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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悬搁与期待的分离 2014年，笔者曾负责一项国家卫计委委托的中国援坦医疗队研究项目，探讨中国援非医疗队的社会和政策意义。向亚非国家派出医疗队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外交政策，从1963年派出第一支援非医疗队以来，这项工作从未中断。但是，相比华侨、华商和留学生，援外医疗队很少受到移民研究者重视，似乎相对短暂的逗留期和明显的国家意志使他们看上去不太像“移民”。实际上，他们在外逗留时间长达两年，比很多移民的在外时间都长得多。因此，我们将援非医疗队放在更大的移民研究场景中，我们提出了“在悬搁中期待”的概念，通过理解医疗队赋予日常生活的意义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田牧野等，2017）。更准确地说，我个人认为援非医疗队的生活是“悬搁”与“期待”的分离：国内派出的医生虽然离开了中国社会，但并未真正进入当地生活，而是将周遭“悬搁”起来，因为这种生活是无法“期待”的。 与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形不同，近二十年援非医疗队的突出问题是不容易组建，因为医疗骨干一般不愿意离开国内的岗位，去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非洲国家驻扎两年。业务上，他们很可能因为无法在国内第一线工作而落后于其他同事，甚至失去现有岗位；生活上，他们也无法履行一个中年人对家庭的义务，亲戚朋友就更难以维系了。因此，即使卫生行政部门提供了不菲的补贴和优厚的倾斜政策，仍然难以吸引一二线城市主要医院的骨干医生。医院的职称晋升和行政提拔的承诺，或许是唯一有吸引力的条件。即使如此，很多医疗队成员已经不再来自省级主要医院。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医疗队成员的生活处于“悬搁”之中。它既包括与当地生活的隔离，也包括彼此之间的交往。多数人处于驻地和医院之间“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之中。在工作时间，他们固然保持着医生的职业素养，但缺乏热情，有的甚至只是打发时间。在驻地，生活更为单调，看电视上网与家人聊天是多数情形。 “悬搁”的常见形式是“抱怨”。通过抱怨，当事人将某种不希望的状况对象化、总体化，使自己外在于状况本身，“悬”在环境之外，将之视为当地人的问题、别人的问题，或者只有在未来才能解决的问题。工作上，医疗队员经常抱怨当地的设施落后、技术不高、人员与医疗物资匮乏，“连国内乡镇医院都达不到”。纱布、麻醉药品的短缺经常使手术一再拖延，供电设备或医疗器械的故障常常让医生不得不停下手术搞维修。分科不细致或者设备有限往往导致援坦医生去负责不熟悉的领域或者出任全科医生。生活上，医疗队员经常抱怨驻地发展水平太低，只有“国内一般乡镇的水平，甚至不如西部农村”。频繁的停电停水使他们的日常生活很不方便，桑给巴尔岛上的医疗队曾经发生过连续停水三个月的极端情况。医疗队当然会通过各种渠道解决这些问题，但在表述上，这些状况是不该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之中的。 抱怨产生的“悬搁”感，源自他们对当地生活的不可“期待”。首先是对坦方后勤无法期待。队员们常常说他们效率低下、马虎草率，尤其“出尔反尔”、临时变卦，导致一件小事要跑很多次，仍然无法解决。例如，坦桑政府承诺承担医疗队医疗物资的清关费用，却在一次物资到关后反悔，导致这批物资在海关滞留两年，医疗队供给中断，连队员生病也只能吃过期药物。他们认为坦桑后勤这些做法“无法跟国内相提并论”。 其次是对驻地生活“无法期待”，这尤其体现在围绕“安全”问题的“话语爆炸”。从省级卫生部门到普通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高度认可安全问题是援坦项目的头等大事，绝不能有任何差池，似乎在坦生活充满危险。各省派驻坦桑尼亚的医疗队有严格的安全规定，有的要求队员出门必须两人以上，且要事先请假，游泳、取款等“高风险”活动必须有三人以上的队员结伴而行。有的医疗队规定，队员们的护照必须统一交给队长，上下班时间都不能随意活动。出门应该乘坐医疗队的专车，尽量减少步行外出，尤其不能夜间外出。医疗队驻地均设有完备的防盗措施，铁栅栏林立，平时大门紧闭。从主管部门到医疗队员，很少有人挑战安全规程，也很少有人私自外出活动。但实际上，医疗队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一直极力防范的“安全”问题，零星的车祸、遗失等遭遇只能算事故，并非严密的安全制度所能避免。医生职业在坦桑尼亚普遍受到尊重，中国医生声誉更是很高，几个驻地并没有特别的治安问题，美国和日本等国在当地工作的职业人士以及中国商贩都可以自由活动，也很少发生治安问题。