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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整体意识的层次性 对层次性文明结构的精细了解是解开许多历史事件之谜的钥匙，因为历史事件通常就是历史中文明要素的结构性失衡的表现，被我们记忆住的历史事件尤其如此。历史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而不是某一个单一要素的运动。譬如，在古代世界里，文明与野蛮不与军事实力成正比，这导致了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在人类的文明整体里说，它是一个世界结构性的失衡，文明的利益分配与控制分配的手段之间没有先验的、无条件的一致性。冲突发生时，军事实力上的弱者常常采取暂时屈服的策略，这也是符合代价最小原则的行为，而弱者“回敬”则是愚蠢的举动，温和的过渡带来的好处对于弱者要大。这一点也可以类推到同一社会内部的制度性变化，一般来说，改良的效果好于革命。在由强者与弱者组成的一个系统内，弱者在一定条件下宁愿接受歧视性的约定，而不是走向冲突，这既是文明生存之道，也是文明系统的内在需要。 在世界文明系列中，中华文明独树一帜，很值得研究。就文化、社会和政治来说，研究中国的古代历史就是研究东方的古代历史，就如古希腊古罗马对于西方古代社会一样，这是因为无论从时间尺度、还是从空间地理所涉范围，特别是社会历史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等等方面具有相当于世界文明体系整体的某种相似性。“一百多年前，许多熟悉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大都预测中国比日本更有可能赶上西方，因为中国的各种行政管理和技术成就表明它有更强的适应现代的能力。”⑦但他们忽视了更重要的社会结构要素，任何试图用在其他文明中具有高度解释力的单一要素来解释中国的历史都很困难。因为，中华文明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吸纳、并实用主义地改进了许多要素，坚持“中道”的观念让她不轻易地排斥任何有用的东西，哪怕有的东西有不好的一面。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改革的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生活方式的定型已经完成，即被有些人称之为“较早地成熟了”。对于任何改革，在社会结构中是寻找不到支持改革的力量的，只能在政治层面里寻找支持改革的力量，但是政治思想也是定型的、“早熟”，从而使得政治层面里支持改革的力量难以聚集到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不能超越代际甚至更短，大跨度的改革失败可能性更大，归根结底又缺乏基础性的社会力量和思想力量，只能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这一点上，中国历史上的王安石改革、戊戌变法就和古埃及的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是一样的，前者虽然不是宗教性的，但是中国巨大型社会的社会变迁所需要的持续性时间尺度，就如埃及宗教力量的稳定性那样，需要相当长的持续压力时间。在人民教育水平低下、思想不开放的时代，企望民众接受新思想，并成为新思想的积极有为的拥护者是不可能的。鲁迅对中国农民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同情而复杂的情感，但他更加憎恨的不是农民，而是农民的塑造者。因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定型者，将中国历代的老百姓塑造成了这样的中国农民。其实印度的情况也大同小异，那些声称明末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中国学者只是注意到一些与资本主义现象相似的表征，如商品农产物的出现，手工业的抬头，以及劳工之进入城市等。但是，他们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有清楚的了解，更无视这些现象与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思想的格格不入，它们无论有多么大的发展，都难以改变后者，因为它们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力量。没有层次性的历史思维，自然难以理解中国明清制度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之根本区别了，因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需要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 三、历史过程的整体性与复杂性 同样地，认为只要建立一种新思维，就必然会带来社会转变的观念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历史过程的整体性与复杂性。俞吾金批评某些“新儒学”学者对文化复兴的思考不够充分、缺乏现代化，“……是观念主义的方法。其典型表现是人们无批判地引入了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分析模式，用以分析中国社会。比如，当代新儒家认为，只要把儒家伦理的权威确立起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会进入有序的状态，仿佛观念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只要输入或恢复一个观念，社会现实生活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就在于缺乏这种历史主义整体观，缺乏对现实复杂性的历史视野。即使他其实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但他认定值得冒险，这是对历史缺乏充分认识的、孤注一掷的政治冒险。 古代社会看似各自独立发展，但其历史的轨迹也需要一种历史发展的整体观参照才能看得更为清晰。对于地中海文明，如果将西亚、古希腊、古罗马各自分开来单独研究，总会有不能解释的东西，因为它们彼此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更大文明体系的历史发展整体，或者说它们的历史整体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一定要分开研究，那么不能遗忘外在力量的介入导致的一系列变化，在相互交往的不同文明体之间，在强势文明征服弱势文明之后，往往会有一个回复。譬如宋朝的复古运动，军事上的弱势导致宋文化的整体内向性，宋诗婉约细腻，宋画优雅恬静，市民文化勃兴，皆为外患之因；又如北魏的反汉化运动，元、清朝对自我民族特征的保留，因为文明的传播没有改变民族的社会生活基础。实现对社会生活基础的改变是在近代西方文明、现代世界文明中得到实现的，它在两个方面都完成了改变，而不只是上层建筑的文化生活、诗歌辞赋。 整体历史观不仅是探究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历史规律性所必须遵循的历史视野，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特定社会形态出发的，具有社会学整体观的基本特征；而且，它也是对历史实体进行评价的需要，因为历史整体观给予各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类别、不同层面上的历史实体以一致性的评价标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历史事件离开其前期的历史是难以解释的，有的历史事件离开了其周围的社会和更大范围内的背景也是难以得到合理解释的。 我们知道，人类文明的三大诞生区域是地中海东南部(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中国。他们位于北回归线与北纬40度线之间的欧亚大陆狭窄的区域内，地理条件都具有如下特征：河流冲击的平缓区，易于耕种，土地肥沃而雨水充足，没有茂密的森林。周围相对来说都有一定的天然屏障挡住游牧部落的侵扰。从地理上来看，世界文明是一个整体。