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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处川甘交界区域的郎木寺跨越着地理、行政、生态的多重边界，且民族与宗教的存在也使其存在着社会文化上的族群与宗教边界，在这一多重边界的空间区域内，回藏民族展开着频繁密切的交往，并实现着跨越多重边界的共生、互动与共融。本文以多重边界的视野考察川甘郎木寺地区的回藏等民族互动，呈现其如何在多维的交往中展开着跨越生态边界的生计互补与经济共生、跨越行政边界的资源竞争与利益共享、跨越族群边界的社会互动与文化融合、跨越宗教边界的适应与调适，实现着郎木寺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构建。 关键词：郎木寺; 边界; 族际互动; 民族关系; 作者简介： 朱金春(1984-)，男，山东聊城人，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研究。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次边疆带和谐民族关系研究》(批准号：14CMZ037);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西部次边疆带城镇体系发展与多民族互动交融研》阶段性成果; 一、多重边界重叠之地的郎木寺：地理、生态、族群与宗教 郎木寺是川甘省际交界地区的一个小城镇。就整体的景观来看，一条宽不足两米的小溪白龙江贯穿东西，北岸是甘肃碌曲县，南岸属于四川若尔盖县，隔江分别矗立着两座藏传佛教寺庙，四川这边是“达仓纳摩格尔底寺院”，简称格尔底寺，甘肃这边为“安多达仓郎木寺”，简称赛赤寺。与此同时，在郎木寺镇还修建有清真寺。一条小溪分界又联结了两个省份，融合了藏、回、汉等多个和平共处的民族。藏传佛教寺院、清真寺各据一方地存在着；做礼拜，晒大佛，小溪两边的人们各自用不同的方式传达着对信仰的执着。这些景观说明了郎木寺是一个独特的所在，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在这一狭小的区域存在着地理、行政、族群、宗教等多重边界。 行政区划的划分往往是遵循着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这两个基本原则，这在省际边界划分的表现极为突出。川甘边界区域的郎木寺则体现了山川形便的基本原则。郎木寺镇属于典型的河谷型城镇，长江支流白龙江大致自西南向东北穿越，郎木寺被分为四川与甘肃两个部分。从范围与形态上，郎木寺是浑然一体的一个区域，两省百姓跨江混居，难以进行明确的区分，但是在地图上有明确的界限，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省区管辖。川甘两省共享郎木寺这一地名，在甘肃境内，郎木寺建制为镇，主要包含赛赤寺、郎木寺镇、回民村，属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管辖；在四川境内，主要包括格尔底寺、东卡村、回民村，隶属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红星乡。虽然川甘边界经过多次调整，但是郎木寺的行政边界一直没有发生变化。据载，从清朝时期郎木寺就是川甘边界之地。 从更大的地理范围来看，郎木寺不仅是川甘的行政分界之地，在地理上还具有多种的界限意义。从地形上来看，郎木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处在内地与青藏的中间过渡地带，是中国西北与西南分界线上的重要节点。在气候上，流经郎木寺的白龙江与秦岭、淮河一样，是中国西部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分界线，是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的分界线。这种地理与气候上的界线地位，使得郎木寺及其周边地区处在一个基于地理、生态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生产方式、人群分布、文化传统以及政治形态的分界与混合区域，也使其成为一个多族群与多文化的汇集与碰撞区域。 就郎木寺周边具体的地形来看，郎木寺被两大湿地和两大山脉包围——它的西南侧是玛曲湿地和松潘湿地，东面是岷山和迭山。郎木寺恰恰处在两大湿地的东北边缘和两大山脉的河谷地带。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郎木寺成为四川北上甘南、青海的天然通道，也是兰州去往九寨沟、成都的必经之地。而在历史上，郎木寺的交通地位更是凸显，郎木寺地处唐朝和吐蕃统治区的边界，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松洮古道、洮岷古道）两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古道在此交会。郎木寺还处在松洮道、松扶道、洮岷道的交叉地带上，是甘、青、川三省的十字路口。所以，郎木寺既是四川、甘肃两省交界的枢纽，又是从青海去甘肃的要塞，古时就有“南番中心”之称。