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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50年代以来,白文文献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白族有无文字(白文)的讨论、白文文献的发现与刊布、白文文献的整理和解读、白文书写符号系统研究等四个方面。本文对近年来田野调查中搜集到的白文文献作全面整理、分类、编目和检校,并对白文文献研究进行梳理,尝试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与传承方式。 关键词：白文文献; 新发现; 研究方法; 整理; 作者简介： 殷群(1973-),女(白族),云南大理人,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 寸云激(1970-),(白族),云南鹤庆人,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大理‘白文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2BMZ008);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贵高原坝子社会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19CX04)的阶段性成果; 白文史称“僰文”，是白族在历史上仿照汉字创造的一种民族文字，它形成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文文献历来为治白族历史及语言文字的学者所重视。以往学界对白文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白族有无文字(白文)的讨论、白文文献的发现与刊布、白文文献的整理和解读，以及白文书写符号系统研究等四个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过去白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少数几种历史文献，对民间仍在使用的白文关注不够，数量丰富的白文文献得不到系统搜集和整理，已成为近年来白文文献研究走向深入、取得突破的制约因素。本文在长达四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白族民间文献中仍然在使用白文，至今仍在大理白族地区流传使用。 一、研究现状 (一)关于白族有无文字(白文)的讨论 围绕白族有无文字的讨论存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意见，前者以凌纯声、包鹭宾、石钟健、杨堃、马曜、孙太初等为代表，后者以徐嘉瑞、张增祺等为代表。1938年，曾昭燏等人在大理进行考古发掘，先后发现南诏大理国有字残瓦二百余片，凌纯声看后认为，有部分乃僰文之借用汉字，音义与汉文有异。[1]包鹭宾认为，白文形成于大理国段氏时期，言其时有才智好奇之士假借汉字，顺其本土语法，协其语音，以记录先代流传的掌故、歌谣及韵语等。[2]石钟健认为，根据明清以来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白族有本民族的文字“僰文”(因“僰”与“白”同音通用，所以又称为“白文”)，此种文字产生于12世纪中叶以前，但其确切之年代或不早于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从宋末元初到明代中叶前后的二百余年为白文的普遍使用时期，明朝以后白文逐渐被废弃，其原因是白族的上层知识分子为博取高官厚禄把精力改在学习和使用汉文上面，同时又因白文不能完全表达白族的语言，又不能完全替代鄂托克白文，因而被白族逐渐淘汰。[2]杨堃、马曜、孙太初等人均认为白族有自己的文字“白文”。[3]与此相反，徐嘉瑞则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南诏大理国并无特殊的文字，因为南诏蒙氏与大理国段氏均为西北大姓，与中原文化有着最古之血缘关系，因此白族并无特殊之文字，不过是以汉字写民家语音(白语)，故感觉奇异难辨而已。[4]近年来，随着白文文献的不断发现，以及人们对文字形成和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白族有文字(白文)的观点已成为学界的主流意见。当然，对于白文的范围界定，学术界也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侯冲虽然承认白族有自己的文字“僰文”，但认为大理写经中的文字不是白文。