商业是附属于基础产业的，本身并不会凭空增加经济实力，或者说，商业是通过经济政治手段，使得某区域长期位于产业链的上游，以增加局部实力的一种调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没有农业和工业实业基础，就不会有商业存在，但是，通常商业带来的利润会高过农业和工业。尽管他们没有直接在政治上统治西方，但通过商业经济手段，在经济上产生了类似于政治的一种控制效益。所以，对于希腊城邦、威尼斯共和国不能独立于其周围世界之外，而要将城市和城市赖以维持的农村基础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历史中的一些现象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世界长期隔离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虽然两者没有完全隔离，但处在两大文明体系中间的中西亚国家实力太弱，尽管他们传统意义上被划归到西方文明，但是在中世纪之后显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伊斯兰教世界，甚至还与基督教世界发生了残酷的十字架东征的系列战争。它虽然和中国发生着直接的接触，却不足以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产生重大的转向。而中国、印度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仅仅限于一些外在性的方面，难以渗透到文明核心如基本生活方式、政治组织形式、价值观中去，虽有丝绸之路，但它不过是商贸和并不重要的技术和风俗传播的线索而已，对各自的影响不大，它所连接的两端，甚至以及中间的各国也没有多少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关系。 诸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是人类文明历史作为整体得以维系的根本性力量。就中国历史来说，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更能激发文明的创造力，春秋战国是中华文明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时期。在几百年的战乱中建立起传统中华文明的核心和基本要素，因为学术和思想的自由，所以苏秦能身挂七国相印，孔孟能够周游列国，各种学术思想彼此争鸣。秦汉帝国如果没有诸子百家的思想功勋恐怕难以凭空而起。除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外，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百年政治大分裂的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经学、玄学思想活跃，佛学道教广为传播，文学艺术自我觉醒，历史学、地理学、数学、天文历法、医学、农学等科学技术都有极大的发展。这与当时的统治阶层注重教育文化事业是分不开的，官学和私学都兴旺，由于时局混乱，许多文人学者仕途受阻，便授徒授业，于是促进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中国各民族的相互融合、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对中华文明的全面提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南方建康、北方的长安、洛阳都有大量的外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佛教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中国哲学、文学、绘画艺术、甚至医学和建筑的发展。汉文化直接地提升了少数民族的文明水准，少数民族的优秀品质也融入到汉文化中，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甚至可以说，南北朝的文化改造为唐宋辉煌作了准备。同时，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的定型也极大地削弱了许多历史发展力量的作用。中国古代不乏一些技术成就，但明清二代的政治泛滥导致了对社会进步力量的压制。纸和印刷术并没有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起到革命性的作用，而在西方却促进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究其原因，儒学的政治化过早成型，对宋朝之后的社会产生了定型制约，元朝由于时间、社会思想的深度上的不足，并没有起到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的文明再塑造的历史作用。技术仅仅是工具，而没有成为改变人们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的手段，同样是纸张和印刷术，在中国依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定，而在西方却转化成为奠定人们一种新型交往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工具，成为传播思想的推手。中国明清之后的意识形态极大地禁锢了来自生产力和技术方面的物质性基础力量的动力，一种先定的文化结构屏蔽了许多原本具有生命力的创造性力量，与西方文明发展愈加不同。 文明的交流和结构规定了文明的诸多要素的存在条件，从而确定了其存在的方式。并不是任何力量都可以为所欲为的；凡是与文明整体的稳定性相违背的，必然遭到文明的抛弃。即使秦皇汉武，也不能为所欲为，他们也是处于一个历史结构之中、特定文明所规定的行为结构之中。由于不能如愿立太子就消极怠慢朝政的万历皇帝，显然没有足够理解帝国的整体结构性，同样地，意欲中兴大明帝国的祟祯没有看到李自成这类小小驿卒的结构重要性(摧毁明王朝的李自成就曾为银川一名普通的驿卒)，裁撤驿站与驿卒固然可以摆脱眼前的财政危机，但并非唯一途径，整顿吏治是否比剥夺社会最基层的驿站小卒更为有效、更加稳妥呢？无论如何，与动摇社会基层的生存状况与社会稳定性相比，这种轻易的裁撤是得不偿失的举措，糟糕的是，这种缺乏大局和整体观的措施带来了更加糟糕的结果。大量被裁员的驿站小吏在官场懒政、怠政的恶劣状况下逐渐演变成为劫匪，不仅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而且动摇并最终推翻了明王朝的政治统治。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历史意识自身的历史也是整体性的，古希腊哲学的概念进入到中世纪神学的殿堂中，而基督教有关时间和历史上事情何以发生的历史观念也成为近代历史哲学萌发的基础。它们之间有着形而上学的相似性，法国神学家波苏伊特在其《关于普遍历史的谈话》中把直到卡尔大帝为止的世界史说成是有上帝的天意操纵的，并以此来说明历史的整体性。现代历史意识的不同之处在于，上帝操纵人类历史的观念转变为这样一种信念：世界类似被解释为有规律的理性发展。⑨诸神的荣光和伟大逐渐被帝王将相和各类社会精英的成功业绩所取代，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规律，历史意识的发展规律。 习近平在给不久前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⑩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基于普遍交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再是以地域为界定的狭义文明，而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广义的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历史性的经济、政治结构与精神生活的人类社会的综合整体。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虚无性的历史观，就要具备一种包容中国历史、西方历史的更宏阔而开放的历史观念，而这不仅需要对固执于传统的历史观念的转型，还需要一种面向未来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的历史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