这样，郎木寺实际上是联系内地与西南、西北边疆的一个重要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历史上东西南北交流的一个集中之地。 郎木寺所处的大范围的地理气候以及周边地形，决定了其必然是一个多族群汇集与交流的区域。历史上，郎木寺及其周边地区就是羌、氐、党项、吐谷浑等民族的生活区域。在吐蕃东扩的过程中，击败了这一地区的吐谷浑部族，并派镇守边防同时也开始了屯兵戍边，这些士兵是郎木寺藏族的先民。这些人与当地人的通婚，并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扩大着藏族的人口规模。建国之后的民族识别以及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也促使一些与藏族通婚的汉族选择了藏族身份。这构成了郎木寺地区藏民族的主要来源。在历史上，藏族主要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并且以寺院或者土司为中心。其中，在甘肃境内的主要是赛赤部落，赛赤部落实行由赛赤寺院直接管理的世袭土官制，部落有土官，头人各一人，下辖11个小部落，直接管辖俄藏及双岔两部落。[1]四川境内的主要是格尔底部落，主要是由格尔底寺管辖，下辖噶基喀、幕、降札、热趸、热尔、崇尔等部落[2]。这样，郎木寺的藏族部落就以寺院为中心被组织起来。 郎木寺地区回族的进入也是时代环境的产物。同治四年(1865年),甘肃临潭、临夏大河家两地的六名回族商人进入郎木寺。为了更好地融入到郎木寺的藏族社会，这些回族与当地的藏族女子结婚，这样就与藏族建立起基于血缘的亲属间关系，从外乡人成为本地人，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回族也逐渐学会了骑马、放牧等本领，并熟练掌握了藏语。更大规模的回族来到郎木寺，则是在民国十八年。“18年反的时候,我们逃难来到了郎木寺”，是很多郎木寺回族民众深刻的历史记忆。据《若尔盖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年)前后,甘肃临夏和临潭等地回族氨为躲避民族间械斗,成批进入草地,部分人在辖曼、热当坝等地定居[3]，也就是进入到现在的红星镇，一部分就在郎木寺留居下来。对于这些来避难的回族，郎木寺的寺院与民众表现出了善良与宽容。在田野调查中，一些回族回忆到当时寺院与藏民的支持，不仅提供了必备的衣物与食物，而且还允许其修建房屋，展开贸易以维持生计。这样，一方面是回族陆陆续续地从临夏、临洮等地迁入到郎木寺，而另一方面回族之间以及回藏通婚也使得回族在这一区域逐渐繁衍。特别是在解放后，从临夏、青海等地来郎木寺经商的回族，以及被分配到政府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知识分子和家属等，成为郎木寺回族的主要来源，分别在四川与甘肃形成了两个回族村。 历史地看，回族来到郎木寺有着重要的时代背景与区域局势背景。同治四年(1865年)最先来到郎木寺的回族，实际上是受到陕甘回族反清的影响，反清行动逐渐演变成影响范围极大的回与汉藏的相互仇杀。这些回族为了避难而来到郎木寺。而民国十八年来到郎木寺的回族，则是与马仲英发起河湟事变和马尕西顺作乱造成的局势混乱有关，这些混乱局势都造成了一定范围的民族冲突与仇杀。这些回族是为了躲避战乱才来到这一川甘边界之地的郎木寺。而之所以选择郎木寺，实际上与郎木寺的地理位置与城镇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处川甘边界的郎木寺，在清朝与民国时期处在卓尼杨土司的管辖范围之内，这样就相对远离西北发生的回族反清及回汉冲突，郎木寺为这些逃难而来的回族提供了可以落脚与安居的地方。而且，郎木寺地处中原地区通往青、藏及川北的交通要道，在历史上就是甘、青、川经济、文化、商贸和宗教活动的中心，便于展开商业贸易，这也为回族提供了得以生存的生计方式。 可以看出，回族前往郎木寺地区并留居下来，是与特定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的，是一个更大范围内区域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由于特定的事件来推动的。但是这些事件背后，实际上是隐含着回藏民族地域分布的整体格局，以及历史时期回藏之间关系的整体情形。在相对远离西北民族冲突与起义的地方，回族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地，并且以一种顽强的意志生存下来。此时，郎木寺的意义对于他们而言，则是意味着远离纷乱的冲突而寻求的生存之地。而郎木寺地区藏传佛教寺院与民众也以宽阔包容的胸怀接纳了他们。通过商业贸易、日常交往以及通婚，回族建立起与当地藏族之间密切社会关系网络，并融入到当地社会。 汉族进入郎木寺的时间要晚于回族，主要是建国之后因工作分配而来，政府事业部门等占据了大多数。当前郎木寺的人口却是有着更为多元的来源以及更强的流动性。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业的发展。郎木寺作为旅游之地被发现并逐渐发展起来，首先是由外国游客所推动的。从20世纪以国外游客为主，逐渐发展成为境内游客的目的地之一。由于郎木寺地处兰州——夏河拉卜楞——九寨沟——成都旅游线的必经之处，也成为国内游客游览的目的地。