 在讨论了全球化移民的问题之后，让我们再次回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探讨一个与“移民”相对的现象——“移物”，即人类学著名的“库拉”（kula）移动。这是一个由白色大贝壳制成的臂镯与红色大贝壳制成的项圈形成的交换体系。两种物品沿着相对的方向在巴新东部的“马辛群岛”之间的伙伴之间持续易手，形成一个大致闭合的库拉圈。自从1922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问世以来（Malinowski，1922），围绕巴新东部的库拉交换问题，展开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持续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记述（梁永佳，2015）。 库拉看似在交换“无用”物品，实际上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运行模式。考古发现说明，库拉圈各岛人群虽然语言不同、风俗各异，但同属南岛语系，于6000年左右从中国东南地区辗转迁徙而来（Oppenheimer，2004）。戴木德（Damon，2002）说，库拉社会是由一个热衷于建造巨石的社会演变而来的，大致开始于公元1400年，或许是巨石文明失败后而形成的新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们不再集中力量建造标志物，建立等级性王权社会，而是通过地域上的交换关系建立一个平权社会。的确，整个库拉圈除了特罗布里恩德之外，都是高度平权的社会。 库拉圈有一套复杂的时间制度。每个岛屿的时间都是不同步的，不同岛屿的耕作周期彼此错开。一个人绕库拉走一圈会经历不同的月份。戴木德认为，这是有意为之的。由于这一带不定期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会突然出现大规模庄稼歉收，使平时物产丰富的岛屿遭遇饥荒。错开耕作周期可以使某些岛屿幸免于天灾，生产足够的甘薯。因此，保持岛屿之间有道德的沟通就十分必要。土著人认为，歉收的时候可以向其他岛屿的库拉伙伴求援。在图比图比岛的库拉起源神话里，当地人曾经长期靠打鱼和采集为生，直到一个老人发现了附近一个岛屿并开始库拉交换，他们才开始耕种园圃，在他们看来，库拉和农业是同时起源的（Macintyre，1983）。 库拉是大范围的移动物，宝物一旦进入库拉圈，就会按照大致固定的顺序绕整个库拉圈旋转。大的库拉“名器”移动很慢，有时需要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回到上次它来过的岛屿。小库拉则流动较快，人们也不太在意它们的移动。中档库拉虽然有名字，但不像大库拉那样移动缓慢。木毓人（Muyuw）将三种库拉形容为老人、年轻人、中年人。老人行动迟缓但举止庄重也有目的性，年轻人则四处游荡也没有人在乎他们，中年人则严肃持重，做事有责任心。 与当代航海技术相比，库拉圈并不大。但如果考虑到这一带长期使用外舷独木舟（outrigger canoe），就明白航行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为了库拉的顺利进行，土著要经历复杂的工序制造独木舟。这不仅包含大量的、独特的技术，也需要获得很多让独木舟能够顺利航行的巫术。主材需要由一棵略有弯曲的大树构成，需要长达半个世纪的观察才能确知一棵大树是否堪用。 库拉是人的劳动外化和人的关系的外化。首先，库拉的制作相当困难，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打磨、装饰。21世纪初，库拉圈上的库拉只有2000个左右，但最有名气的库拉仅有30个。库拉的生产有明确的道德含义。土著人说，可以拿来做库拉的大贝壳都是男人“偶然”发现的，无法有意发现。他将贝壳交给自己的姐妹，由她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打磨，给库拉“开脸”。也就是说，库拉是女性劳动的“外化”、“可见化”，或者说“凝聚的劳动”。她们将库拉交给兄弟的时候，兄弟就欠下了未来必须偿还的债务：他要辛勤劳作种出大量甘薯，在收获的时候送给姐妹。姐妹们与她们丈夫生的小孩，被认为是她兄弟在田里劳动的“外化”（M.Strathern，1988：197）。男性用女性的劳动建立“名望”，并将之看作最重要的人生目标。 库拉的价值以及库拉与其他物品交换的比例，基本可以遵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库拉的价值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库拉的大小。臂镯的直径越大越说明难制作，项圈珠串则越小越说明难以制作；第二，它在库拉圈上的交换历史，越久越有价值。两个因素都是在测量劳动时间的多少，即在生产上所包含的时间和在交易过程中所需的时间。土著也按大小衡量库拉与猪、船只、甘薯、魔法、舞蹈的交换比例（Damon，2002：114），例如一个库拉换两只猪，两个库拉换一艘独木舟，甚至一个库拉换一堆甘薯等。以物易物在这一带并不少见，但除了加瓦岛人经常用库拉宝物交换远方的船只之外，多数库拉不会拿来换非库拉，尤其不能用大库拉交换库拉之外的物品。这是因为，在交易链上的库拉都是有“义务”的，不能轻易拿出交易链而伤害一连串的伙伴。这个“义务”就是库拉交易独有的一种生产：名望。 一个特殊的概念“基陶姆”（kitoum）使库拉交易迥异于我们所熟悉的市场交易。简单地说，基陶姆是“没有义务的库拉”（Macintyre，1983：373）。一旦一件库拉宝物进入库拉链，它的基陶姆可能会跟宝物本身分离且常常分离。库拉宝物可以创造名望，但基陶姆永属于那个保有库拉原初劳动量的人——可能是制作那件库拉的女人的兄弟，但多数情况下属于回报给这个兄弟或者其伙伴的人。由于库拉交换一般会产生新的“义务”，因此完全将库拉宝物和它背后的劳动时间汇聚在一次交换当中是相当困难的。也就是说，库拉所凝聚的劳动无法随着交割而消失，无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与商品交换中劳动时间与产品必须同时交割的情况很不一样，后者通常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库拉甚至不是通常所说的交换，而是“一个建立名望的联盟机制”（Damon，2002：120）。