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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部乐”集大成旨在“献乐柔远”“政化圣明” 史家们在论及我国古代的“汉唐气象”时，认为汉代主要是“开拓”而唐代主要是“柔远”——要言之，是一个“新兴帝国”和一个“守成帝国”的差异。王克芬著《中国舞蹈史·隋·唐·五代部分》谈道：“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周代宫廷，就设有‘四夷乐’(泛指四方各部族乐舞)。隋、唐宫廷设置《七部伎》《九部伎》(后为《九部乐》)、《十部乐》，正是继承这种传统。唐以后各封建王朝也设有‘四夷乐’，但远不及隋、唐所设伎、乐影响深远。隋朝的统治者，为了夸耀自己统一天下的功绩，显示国家的繁荣景象，在继承南朝和北朝乐舞的基础上，集中整理了汉族传统的、兄弟民族的、外国传来的各种乐舞，于开皇初年(约公元581-585年)制定了《七部伎》，即《国伎》《清商伎》(大都是流传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传统乐舞)、《高丽伎》(今朝鲜)、《天竺伎》(今印度)、《安国伎》(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龟兹伎》(今***库车)、《文康伎》。隋炀帝大业中(公元605-618页)又增加了《康国伎》(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和《疏勒伎》(今***疏勒)，并把《清商伎》列为第一部，把《国伎》改为《西凉伎》而成为《九部伎》；还将《文康伎》改名为《礼毕》，放在《九部伎》最后演奏。”[7]90-91王克芬接着指出：“到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废除了由《文康伎》改来的《礼毕》；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创制了《燕乐》并列为第一部；在统一高昌(今***吐鲁番)后的两年(贞观十六年)，加奏《高昌乐》，使此前《七部伎》《九部伎》逐渐增删为《九部乐》《十部乐》，即《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宫廷设置这些乐部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国力的强盛。从乐部安排上看，除《燕乐》《清乐》两部外，其余八部都是兄弟民族及外国乐舞。但是，代表中原传统乐舞的《清乐》，内容十分丰富。至武则天时代，已有部分失传，尚存六十余曲。另八部总共只有二十二曲。这些兄弟民族及外国乐舞，大多在南北朝时期已经传入中原，当时还相当完整地保存了原有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7]91-92 我们知道，自周初制礼作乐，我们的文化整合就举起了“乐”的旗帜，“六代乐”就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整合。隋代称“乐”为“伎”，可能是南北朝相对割裂的文化差异所致。至唐代复将“伎”改为“乐”，可以视为乐舞文化传统的认祖归宗，也可视为“献乐柔远”模式的重振复光。实际上，对于西域乐舞的广纳博收，是在唐以前便已逐渐完备的；至唐代玄宗时所做的种种努力，只是使其进一步体现出“献乐柔远”的政治开明而已。由于汉王朝对疆域的开拓，也由于唐王朝对声威的柔远，南方的“夷乐”纷纷来献，其中以《南诏奉圣乐》和《骠国乐》最为著名。据《唐会要》载：“南诏乐，贞元十六年正月，南诏异牟等作奉圣乐舞，因西川押云南八国使韦皋以进，时御麟德殿以阅之。”又载：“骠国乐，贞元十八年正月骠国王来献凡一十二曲，以乐工三十五人来朝，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8]这里的“南诏”，即今云南大理；而“骠国”即今缅甸。相比较而言，“南诏乐”在文化上更为贴近，所以“作奉圣乐舞”；而“骠国乐”则是“皆演释氏经纶之词”。