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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越行政边界的资源竞争与利益共享 在郎木寺，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行政边界的存在。极为狭窄的白龙江将郎木寺分为川甘两省，一桥就可以跨越，在地理上难以阻隔，但是又可以明显观察到两侧各自的行政标记，诸如政府、银行、电力、自来水等市政单位的牌匾上标示着四川或者甘肃，说明了郎木寺分别属于不同的省域来管辖。行政界线并未造成地理上的阻隔，这意味着边界两侧的民众会发生广泛且频繁的互动，同时也意味着在资源归属与使用上可能存在着共享与竞争，这在省际边界地区极为常见。省际行政边界划定了行政管辖的空间，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土地及附着其上的资源归属权的划分。一般而言，对土地及附着其上资源的利用决定了人群的生计方式，在郎木寺则是主要表现为对草场的占有与利用。但是随着商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生计方式对土地的依赖有所减轻，旅游业虽然是以地域性的景点为核心，但是周边的民众都可以以各种形式参与进来。但是省际行政边界的存在，依然对资源的利用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主要集中在对边界划定争议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资源竞争。对草场归属的争议、越过牧地放牧现象的存在以及对游客的争抢都是省际边界影响的表现。但是，总体上而言，跨越边界的资源共享更是一种常态，竞争也可以看做是达成资源共享的一种形式。 事实上，郎木寺地区的省际边界争议在历史上就存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郎木寺以政教合一政治制度为主，寺院在当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方面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各个部落作为寺院民众从属于寺院。郎木寺的特殊性在于，以白龙江为界在川甘两省分布着两座藏传佛教寺庙，寺院之间在地盘、利益与信仰上的差异与竞争，裹挟着各自所属的部落民众，在历史上引发了很多纠纷与冲突。其中，四川格尔底寺的势力范围达于噶基喀、幕、降札、热瓦热尔、崇尔等部落[5],甘肃赛赤寺直接管辖着俄藏及双岔两部落,加上分寺的部落民众，可出兵两、三千人，势力也非常强大[5]。根据一份1953年的调查，由于降札和热瓦两部落民众抢劫甘商得罪了马步芳，被出兵镇压，赛赤寺和格尔底寺趁机从中说和,其中格尔底寺代赔命价数万元,因此马步芳便将降札和热瓦交由格尔底寺管辖,这就引发了赛赤寺和格尔底之间的矛盾。另外幕部落、俄藏的归属问题，也引发了两寺院之间的纠纷。[5]这些历史上的纠纷以及遗留下来的争议，深刻影响着其后郎木寺地区的边界划分。 郎木寺植被以草场为主，因此民众的主要是生计方式是游牧。与农耕区域耕地有着清晰的边界且从事耕种也会不越过田界不同，游牧生计所放牧的牛羊是移动的，往往会越过牧地的边界，这样就可能会引发纠纷。特别是在对边界划定存在争议的情形下，更是易于发生并形成群体性冲突事件。根据《碌曲县志》与《若尔盖县志》的记载，在建国前郎木寺地区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发生过牧而引发的部落冲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发生过几次较大的纠纷：1950年4月29日，赛赤寺所属的布多麻等4个村子的归属问题，引发格尔底寺与赛赤寺之间的械斗；1954年11月初，格尔底寺与赛赤寺之间关于幕与俄藏部落的纠纷，最终以俄藏部落搬回原住地结束；1986年7月25日，若尔盖县红星乡加科村群众驱赶大批牛羊，越过那高地区的草山边界抢牧，引起郎木村与加科村双方群众械斗，双方共伤12人，重伤4人，虽达成协议但是未能顺利按照协议规定执行[8]。其中1986年这一次纠纷在当地影响很大。《若尔盖县文史资料选辑》所载的一份关于《回族村几遭抢劫的视察报告》描述了过牧引发矛盾的经过，并且呈现了不同的立场。