一个岛屿的库拉船队远行是一件大事，村落会围绕库拉进行热烈的讨论、细致的准备，远方的目的地也会沸腾起来。由于该船队可能满载而归，相反方向的岛屿甚至也会着手准备去该岛库拉。船队到达后，当地伙伴们会热情招待对方，传播各种围绕库拉的信息。真正交割库拉的时候，送出者会指责对方不够慷慨，会因为失去库拉而难过，他的妻子甚至会因此而落泪。库拉交换追求名声在外，成功者喜欢吹嘘自己远近闻名：“他们没见过我的人，但是知道我的名”，这大概是一个人的最高理想。由于这是一个高度平权的社会，人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变老，以获得更高的库拉声望。当你问一个人什么最重要，“答案永远是库拉”（Damon，2002：113）。 当我们再次引入马克思的四种异化维度的时候，会发现库拉是“不可异化的”。库拉的生产者是首次将库拉带入交易链上的那个人的姐妹们，她们虽然库拉圈上无名，但她的兄弟则因交出库拉而闻名，并成为这件库拉基陶姆的第一个所有者。交易的目的就是生产名望，这是当地人最感兴趣的活动。库拉远征让人心潮澎湃，库拉伙伴是盟友也是好朋友，他们的库拉交易和交往并不分开，没有“在商言商”的道德。在库拉的世界中，劳动者（库拉的生产者和库拉名望的生产者）与产品无法分离，除非他获得了价值相同的库拉；劳动者与劳动没有分离，生产库拉和生产库拉名望的人都乐此不疲；劳动者与“类本质”没有分离，库拉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人生追求；劳动者之间也没有分离，库拉伙伴是其有道德的社会关系。借用库拉专家维纳的话来说，库拉是“不可异化的所有物”（Inalienable Possessions）（Weiner，1992）。 与库拉的移动相对的，是人的不移动。相比绕库拉圈运行的库拉宝物来说，多数人终其一生只到过附近岛屿，很少有人跨越这些岛屿到巴新大陆（其实也是一个岛屿）或者去澳大利亚。直到今日，马辛群岛只有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地点——特罗布里恩德有一个小型飞机场。虽然马达汽船已经遍及该地，也有人到澳大利亚留学或者工作，但多数人仍然没有远行的意愿。在多布岛（Dobu Is.），路过别人的“土地”就是打扰了人家，很不礼貌。更令人“意外”的是，跨国公司虽然已经到这里伐木和淘金，长老派、福音派、灵恩派教会也把多数人改造成基督徒，但库拉交换并没有像澳洲多数本土交换体系那样消失。与“移民”相比，马辛群岛的库拉“移物”实现了非异化的交割。 本文讨论了“全球化”和“移民”的含义。作者认为，当下流行的人类学“全球化理论”可能是“后来居下”的，进化论和传播论范式不仅一直关心全球化问题，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路径也比当下的文化研究转向更有洞察。作者进而提出，流行的移民研究有较浓厚的控制取向。不论是聚焦“就业”还是强调“安全”，移民研究都希望将移民对象化，让他们变得可控、可预测，但缺失了从移民角度出发的“意义”视角。接着，作者比较了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医疗队的日常生活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的库拉交换。作者认为，这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案例提供了互补性的视角。 在“移民”的故事里，援坦医疗队与病人、职业、家庭、同事都处于“悬搁”状态、分离状态。看上去的移民，实际上更像是医疗技术的移动，人员只是技术的“宿主”。这可能是全球化移民的常见景象。在我们庆祝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移动时，我们更需要担忧的是人的对象化和过度还原。充满“期待”或者无法“期待”的移民生活就像全球化本身一样，可能是地方意义一再被各色社会科学概念蒸馏后得到的景象。全球化只是一个个“异化”故事的叠加。 在“移民”缺位的故事里，库拉宝物的移动代替了库拉伙伴的移动。人们勤勉工作换取姐妹的劳动，精打细算捕获心仪的宝物，运用巫术吸引远方的库拉，其目的是用库拉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使自己所处的世界有道德含义、有团结力量。相比宏大的全球化叙事、移民测量，以及国家利益、世界未来、人类前途而言，库拉交换似乎过于渺小。但这一精巧的交换体系，让人与物坚韧地结合在一起，以“移物”代替了“移民”。这个体系甚至经受住了全球资本的冲击，相对成功地克服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问题。人类学者不应再惧怕被批评成“罗曼蒂克式的逃避”，他应该勇敢地走出文化批评的自恋，质疑人类一体化的“全球化”论断，因为“这是终极的奖赏：何为非异化经验的可能维度？”（Graeber，2004：75）。或许，全球化时代无处不在的“移民”，并不比巴新一隅的“移物”更让我们懂得这个时代的命运。 参考文献： [1]汲喆，2009，《礼物交换作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学研究》第3期。 [2]梁永佳，2015，《〈航海者〉》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与库拉的后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 [3]马尔库斯、迈尔斯编，2010，《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阿嘎佐诗、梁永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马克思，200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5]钟日胜，2010，《非洲小城的中国医生》，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6]Appadurai,Arjun.1996.Modernity at Large: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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