《新唐书·礼乐志》说《南诏奉圣乐》有舞六成，序曲二十八叠，舞队四人一列共有四列，舞蹈中顺序摆出“南”“诏”“奉”“圣”乐的字样。关于《骠国乐》，因白居易、元稹都曾观乐作诗，故留下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关于《骠国乐》，白居易写道：“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陁，来献南音奉正朔。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纩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左右欢呼何翕习，皆尊德广之所及。须臾百辟诣閤门，俯伏拜表贺至尊：伏见骠人献新乐，请书国史传子孙。时有‘击壤’老农父，暗测君心闲独语。闻君政化甚圣明，欲感人心致太平。感人在近不在远，太平由实非由声。观声理国国可济，君如心兮民如体。体生疾苦心憯凄，民得和平君愷悌。贞元之民若未安，骠乐虽闻君不欢。贞元之民苟无病，骠乐不来君亦圣。骠乐骠乐徒喧喧，不如闻此芻荛言。”![9]71元稹同题诗写道：“骠之乐器头象驼，音声不合十二和。从舞跳趫筋节硬，繁词变乱名字讹。千弹万唱皆咽咽，左旋右转空傞傞。俯地呼天终不会，曲成调变当如何?德宗深意在柔远，笙镛不御停嫔娥。史馆书为朝贡传，太常编入鞮靺科。古时陶尧作天子，逊遁亲听《康衢歌》。又遣遒人持木铎，遍採讴谣天下过。万人有意皆洞达，四岳不敢施烦苛。尽令区中击壤块，燕及海外覃恩波。秦霸周衰古宫废，下堙上塞王道颇。共矜异俗同声教，不念齐民方荐瘥。传称鱼鳖亦咸若，苟能效此诚足多。借如牛马未蒙泽，岂在抱瓮滋鼋鼍。教化从来有源委，必将泳海先泳河。非是倒置自中古，骠兮骠兮谁尔诃。”[10]285-286我们知道，唐初贞观年间，唐太宗创制《秦王破阵乐》，发挥着“陈乐象德”“示不忘本”的功用；此间的“骠人献乐”，是唐德宗想要凸显“政化圣明”，只是文士们已经开始质疑“献乐柔远”模式——所以白居易才说：“贞元之民若未安，骠乐虽闻君不叹。贞元之民苟无病，骠乐不来君亦圣。”所以元稹才说：“秦霸周衰古宫废，下堙上塞王道颇。共矜异俗同声教，不念齐民方荐瘥。” 四、“斥夷狄之新声”与“追三代之遗音” 唐代文士对乐舞集成“献乐柔远”模式的质疑乃至嘲讽，其实是基于“胡旋之舞”与“安史之乱”的某种关联。唐代诗人多作歌咏“乐舞”之诗，常在一起“唱和”的白居易、元稹就写过同题的《胡旋女》。白居易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帐下养为儿。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9]60元稹同题诗亦写道：“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噏笡海波，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才人观者相为言，承奉君恩在圆变。是非好恶随君口，南北东西逐君盻。柔软依身着珮带，徘徊绕指同环钏。佞臣闻此心计回，惑乱君心君眼眩。君言似曲曲如钩，君言好直舒为箭。巧随清影触处行，妙学春莺百般啭。倾天侧地用君力，抑塞周遮恐君见。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10]286-287这两曲《胡旋女》告诉我们：其一，对于彼时以“胡旋”为代表的外来乐舞，的确是“上有所好”，因此才有“四夷”的“献乐”之举(所谓“胡人献女能胡旋”)。其二，鉴于“献乐”者包藏有“谋反”之祸心，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一代士人对外来乐舞审美形态给予了尖锐批评，指出“胡旋”的“迷君眼”与“惑君心”，言外之意实为倡导“雅正之乐”。其三，东汉傅毅《舞赋》曾以“貌嫽妙以妖蛊兮”为一种“异趣”之美；但此时的文士视“妖”为恶，指出“胡旋”之舞“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在一些文人看来，到“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四夷之乐”已不能胜任“献乐柔远”的征象，反倒可能是“迷眼惑心”的掩饰。 