与《碌曲县志》的记载不同，该报告认为是郎木村有组织地抢夺加科村的牛羊，并且打伤加科村13人，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其中提到碌曲县以“与当地习惯界线出入较大,群众不愿接受”为理由拒绝让步。[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边界界线双方各执一词，没有达成共识，是引发矛盾的主要原因。 从这些纠纷及处理的过程来看，主要起因是放牧过程中的牛羊过界，争议的焦点是边界的划分，其实质是为了土地及附着的资源及利益，在处理过程中，双边的地方政府往往是采取据理力争的姿态。这样，个别的过牧行为往往就引发为村落之间的群体纠纷，寺院在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而历史地看，对边界的划分及争议，实际上还受到历史上部落领地意识的影响，部落间传统边界与政府间协商划定的边界存在不一致的情形，使得边界上的草山纠纷难以彻底解决。每一次纠纷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川甘两省不同层级的政府都出面加以协调，但往往是为自身利益而力争，或者是达成协议但不执行，继续引起争执。而且，在边界纠纷及协商中寺院发挥着重要影响，两边寺院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纠纷解决的程度与效果。总体上来看，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传统边界与行政边界之间的不一致之上，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旨在对传统边界与行政边界进行调试与规范。但是由于游牧的生产方式以及历史上存在的部落、教派等问题，利益纠纷与其他问题纠结在一起，使得边界纠纷呈现出复杂的面向。 但是，如果以历史中、长时段的视野观察，就会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郎木寺因边界而发生的草山纠纷已经很少见了。有学者指出，藏区草山纠纷近些年逐渐减少，与草场承包特别是围栏建设有着密切关系，正是由于草场产权的确定以及技术层面低成本铁丝网围栏的建设，“事先防控了过去开放牧场时代频繁发生的牲畜越界事件以及连锁引发的毗邻部落间的群体性冲突”譹)。但是，在某些区域，草山纠纷的减少则是有着另外的原因。在郎木寺，我们观察到，随着郎木寺回藏民众逐渐参与到旅游发展中，草山纠纷就几乎没有了。 郎木寺环境清幽，风光优美，风情浓郁，素有“东方小瑞士”“甘南香巴拉”等美誉，特别是两座藏传佛教寺庙的存在，以及浓郁的宗教风情，使其成为一个闻名中外的旅游景点。美国人罗伯特·埃克瓦尔的《西藏的地平线》使得郎木寺闻名海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前来旅游，之后也得到国内游客的热捧。郎木寺的旅游价值逐渐被发掘出来，吸引着汉藏回族众参与到旅游开发之中。 由于郎木寺地处川甘边界，且两侧的代表性景点都是具有同质化特征的藏传佛教寺院，因此在旅游开发与品牌塑造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诸如，在旅游规划上，双方并没有制定郎木寺整体的旅游发展规划，甘肃方面制定了《郎木寺镇中心区旅游修建性详细规划》《碌曲县郎木寺景区旅游发展提升规划》《郎木寺镇创建省级环境优美乡镇规划》，并实施郎木寺旅游景区开发项目，四川并没有出台专门的规划；在旅游品牌打造上，郎木寺已经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旅游品牌，但为了差异化竞争，甘肃更多使用“郎木寺”，四川在旅游宣传都尽量避免“郎木寺”和“郎木”这类称谓，而是代之以“纳姆”，这样实际上无益于打造郎木寺统一的旅游品牌；在具体的旅游运作上，四川方面对甘肃在郎木寺中心的道路上竖起指向赛赤寺的“郎木寺”木牌，吸引很多不了解郎木寺地区状况的游客，造成四川寺庙的门票上收入减少的情况不满；甘肃方面认为，处于白龙江上游的四川境内往河里倾倒垃圾，造成下游环境破坏，使得甘肃方面环境治理的任务加重。 行政边界的存在使得郎木寺成为一个共生性明显的跨界旅游区，但是行政利益割裂整体的旅游资源，使得双方形成竞争的局面，这不仅引发了利益冲突，突出表现为争抢游客，还极大影响了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游客的体验。