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从西方学者的有关述评来看 战后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对美国“民族史学”的未来发展进行过探讨。克鲁伯在1960年9月Wenner-Gren夏季论坛“人类学视野”中，把“文化史和民族学的命运”(Culture History and the Fate of Ethnology)作为主要议题之一。他再次强调了其早期陈述并进行了扩展，将文化史作为一种有待发展和可资利用的资源，认为文化史方法是一种分析性的、整合性的、进化性的克鲁伯指出，文化史的发展方向能拯救民族学的命运。自称“民族史学”美德早期皈依者的埃根认为，近来“民族史学”的发展，证明了上述克鲁伯的观点。但是，他同时又指出，民族学将来的发展将会是多样的；一般史和专门史正张开了大嘴，等待吞咽如人类学这样的学科。有关美国“民放史学”未来发展的诸多讨论，主要集中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包括以下几个代表性方面。 第一，更为折中和综合。尽管“民族史学”有自己的刊物和学会，有相关的研究队伍，但他们的组织较为松散(松散性是其根本性特点之一)，往往是一种临时性拼凑；另外，其研究主题也较为宽泛，因此依据有关学科确立的标准来看，它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有学者指出，“民族史学”将来的发展，可能更具折中性和综合性。 特里杰认为，历史学家詹宁斯（Francis Jennings）的15卷《北美印地安手册》（1979）的出现，暗示着无论在技术上、内容上还是数量上，“民族史学”研究都有了很大发展，暗示着很多受到良好训练的职业历史学家将会涉足其间。但是，历史学中的“民族史学”，民族学中的“民族史学”——这种基本的学科分野，还是比较森严的。在他看来，应该鼓励一种更为综合、折中的方法，在更为广阔的训练范围内来掌握“民族史学”方法论。传统史学、“民族史学”、生态学、考古学在收集和分析人类行为的数据时，都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特殊的方法，都需要特殊的训练。但是他们的研究都应该放在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框架之中，必须在历史的情境之中。土著美洲历史自发生到现在，已有2万年的历史，对之进行研究，需要史前考古学、“民族史学”、欧裔美洲史学等多方专家的加盟，需要口述史学、历史语言学、体质人类学、比较民族学等多方面的技术。研究北美上著历史，需要这些不同学科之间的综合。在一般的意义上讲，比起其他社会科学，“民族史学”家在综合分析方面将更有经验。 第二，有所顾虑，渴求变更。有些学者从整体上对作为一种职业的土著美国历史——印第安史进行了评价，从中也可反映出他们对美国“民族史学”未来发展的忧虑和期盼。他们认为，近来的印第安史研究深刻影响了美国历史的进程。但也有人认为，这些作品并没有成为主流。过时的理论和无可计数的错误损坏了近来的著作。有些人认为，将印第安史视为一种为大家所认可的领域，尚存在问题。有学者只是把印第安史作为边疆或者西方史学的余兴表演或者附属物。有学者对印第安史学近来的发展有些担忧，因为一些著名的学者对之缺乏关注，而有些研究并不成熟，缺乏训练。还有学者指出，最好和最快地提高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就是写出引人注目的作品，以支配职业史学界和公众的注意力。 随着“民族史学”的凸显与繁盛，印第安史学家还持续从民族学的观点来评价他们研究的优势和不足。多数人对印第安史学家如何使用这些技术来弥补传统的历史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有些学者看来，他们做得并不怎么样。实际上，是民族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产生了最好的“民族史学”。如何提高印第安史的研究水平？有人直率地指出，需要更多的工作、经费和时间；其他人认为，要建立一个国家性组织，出版一个一流期刊同来补充完善ethnohistory期刊；最为普遍的观点认为，需要使用更多的跨学科方法来书写印第安史；一些人则充分看到，“民族史学”的使用相当有限，多限于印第安社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他们主张用一种更为广阔的范围，将印第安与全世界其他土著包含进来，以进行比较研究。 帕曼和普莱斯曾指出，若细看期刊ethnohistory的订阅表，可以发现，目前（1989年）在订阅该期刊的人员之中，人类学家是历史学家的5倍。这种状况以及上述“要建立一个国家性组织，出版一个一流的期刊来补充期刊ethnohistory”的呼吁，反映了无论基于何种原因，许多历史学家对ethnohistory期刊及其学会并不看重。 第三，前景光明，期待新的发展。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有很多学者对美国“民族史学”的光明前景表示出了足够的信心。美国历史学家沃什布恩认为： “民族史学”，作为拥有期刊、组织和追随者的一门学科，将会持续存在——这无需证明；若它停止存在，我也肯定，它将证明自己的这种发展也是正确，能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接受。因此，让我们都成为“民族史学”家吧，写我们之所写，让别人随便称呼我们好了。 他还充分肯定了“民族史学”的价值，并认为它将会有蓬勃发展的未来——“‘民族史学’将来将变得更加开放，将首次大规模地认真号察档案材料，从中澄清过去族群碰撞研究中的混乱。” 施伟因指出，就目前来看（1976年）: “民族史学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包括方法论和理论上的拓展。今后的时代将是“民族史学”发展令人激动的时代，尽管它还很年轻……如果我们能够将“民族史学”研究引向深入，那么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民族学人类学，将为我们提供经验性数据以及新的思想源泉，将为我们在解释文化数据方面提供指导。 在1978年，斯波思指出，“民族史学”的发展已到中年。他呼吁“民族史学”也要有新的发展。其一，个人或者团体，在学术机构和“民族史学”中，应该越来越重视跨学科的发展，由此，学者们应进一步组织起来，在“民族史学”的方法论中、在保守的程序中接受系统训练。其二应该对各种各样的档案材料（书而记录、口述记录）越来越重视，包括对他们的置放、保存编目等等。其三，要收集这些档案及口头文献，要与“美国民族史学学会”的基础和发展有联系。