虽然“十部乐”中也有代表中原传统乐舞的《清乐》和本朝创制的《燕乐》，但似乎为了抵御以“胡旋”为代表的外来乐舞，唐代文士极力倡导“法曲”的文化价值。《乐府诗集》卷九六题解“法曲”曰：“法曲起于唐，谓之法部。其曲之妙者，有《破阵乐》《一戎大定乐》《长生乐》《赤白桃李花》，余曲有《堂堂》《望瀛》《霓裳羽衣》《献仙音》《献天花》之类，总名‘法曲’。”[10]286-287白居易《法曲歌》曰：“法曲法曲歌大定，积德重熙有余庆，永徽之人舞而咏。法曲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开元之人乐且康。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庆垂无疆。中宗肃宗复鸿业，唐祚中兴万万叶。法曲法曲合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以乱干和天宝末，明年胡尘犯宫阙。乃知法曲本华风，苟能审音与政通。一从胡曲相参错，不辨兴衰与哀乐。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9]55-56他们倡导“法曲”，就是倡导“本华风”“正华音”，反对“夷声乱华声”“夷夏相交侵”。与白居易“唱和”的元稹，在其《法曲》一诗中则写道：“吾闻黄帝鼓《清角》，弥伏熊羆舞玄鹤。舜持干羽苗革心，尧用《咸池》凤巢阁。《大夏》《濩》《武》皆象功，功多已讶玄功薄。汉祖过沛亦有歌，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侵淫易沉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落。雅弄虽云已变乱，夷音未得相参错。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羶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10]282与白居易直指当下“法曲之妙者”有别，元稹上追周初确立的“六代乐”传统，再陈述本朝开国的《秦王破阵乐》，然后再提“法曲之妙者”如《霓裳羽衣曲》等……目的仍然是强调“雅弄虽玉已变乱，夷音未得相参错”——意思是虽然当下的“度曲”已失华夏古风，但也不容“夷音”来搅和。 关于这一点，同时代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讲得更为透彻。他在《上巳日燕太学听琴诗序》中说：“与众乐之谓乐，乐而不失其正……歌风雅之古辞，斥夷狄之新声……追三代之遗音，想舞雩之咏叹。”[11]9白居易、元稹同题的《华原磬》想申说的也是这一主张。白居易写道：“华原磬，华原磬，古人不听今人听。泗滨石，泗滨石，今人不击古人击。今人古人何不同?用之舍之由乐工。乐工虽在耳如壁，不分清浊即为聋。梨园弟子调律吕，知有新声不如古。古称浮磬出泗滨，立辩致死声感人。宫悬一听华原石，君心遂忘封疆臣。果然胡寇从燕起，武臣少肯封疆死。始知乐与时政通，岂听铿锵而已矣?磬襄入海去不归，长安市人为乐师。华原磬与泗滨石，清浊两声谁得知?”[9]58元稹同题诗写道：“泗滨浮石裁为磬，古乐疏音少人听。工师小贱牙旷稀，不辨邪声嫌雅正。正声不屈古调高，钟律参差管弦病。铿金戛瑟徒相杂，投玉敲冰杳然震。华原软石易追琢，高下随人无雅郑。弃旧美新由乐胥，自此黄钟不能竞。玄宗爱乐爱新乐，梨园弟子承恩横。《霓裳》才撤胡骑来，《云门》未得蒙亲定。我藏古磬藏在心，有时激作《南风》咏。伯夔曾抚野兽驯，仲尼暂和春雷盛。何时得向筍簴悬?为君一吼君心醒。愿君每听念封疆，不遣豺狼剿人命。”[10]279其实，自有唐一代“安史之乱”后，文士们对“四夷之乐”多有非议之声。因为“四夷之乐”作为“边地之乐”(即“四裔”)，已与“边患”多有关联——尽管西域、南疆的“献乐”与后来入主中原的游牧族群并无关联，但这时已格外正视对“三代遗音”的认同；格外强调“风雅古辞”的民族根脉而严辞质责“夷狄新声”的“非我族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