郎木寺川甘境内的旅游资源具有互补性，无法替代，又具有统一性，具有相同的文化内涵，只有整体开发才有利于长远的发展。事实上，郎木寺川甘两边的政府已经意识到在旅游发展上进行合作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四川红星镇的一位负责人就告诉笔者：“我们应该抛弃或者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宝贵的旅游资源，这样我们才能都发展起来。过去我们受边界纠纷的障碍已经够多了。虽然有重重困难，但是我们应该有信心有智慧解决好这件事”。 虽然川甘两省在旅游开发上存在竞争等问题，但是并没有对双边多民族之间互动交往产生很大的影响。回藏汉等民族在参与旅游发展上各自根据自身的优势，从事着差异化的行业，诸如回族集中在餐饮与住宿，藏族集中于饰品销售与娱乐场所经营，汉族则都有所涉猎，这样就形成了新产业发展中的共生互补关系，而且比在游牧生计为主的时期更为有机与和谐。从郎木寺生计变迁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资源利用的类型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资源的竞争性逐渐让位于对资源的共享，从而使得民族间的共生互补关系更加深入。李锦在松潘漳腊地区的案例中就观察到，对土地资源与矿产资源的开发引起了汉藏回之间民族关系的紧张，而在后来随着旅游业和蔬菜种植业的发展，藏、汉、回族对资源的利用逐渐演变为一种合作的生计模式,形成了稳定的互惠关系[10]。虽然有行政边界的存在，回藏民族间的经营也没有受到明显的地域限制，四川人在甘肃开店，甘肃人在四川做生意，行政边界的影响在民族间频繁互动交往中很大程度上是表现在行政管理层面，具备鲜明的象征意义，并逐渐变淡与消弭。 围绕边界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往往是在一定的资源占有与竞争之中存在，并且呈现出特定的空间形式。郎木寺的川甘分界，使得这种资源占有与竞争关系以边界的形式呈现出来。无论是草山纠纷还是旅游竞争，实际上都与行政管理所规制的资源配置相关。在资源利用的类型与形式上更加具有共享性的情况下，边界的划分与区隔意义就会变淡，这将弱化不同行政区域与多民族群体的利益竞争程度，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反应，而从使得跨越边界的多民族之间基于经济共生与文化互补而形成地域性的和谐关系。 四、跨越族群边界的社会互动与文化融合 随着在郎木寺生计上的适应与互动，回族与藏族之间展开了全面的社会互动。但是这一互动的展开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作为外来者与少数人的回族，虽然有其经商与手艺能满足藏族民众需要的优势，但是首先需要得到寺院的允准与庇护。这是藏区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所决定的。经过“问话”送礼，早期的回族得到寺院的庇护并展开商业活动，由此形成了共生互补的经济关系。除此之外，郎木寺的回族还充当了更大范围回藏群体的中间人，并在回藏关系的发展及冲突缓解与消弭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40年代初,与西北马步芳马家军有亲缘关系的一支商队路经郎木寺，驮运商品被降扎、占哇部落组织的藏兵抢劫。马步芳得知后派兵扬言要“血洗降扎、占哇”，于是赛赤寺、格尔底寺都派人进行游说、斡旋，但遭到拒绝。此时，格尔底寺管家想到了在郎木寺的几位有威望的临夏回族，因此请他们前往求情。很快，这些回族因其同乡关系与相同的宗教信仰，使得马步芳改变了初衷，最后由格尔底寺代赔命价数万元,马步芳便将降扎、占哇两个部落转手送与格尔底寺管理[11]。这一在生计互补之外的社会功能的发挥，使得回族在郎木寺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郎木寺的藏民及寺院已经将之视为自己人。 在郎木寺，寺院将这些来到此地的回族纳为寺院百姓，保护他们的经商行为，但是不允许携带家眷。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地社会，这些回族都娶藏族女子为妻。据现在在世的回族老人回忆：“老一辈回藏通婚的人很多，都是回族男子娶藏族女子，一般藏族都改信了伊斯兰教，不改的少，但是有些藏族年纪大了又改回藏传佛教了”。