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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特有方式再现“文化” 在美国“民族史学”中，无论是民族学脉络中的“他者文化”学派，还是历史学脉络中的“新”边疆史学派，无论是民族学的“历史化”倾向，还是历史学表现出的对人类学的亲近态度，都展示出了对文化主题的倚重和兴趣。文化主题成为沟通民族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脉络的重要联系组带，成为美国“民族史学”的主要涵盖内容之一。 首先，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可以共享新的界定，而无需考虑各自的领地，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主题——文化上。正如民族学，“民族史学”也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作为时间和空间中发展实体的族群或社会的整个文化上。尽管有时“民族史学”侧重于文化的某一方面，但他们的分析依然源于民族学假设，即离开整休，就不能理解部分。这种概念假定社会成员的行为以一种模式化的方式展开，而“民族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这种模式——在特定的社会中、在每一时间段之中，作为组成部分的个人，包括其行动、信仰和留下的古器物，如何共同构成了功能整体。“民族史学”还强调社会文化的变化，强调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互补。“民族史学”还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来检查文化模式增长和衰落的理论，来验证文化变化、来解释稳定性。对于民族学和历史学而言，“民成史学”都意味着重要的价值，其中文化（包括历史上的文化）是它们共同关注的对象。 其次，从历史学脉络中的“民族史学”来看，引入了文化视角，树立了“文化边疆”的新形象。历史学家涉足“民族史学”领城，多集中于边疆研究、即聚焦于印、白两种文化的碰撞上。依靠强调每种文化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民族史学”使得边疆史研究不再是白人文明成功战胜土著文化的悲惨故事的再现。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评价体系，不能只根据自己的文化来评判，必须承认文化的冲突性价值，应该在这种文化的冲突中获得对文化的准确理解。依靠准确叙述—分析过去的文化变化，“民族史学”家还帮助现在的一代人来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起源。将叙述、因果分析、年代学混合在一起的“民族史学”，更多关注的是文化上的细微差别，关注对公正的需要。文化视角的引人以及“文化边疆”新形象的树立，给美国历史学发展带来了新气象。 再者，从民族学脉络中的“民族史学”来看，文化主题在得以重视的同时，得到新的阐发。文化主题是民族学的传统研究主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的逐步“历史化”，历史学开始在民族学、人类学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民族学、人类学的“表述”出现危机，学科权威受到挑战。有学者认为，这种危机，便大多数的人类学研究和理论处于问题之中，整个文化的概念置于问题之中。而解决这种危机的一种方法，就是采纳文化的历时和过程概念，将历史置于人类学理解的中心。 尽管人们对文化性质的界定不尽一致，但从传统上来看，许多人类学家都认为，“文化是一种由社会成员所分享的意义、价值和规范组成的理想化模式，能够恨据集体的非制度化行为推断出来，能够根据他们行动的象征性行为，包括他们留下的古器物、语言和社会制度等推断出来。20世纪60年代，不管他们属于何种理论流派，很多人类学家都接受上述“规范性”（normative）的文化定义。文化是统一的、连贯的分析单元，可以清晰界定行为模式、分享象征和价值，承认社会中潜在的于盾，但象征、神话以及宗教活动被假定能掩饰这些冲突。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之外的3种运动——“马克思主义”(Marxist scholarship)“文学研究”(literary studics)“社会史”（social history），动摇了人类学这种文化概念。由此，至少3种新的文化观在近来的人类学作品中浮现出来。其一，文化是一种多元的声音；其二，文化是一种战场，不同群体用之来界定象征、从事斗争；其三，文化是一种过程，卷入了冲突、斗争、协调及能动者的行动之中。上述文化观的新变化，显示了文化与权力、政治之间的深刻关联；它拒斥了有关人类行为的实证主义概念，支持所有的人类行为要以思想为中介的论断；民族志数据不再是事实的贮有库，而逐渐被视为一种文本，即被视为一种未被阐明的密码、一种由文化所构成的假设；它广泛承认，无论某种族群如何“纯朴”，都逃不脱殖民体系的碰撞，都被置入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中。 民族学、人类学家从“历史化”的角度对文化概念所做的全新解释，也是“民族史学”重要价值的体现，为美国民族学、人类学指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四）彰显“他者”及其能动性 二战以来，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逐渐突破了各自传统的学科壁垒，从只强调空间或只强调时间的侧面转到将这两个方面统合起来，“民族史学”应运而生。除了文化主题之外，“他者”也成为“民族史学”所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他者”及其能动性的彰显，是“民族史学”的核心思想。 第一，从史学脉络中的“民族史学”来看，如前所述，“民族史学”对美国历史学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在美国历史学界中树立了一种“全面完整意义”上的历史观。美国历史不仅仅是源于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叙事史，也不仅仅是欧洲移民西部边疆拓垦的叙事史，美国历史更多地应由美国本土印第安（相对西方人而言的“他者”）的叙事史来体现；“民族史学”研究，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拓展，也改变了对欧裔美国史的理解。离开了对土著美国史的理解，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欧裔美国史。忽视美国土著史研究，就只能造成对土著和欧洲人关系的片面理解。“民族史学”旗帜下“新”边疆史学家的出现，根本性改变了北美印第安人在美国历史中的形象——他们不再如特纳边疆学派那样所刻画的，是被压迫者，是可以被忽视的对象。相反，在美国历史中，印第安人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力量，印第安上著族群也是美国历史的主体，印第安土著史也是美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印第安土著族群—“他者”的关注与彰显，是“民族史学”影响美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美国“民族虫学”的主要特点之一。 第二，从民族学人类学脉络中的“民族史学”来看，面对日渐延伸、遍布全球的强势的西方政治经济，土著文化纷纷“瓦解”“变迁”，或在新的条件下“再造”和重新“发明”。如何看待这种表现？民族学脉络中的“民族史学”（历史人类学）给出了全新的解读。 作为民族学脉络中美国“民族史学”（历史人类学）的领军人物，萨林斯认为，这无需“忧郁”，而应该看到这种表面现象背后的实质——土著文化变迁所展示的并不是世界体系改变了土著，而是相反，是土著改变了世界体系。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同时，文化又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被改变——在这种文化与历史辩证发展的过程中，土著文化体现了能动性，是它吸纳并转换了“并连”结构(structure of conjuncture)、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变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在改变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变化。换言之，萨林斯看到的不是土著文化在西方政治经济影响下的被动变迁，重新“发明”和“再造”，而是土著文化在世界体系中的能动作用，看到的是土著文化如何影响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如何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到的是“他者”的能动性。 “全球性物质力量的特定后果依赖于它们在各种地方性文化图式中进行调适的不同方式”；“世界体系是各种相对性文化逻辑的理性表达形式，其采取的方式是交换价值”；“从本土人民的观点来看，世界体系的剥削可能恰好是地方体系的一种繁荣”；“……世界体系对夏威夷文化的影响只能以波利尼西亚系统（波利尼西亚体系包含夏威夷）自身文化来调停资本主义经验的方式来理解。“萨林斯引用了世界体系理论，但将之本末倒置。他拒绝了世界体系分配给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霸权，而显示了夏威夷、中国、夸扣特尔人的文化图示如何影响市场力量，来重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并不是简单地被吸纳成为一种世界体系的。” 由上可见，对“他者”主题的关注，对“他者”及其能动性的强调，可以说，是民族学脉路中美国“民族史学”（历史人类学）最为重要的创见之所在。诚如萨林斯所言，“不是欧洲来的毛瑟枪把斐济酋长造就为历史上的强人，而是斐济酋长使毛瑟枪成为历史上的利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