交通的便利与景观的独特之处，使得游客的数量逐年增加，也吸引了外地的经商者前来参与旅游商业活动，这样使得郎木寺地区的人口有着迅速的增长。相对于郎木寺的人口自然增长，外来人口机械增长深刻地改变了郎木寺的人口构成与城镇面貌。其中，外地经商人口中包括临夏、临潭等地的回族，以及四川甘肃等地的汉族，这就改变了郎木寺地区的民族人口构成比例，突出表现为藏族人口比例下降，回族、汉族人口比例上升。人口民族比例的这一变化是旅游业发展推动的，但是同时又强化着旅游业中的民族分工及经济社会差异。今天，郎木寺主要居住着汉、藏、回、撒拉等民族。其中，民族互动交往与交流主要是以宗教为区分，在汉族、藏族与回族为主的穆斯林民族之间展开。 在郎木寺，除了存在地理上、行政上以及族群之间的边界外，在郎木寺地区还存在着宗教边界。郎木寺的特殊之处在于，不仅存在着不同宗教之间的边界，而且还存在着同一宗教教派之间的边界。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边界显而易见，在此不作论述，这里着重分析的是同一宗教之中教派之间的共处与分歧。 在郎木寺白龙江两侧，分布着两座藏传佛教寺庙，都属于格鲁派。甘肃境内为赛赤寺（当地人称为西北寺院或者甘肃寺院），全称为“达仓郎木赛赤寺”，是乾隆年间在“河南蒙旗亲王”的支持下，由出生于双岔部落的赛赤坚参桑盖大师创建。四川境内为格尔底寺（当地人称为四川寺院），全称为“达仓纳摩格尔底寺院”，由五世格尔登活佛建成。这两座寺院是由不同的部落“供养”，前文已经说明，基本上是以川甘省界为界。赛赤寺与格尔底寺虽同属格鲁派，但是由于寺院供养群众基础的不同，供奉偶像的差异，使得郎木寺地区的藏传佛教信仰出现了一条明显的边界，并影响着寺庙之间的关系及两边民众的交往。 除了藏传佛教内部的教派边界，郎木寺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也存在教派之间的差异。在郎木寺有两个清真寺，其中四川境内的清真寺建于清末，由来此经商的回民集资修建，寺院建筑比较完整，一般称为“河北清真寺”，而甘肃境内，一部分回族因教派分立，借落实宗教政策恢复清真寺之机分出，在属甘肃一侧赛赤寺附近筹划另建新寺，建立起一个临时的仪式场所。虽然只有一河之隔，但是两所清真寺属于不同的教派，四川一侧的老寺属老派格迪目，甘肃一侧的新寺属新派伊合瓦尼，在川甘两地均有信众。新教、老教存在理念与仪式的差异，所以也可视为存在着教派边界。 郎木寺的特殊之处可以用不同形态的边界交织重叠存在来总结:在地理上，是西北与西南的分界之地；在行政上，是四川与甘肃的分界之地；在生态上，是游牧与农耕的交接地带；在族群上，回族与藏族的混杂但也存在族群边界；在宗教上，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互存边界的同时，内部也存在的教派之间的边界。这些有形的与无形的边界，实际上就是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的结合，在分割郎木寺的地理、行政、族群、宗教的同时，也将不同的族群、宗教与文化连接使之共存于郎木寺这一区域之内，使得这一区域呈现出多元且复杂的图景。 二、跨越生态边界的生计互补与经济共生 郎木寺地处甘、青、川三省的十字路口，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发展成为经济贸易重镇，在历史上就被称为“南番中心”。这突出表现为郎木寺在茶马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唐朝时期吐蕃东扩，藏族就开始在郎木寺地区分布。由于游牧生计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饮食结构，使得茶成为藏族民众的必需品，而中原王朝对马又有着战略性需求，因此茶马贸易兴起并发展起来。明朝时期在西北番区设置了著名的四大茶马司，分别是洮州茶马司、秦州茶马司、河州茶马司、雅州茶马司。洮州茶路的来源，基本来自陕西、四川两省。其中四川的茶叶由水路经嘉陵江而上，再入白龙江，进入甘肃南部重镇碧口至武都，再经陆路由各府运递各茶马司。地处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松洮古道、洮岷古道）交叉口之处的郎木寺正是茶马贸易通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官方茶马贸易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形下，民间层面的贸易开始发展起来，而且民间贸易不仅限于茶马这些品类，而是广泛交换着其他众多的物品，这样使得郎木寺作为贸易重镇的地位更加凸显。茶马贸易本身就是不同生态区域产品的跨区域交换，同时也伴随着区域间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这样汉藏等民族跨越生态边界展开着交换与互动，在生计上也实现了互补与共生。 清末时期回族民众进入郎木寺，则意味着跨越生态边界的生计互补与经济共生达到了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层面。初到郎木寺地区的回族，由于没有草场与牲畜，只能从事一些互通有无的商业活动或者手工业，而这也正是回族民众所擅长的。