那个充满危险的坦桑尼亚即使不是没有根据的想象，也是与现实相去甚远的想象。 强大的“安全”问题话语反映的是医疗队对驻地生活“不可期待”的想象。首先，除了医生职业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之外，当地生活是不值得冒任何风险的，事故、小偷小摸、口角、冒犯，都不值得。观光、旅游、交友、恋爱等有意义的人生体验，都在“安全”面前遁于无形，当地生活最好处于援非经历之外。其次，时间基本是停滞的。需要时间经营和维持的东西往往处于每况愈下的状态，如驻地水电设施逐渐老化陈旧，生活环境脏乱等，都与整洁而忙碌的医生生活形成较大反差。似乎，这些都是将来或者下一批队员要解决的问题。 再次，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无人经营。大家除了在刚刚到来的时候来往较多之外，大都比较冷淡，甚至会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闹矛盾。几位医疗队长都说，最令他们意外的是援非主要精力都花在调解医生之间无休止的小矛盾上。多年的教训使各个医疗队制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来预防矛盾：例如在国内就事先分好驻地房间，为每个房间配备同样设施，每周的菜谱固定，进餐顺序固定。这些规定的目的，就是要把发生口角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即便如此，生活中仍然口角不断。援助尼日尔的医生钟日胜（2010：254-255）讲到，放在国内都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情，到这里却成了矛盾的导火索，有队员因为多征收几角钱的伙食费吵架，有队员因为打牌吵架，甚至还有队员因为看哪个电视频道而产生矛盾。大家变得敏感而脆弱，似乎每句话都会招来不必要的联想，说话也少了。有个别的人变得孤僻敏感，独来独往。钟日胜谈到，援非医生大都经历过程度不同的精神问题：抑郁、失眠、焦虑、烦躁。作为在处理身体状况方面有高度职业能力的医生来说，这是令人感到意外的。 如何解释援坦医疗队的“悬搁”状态？笔者认为这恐怕是很多移民的共同心态：在外的生活是暂时的，离开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回去。历史上的多数华人移民，都是以回到故土为目的的，这就是为什么“华侨”（Chinese sorjouners）不能简单地称为“散居”（diaspora）的原因。项飙（Xiang，2014）在讨论东北移民的时候，提出“可以是移民”（would-be migrants）对于研究移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希望劳务输出的下岗工人，由于对于出国发财的“期待”，使得他们可以暂时承受当下生活的巨大的压力。这种“等着出国”的状态使当下被“悬搁”起来，等待生活成了生活本身。与“多尺度民族志”一样，项飙提出的“悬搁”同样聚焦“意义”问题，这是人类学者研究全球化和移民问题的独到之处。 与“等着出国”一样，援坦医疗队队员普遍处于“等着回国”的“悬搁”状态。在笔者看来，悬搁背后的机制是一系列的“分离”。首先，医生与自己的“产品”分离了。他们医治的病人并非自己就业环境中的病人，而是一般不会发生其他关联的坦桑尼亚人。其次，医生与自己的职业分离了。援非的经历使他们不得不从事与自己专长关系不大的工作，也无法跟踪最新的医学进展，更谈不上在科研上有所创新。这使得工作与医生职业发生了分离。如果说医生的职业精神可以让他们很容易理解自己与病人的分离，他们与自己职业的分离则是不得已的。再次，医生与作为人的个体分离了。在非洲的生活是一个没有人际互动的生活，履行职业的代价是将自己的“人”的属性——丈夫、父亲、儿子、朋友、业主、顾客、业余爱好者等等——降到最低，原子化为一个个独孤的个体。最后，医生与医生也分离了。医生的集中居住使他们无法保持礼貌而疏远职业连带关系，而不得不成为彼此生活的全部。这种重返集体生活的经历，并没有让彼此形成更加有机的关联——那是青少年时期的交往模式，而是彼此生活的冗余和累赘，口角和摩擦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这四种“分离”，颇类似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四个维度：劳动者与产品、劳动者与劳动、劳动者与类本质、劳动者之间（马克思，2000）。全球化时代的移民现象放大了某些固有的地方意义，大范围高频率的人口流动，使人不断与周遭的环境分离，同时，频繁移动的人也被对象化、规模化、总体化。可以说，异化是双向的，也是理解全球化移民的一个有潜力的维度。援坦医疗队的“悬搁”与“期待”的分离，生动地体现了移民的“异化”体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