其四，要建立定期的奖励和促进制度，为“民族史学”及学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在他看来已经取得的成就对这个学科和学会的将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有了相关的新讨论，这些讨论表达了“民族史学”未来发展的乐观前景。学界一般认为，由于近来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整合，“民族史学”需要重新界定，检验具有效性。布朗对此提出两点意见：其一，目前二者的整合状态并不令人满意，因为仍然有很多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忽视二者间的联系。在有关期刊和会议中所展示出来的“民族史学”，对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不够重视，很少作品能真正体现这种交流。其二，至于对“民族史学”的重新界定，正如对文化概念的界说一样，一直在持续进行，但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从社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以及历史的角度来扩展研究的领域。在他看来，各种新的界定出现，并不意味着这类研究将会消失、或者被悬置起来，因为志趣相投的人大有人在。 凯琦指出： 今天，“民族史学”(ethnohistory)的名称受到质疑，因为ethnos本身的含义受到怀疑，而不是因为它的方法论。在我们使用anthropological history该术语时，怀疑消失了，正如它的很多开放的支持者所赞成的，它卷入了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和理论的联合之中，而且聚焦于某些族群的历史(history)或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之中。这样来看待它，没有理由认为它不会繁荣发展。 曾任ethnohistory期刊主编长达10年之久（1998-2007）的怀特海德，从ethnohistory期刊发展的角度，憧憬了“民族史学”的未来：“……这种经历和体验，即作为主编所担负的重任，得到了缓解，是因为一流的学者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把ethnohistory期刊推向了一个新的重要的高度……” 结合期刊ethnohistory新世纪以来的发展情况以及西方学者的有关讨论，我们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民族史学”在保持原有的多样、松散等风格特点的同时，进一步显示出了一种多样性与集中化并行的发展态势。作为萌发于美国民族学与历史学等学科中间地带的“混血儿”，随着它的日益成熟完善，美国“民族史学”将逐渐发展成为美国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以及美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日渐向一门“准学科”的方向迈进。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民族史学”虽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拥有百年的历史积淀，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在不断继承和创新中，已经日渐凸显和繁盛起来；但是，今天的美国“民族史学”依然是方兴而未艾，我们将拭目以待它的充满生机同时又是富于挑战性的未来。 小结 美国“民族史学”在较长时期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总体特点和自身特色。其一，美国“民族史学”的发生发展，从侧面体现了20世纪美国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分合”关系——由远距离并行发展，到互相趋近，进而到近距离并行发展的过程，以及近年来美国民族学与历史学进一步交融汇合（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的整体发展脉络。其二，美国“民族史学”的发生，与国家的介入密切相关。美国“民族史学”的发展，也一直受到国家介入的深刻影响。国家的介入，既对美国“民族史学”有积极影响，也产生了负面作用，始终是左右美国“民族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美国“民族史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其三，在美国“民族史学”之中，无论是美国民族学脉络中的“他者—文化”学派，还是美国历史学脉络中的“新”边疆史学派，都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了对文化视角和“他者”视角的倚重与强调。由此，文化主题和“他者”主题，成为不断发展演变的美国“民族史学”始终关注的主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前景光明，期待新的发展的美国“民族史学”表现出“多样化与集中化并存”的发展态势。 美国“民族史学”的孕育、凸显与繁盛，在美国及西方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和轨迹，也给学界及社会带来了不同层而和程度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展示在表面的学科和方法层面、促进了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沟通和方法的互补；也表现在扩展的知识层面，促动了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传统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知识生产能力的提升；还触及了深层的文化概念层面，解构了隐含在学术研究之中的“白人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引发了伦理、道德和政治上的转型。这些影响，既体现了美国“民族史学”的学术价值，也彰显了它的社会意义。 对美国“民族史学”的发展演变进行总体回顾、反思和展望，对于推进美国“民族史学”的认知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民族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建设而言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