在这一过程中，回族首先与郎木寺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为在当时藏区政教合一制度情形下，寺院在藏族社会占据着经济、社会及信仰权威的核心地位，一切事务都是以寺院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得到寺院的允准与支持，就获得了立足藏区的基础。为了能够居留并展开经商活动，他们向格尔底寺“问话”(申请)送礼,得到格尔底寺活佛的允准，这样就在藏区认下了“主人家”。在寺院的安排下，划定地盘，修建房屋，这些回族接受寺院的差遣展开贸易,成为寺院百姓，并受到寺院的保护，对外称“格尔底甲科”。由于郎木寺是川甘青地区重要的经济贸易重镇，被称为“南番中心”，再加之当时西北地区的动荡局势，一些回族民众陆续从临洮等地来到郎木寺，到光绪七年（1881年）已经有穆斯林十多户。为防盗,回商集中居住,随着回族人口的增加,逐步形成一小巷,藏语称“甲科”汉人街，逐渐形成了分属于甘肃与四川的甲科村（回族村）[3]。由于藏区民众特别是寺院互通有无的需要，这些回族受到了欢迎甚至是优待。特别是当时阿坝大土官华功成烈对交流物资、发展商贸极为支持，在他的鼓励下，格尔底温布聂旺索郎（华功成烈妻弟）也对回族极为欢迎，赋予了“甲科”高于一般百姓的地位，其赔命价时与喇嘛相同，相当于一个人顶两个平民的命价。在从事所擅长的商业活动时，回族得到了寺院的庇护。这是因为，回族的商队经常在路上被抢劫，而寺院能够为其提供保护，寺院派一个使者跟随商队，就没有人敢抢劫。 回族在郎木寺的适应是以回藏之间的生计方式差异及互动性为基础的。藏族主要是以牧业为主，所生产的主要是肉、奶、毛等畜牧产品，对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有着必然的需求，而回族则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形成了成熟的商业伦理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外，在宗教观念上，藏族群众一般视屠宰、经商、手工业等行业为“不洁”行业，而这些在回族那里则是得到了宗教观念上的支持。从对一些回族老人的访谈也可以证实，回族在郎木寺主要是依靠做生意、手工业来谋生。这为当地的藏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寺院人口众多，消费很大，回族正好可以满足这些需求。这样，在藏传佛教寺院的保护下，回藏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由此可见，回藏民族之间的关系形成与发展是以经济关系为中心的，并在此基础上，在文化、生活、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的联系。可以认为，郎木寺回藏民族关系的发展是建立在以民族形式呈现出来的社会分工基础上，由于生态及文化的影响，社会分工以民族群体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相互需求又使得这一分工形成一种有机合作关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回藏民族在生计方式上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藏族民众从事生产活动类型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藏族民众不再局限于畜牧生产，而是逐渐扩展到手工业、制造业、商贸业以及旅游业上。在离郎木寺镇上较远的村庄，分布着一些零售商店或者售货点，所销售的基本上都是藏族牧民所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且在一些村落，也有着临时性不定期的羊毛、蘑菇、虫草等特产收购点，很多藏族民众参与其中。在旅游业上，由于藏族的宗教与文化对游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很多藏族民众在郎木寺镇上开设了藏族饰品店、特产商店，藏式风格的旅馆，以及特色餐厅茶馆酒吧等。虽然这些有些是由外地人投资创办的，但也说明了藏族民众日益参与到旅游等多种形式的生计方式中。但是，回藏民族在参与旅游发展上，也呈现为差异性的选择。据笔者在郎木寺的观察，回族主要集中在餐饮、旅馆等方面，而藏族则主要从事的是饰品销售、旅馆及酒吧等。也就是说，即使在旅游业这样有着一定同质性竞争的产业上，回藏民众也是根据自身的优势而形成了不同的分工，这样藏回族众都可以从中获益。无论是从现场的观察，还是从对回藏民众的访谈中，都感觉到参与旅游对收入增长上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如果从生态的角度，即使是在旅游业上，也可以看到传统生计方式及文化传统的影响，藏族民众所销售的饰品、特产等，特别是牛肉干、虫草、雪莲、雪菊、蕨麻、蘑菇、青稞酒等，都是产自于草原，或者由草原产出的原料制造的，这实际上是表明了游牧生计方式的延伸。由此也可以认为，藏回族众在参与旅游业上社会分工的不同，也是基于自身的生计传统，并实现着跨越生态边界的互补与共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