族际通婚意味着民族间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意味着文化的融合，特别是血缘关系的建立更是将民族间融合以家庭乃至家族的方式呈现与巩固下来。在访谈中，一些回族、藏族的老人讲述了历史上的遭遇，以及婚姻带来的血缘关系在困难时期给予的支持，让笔者尤为感慨的是藏族民众的胸怀与善良。 回族的特殊性在于，即使是回藏通婚也不能改变其信仰，而是需要其藏族妻子改信伊斯兰教。这种特殊性实际上是体现了回族自身以宗教面貌呈现的族群边界。作为经常被称为信仰穆斯林汉人的回族，宗教信仰是其族群凝聚并区分与其他民族最重要的特征，即使婚姻也难以改变其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从郎木寺回藏通婚的历史来看，在回族落难来到郎木寺之初，娶藏族女子为妻是一种生存策略，只有这样才能融入到当地的藏族社会之中，但是随着回族的增多，通婚圈就固定在穆斯林民族之间了，回藏通婚就逐渐减少，现在郎木寺几乎没有回藏通婚的现象。通婚族群选择的这一变化，虽然有着环境变化的影响，但同时也反映了回族族群意识随着人群数量及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增强，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强化。 虽然回藏通婚变得较少，但是在日常的交往中，回藏民族之间相处还是较为融洽。就郎木寺的整体城镇面貌来看，除了回族在房屋风格上有伊斯兰星月标志外，其它基本上都表现出回藏结合的形貌，其中在四川境内的清真寺则是汉式风格。留存下来的老房子，都是当地特色的踏板式木房。当笔者穿梭不同的回藏人家时，发现布局与摆置有很大的相似性。在饮食上，也是回藏交叉，并且回族的饮食备受欢迎。在郎木寺镇上有一家哈妹小镇百味的清真餐厅，受到川甘回藏汉等各民族的共同欢迎，在笔者调研期间在此有限的几次就餐中，就发现很多藏族民众及喇嘛前来吃饭。而与餐馆老板的交流中，老板也告知藏族来此就餐的人很多，并且与他们很熟识。这样，这个餐馆等实际上成为郎木寺回藏民众交往互动的一个公共空间，频繁的互动与相互的了解在此展开。 由于长时间的相处，回藏民族之间来往密切，形成了较为亲密的邻里关系。有些回藏民族相邻而居，有事彼此之间就相互帮助，穆斯林家庭要去清真寺参加活动，家里便委托藏族邻居照看。在回藏民族各自过年等节庆的时候，藏族与回族会相互拜访。当宴请有回族参加的宴会的时候，藏族会专门准备阿訇宰过的牛羊肉，有时会借来回族的锅碗，以尊重其清真的饮食习惯。回族家里“禳院”,主人都会邀请关系好的藏族来,反之藏族也会在红白喜事活动时邀请关系较好的回族。[12]在一些节日或者婚丧嫁娶等活动上，如果请了回族则要在镇上的清真饭馆里招待。在语言交流上，据当地老人讲，早些年间的来到郎木寺的回族，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现在郎木寺的回族基本上都会说上几句藏语，回族村的小学也开设了藏语文课，这样交流起来基本没有障碍。 从日常的社会交往中，我们看到同在郎木寺这一区域的回藏民众进行着范围广泛、形式多样、频繁深入的社会互动。在这些过程中，族群之间的边界虽然存在，但是由于对各自习俗的尊重，族群边界并没有形成障碍，而是成为彼此尊重的底线。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识别之后，民族身份认同得到强化，族群之间的边界也变得清晰，对此当地的回藏民族都有着切身的感受。“在民族识别以前，回族称之藏族为阿克、阿若，藏族叫回族回回，彼此之间非常亲切，而现在民族意识强了，之前的亲切感变淡了”。这实际上是表明了回藏民族之间的族群边界得到强化，而且，回族对其族群边界的界定与维持要比藏族更加明显、也更加强烈。这是因为在人数上回族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是由于善于经商而获得更高的经济社会地位，但是在郎木寺整体的藏族与藏传佛教的氛围内，依然有其文化上的焦虑。总体来看，郎木寺的回藏民族关系，不仅与当地的人群结构、经济地位等变化相关，同时也受到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而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于族群边界的隐显及跨越边界的互动与融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