[5] (二)白文文献的发现与刊布 20世纪30年代，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等人在大理作考古发掘，于点苍山下白王冢遗址、太和故城遗址、中和遗址、史城遗址等处发现南诏大理国有字残瓦二百余片，揭开了白文研究的序幕。[1]其后，傅懋勣、肖吕南对白文《山花碑》进行了研究。[6]石钟健亦两次到大理搜集白文文献，并于1957年公布了《故善士杨宗墓志》《故善士赵公墓志》《处士杨公同室李氏寿藏》《词记山花咏苍洱境》《邓川石窦香泉段信苴宝摩崖》《段政兴资发愿文》《丽江北岳卦》等七种白文资料，作了开创性的研究。[2]1956年，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凤仪北汤天发现古本佛经3000余册，周咏先对其中《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两卷经文进行研究后认为，其注疏为白文。[7]目前，《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已作为白文文献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外，徐嘉瑞搜集有“以汉文记录民家语音之曲本”与“汉语及民家语相间之曲本”二十种。[4]近四十余年来，白文文献又陆陆续续有新的发现。如，徐琳关注到了《大理三十七部会盟碑》《史城芜山道人健庵尹敬夫妇预为家冢记碑》及大本曲、吹吹腔、祭文、民歌等白文手抄本。[6]杨应新关注到了《柳荫记》《赵五娘寻夫》《蓝季子会大哥》《陈世美不认前妻》《鸿雁带书》等白文曲本。[8]周祜关注到了洱源西山白族白语祭文和云龙白族白语祭文。[9]王锋关注到了《大理国释氏戒净建绘高兴蓝若篆烛碑并序》。[10]田怀清、李学龙关注到了《渤海郡高老官人墓志》。[11] (三)白文文献的整理和解读 石钟健对《故善士杨宗墓志》《故善士赵公墓志》《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等七种白文碑刻及文本进行了分析，开启了白文文献的整理和解读的工作，其有关白文历史、特点、价值及著作的讨论，对白文文献研究有重要意义。[2]徐琳、赵衍荪则首次运用国际音标对白文标音，对《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的碑文进行了系统地解读。[12]其后，徐琳又先后译释了《黄氏女对经》[13]《故善士杨宗墓志》[14]《山花一韵》[15]《南诏王寻阁劝诗》[16]等白文文献。杨应新对《山花一韵》《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等碑刻和《王石鹏祭江》《鸿雁带书》等大本曲、本子曲进行了部分释读，同时还讨论了白文文献分类的问题。[8]周祜则对云龙白族的白语祭文进行了汉译，[9]对白文文献的整理和解读也有程度不同地贡献。近年来，张锡禄、甲斐胜二、段伶等在文献收集的基础上，按白曲、大本曲、吹吹腔戏本、祭文、宗教经文的分类，对十七种白文文献进行了部分释读，并标注国际音标，可谓再次掀起了白文研究的热潮。[17]在新一轮的研究中，有大量国外学者加入。如美国的傅京起对云龙等地的一些白文文献进行了英文、中文的释读，并标注了国际音标。[18]日本的遠藤耕太郎、岡部隆志等人对白文碑刻《山花碑》及大本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柳荫记》《月里桂花》作了日文释读，并对白曲的起源进行了研究。[19]立石谦次则对大本曲《铡美案》进行了中文、日文的释读，并标注了国际音标。[20] (四)白文书写符号系统研究 石钟健首先对白文的书写系统作了讨论，认为白文是表意文字，以汉字为基础，利用汉字作为表意和记音的符号;白族语言中由汉语借来的词汇，直接使用汉语词汇;与汉语不同的词汇，则借用汉字作为新的表意字，或借用汉字记写其音;白文表现了古代白族语言的词序，如主语在谓语之前、谓语在宾语之前、副词在谓语之前、形容词在名词之前等。[2]在此基础上，徐琳进一步研究认为，白文有音读汉字(利用汉字的字音来表达白语的意识，仅把汉字当作注音符号，不顾及汉字固有字义)、训读汉字(利用汉字固有字义，读白语同义词的音)、自造新字(利用汉字的偏旁结构自造白文)、直接借用汉字(形、音、义与所用汉字一致)4种书写方式。[6]王锋则将白文的书写符号分为汉字假借字(直接用汉字来书写白语，分为音读汉字、训读汉字、借词字、借形字四类)、汉字仿造字(仿照汉字的造字法，用汉字及其偏旁组合成新字，分为形声字、音义合体字、意义合体字、加形字四类)、汉字省略字(省去汉字的一部分，用剩下的一部分作为书写符号)、汉字变体字(有两类，一类通过增减汉字笔画造出新字，一类通过对汉字结构进行简化构成简化字)等四种类型，并认为白文属于南方型汉字系文字。[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