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北美西部开发中，与以印白冲突为基调的农业边疆不同，毛皮贸易被认为是一种印第安人与欧洲裔毛皮商人合作的边疆开发模式，种族主义最初呈现一种隐性状态，表现并不明显，许多毛皮商人按照印第安人的习俗同当地妇女结为夫妻。这种“乡村婚姻”一度在西北地区的毛皮贸易中非常流行。但是，随着雷德河定居区的建立、大批白人妇女的到来和基督教会的宣传，白人的种族主义偏见日益暴露出来，“乡村婚姻”逐渐被禁止，跨族通婚的妇女沦为白人种族主义的牺牲品。受白人种族主义的影响，印白通婚的混血后代也经历了从印第安化到欧洲化的变迁，最终梅蒂人寻求民族独立地位的抗争也以失败而告终。 关键词：种族主义 跨族通婚 毛皮贸易 梅蒂人 印第安人 作者简介：付成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在白人种族主义盛行的北美殖民地，虽然白人殖民者与有色族裔妇女发生关系的事例为数不少，但真正长久并以婚姻为目的的，除了被后世神化的博卡洪塔以外，为数并不多。甚至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与狼共舞》的主人公邓巴中尉所爱恋的“挥拳而立”，也只是一名归化为印第安人的白人女性。 与农业殖民地中因为白人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渴求和种族歧视，从而导致两族之间的对立、敌视和冲突有所不同的是：在北美毛皮贸易中，几乎所有的毛皮商人都曾经与印第安妇女交往，甚至许多人按照印第安人的习俗结为夫妻，此即著名的“乡村婚姻”。传统的毛皮贸易研究主要关注各个毛皮公司之间的扩张与纷争、帝国争霸、毛皮贸易对印第安人的影响等话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两位年轻学者詹妮弗·布朗和西尔维娅·范·柯克选择印第安妇女与毛皮商人的跨族交往作为研究主题，这个问题才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不过，许多探讨跨族通婚主题的成果虽然详细梳理了印白交往的起源、演变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但一直避谈种族主义这个话题。其实，在近代白人殖民者与其他有色族裔的接触中，种族主义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它在“乡村婚姻”中的作用由隐性向显性的逐渐转变可以作为研究这一文化偏见的经典案例。本文即试图探讨种族主义在印白通婚中的变迁，分析其社会后果，揭示“乡村婚姻”的真相。 一、印白通婚的缘起 毛皮贸易是与传统的农业边疆截然不同的边疆开发模式。在农业边疆中，欧洲殖民者垂涎的只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印第安人被当作文明进步的敌人而遭受排斥和否定。欧洲白人殖民者在与印第安人接触后，虽然建构了“高贵的野蛮人”和“嗜血的野蛮人”两种截然相反的印第安人形象，但随着边疆的推进，否定性的“嗜血的野蛮人”形象越来越占据主流。其实，在希腊语最初的含义中，“野蛮人”一词仅仅指对方语言怪异。但随着欧洲社会的演进，这个词汇不断被注入新的内容。阿里亚娜·舍贝尔·达波洛尼亚指出：在启蒙主义时代，除了卢梭等少数人以外，其他绝大多数人都是将欧洲人与非欧洲人对立起来的种族理论的信徒。在“文明战胜野蛮”的幌子下，美洲的白人殖民者将种族偏见发挥到极致，对印第安人及其文化肆意诋毁。17世纪初期的弗吉尼亚人塞缪尔·伯卡斯的观点堪称代表：“如此美好的土地，如此野蛮的人们，他们除了徒具人形外，没有一点人性，不知道文明、艺术和宗教为何物，比他们所猎取的野兽还野蛮。1764年，马萨诸塞的托马斯·哈钦森也说道：“我们已经非常习惯地认为印第安人从本性上就比我们低劣，生来就是被奴役的。 在北美毛皮贸易中，最初却没有如农业边疆那样发展出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思想。究其原因，不是参与其中的白人毛皮商变好了，而是由毛皮贸易这种经济形式的特性所决定的。毛皮贸易是“作为商人的白人和作为狩猎者的黄种人之间进行的一项合作”。白人贸易商需要印第安猎手为其捕猎毛皮。“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外，印第安人对欧洲物品的渴望和欧洲人对印第安毛皮的渴望，是商人与西北地区的土著人之间‘友谊’的唯一基础。”毛皮贸易在它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离不开印第安人的合作。而在贸易初期，白人对印第安人的需求更是远远大于后者对他们的需求。种族主义本来就是文化偏见与权力相结合的产物。在这种情形下，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很难释放。白人对印第安人即便抱有种族偏见，也不得不让位于眼下的需要，充其量也只是一种隐形的种族主义情绪而已。 种族主义在历史上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其背后都隐含着一种最基本的信念：自己的族群比他者的族群具有基因或者文化方面的优越性。在近代，白人种族优越论随着欧洲殖民者的海外扩张而扩散到全球，成为自新大陆发现以来最主要的种族主义表现形式。它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强调白人相对于有色族裔在生理和文化上的优越性。这种优越论为他们以文明战胜野蛮的名义征服新大陆提供了所谓的合法性。跨族通婚与种族主义是截然对立的。著名社会学家斯宾塞称：“人类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以及动物之间的杂交等大量证据表明：当不同种类的混合稍有差失，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将是不好的那个。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跨族通婚可以看作两个族群超越种族和文化偏见、进行友好交往的试金石。 法国人与印第安妇女之间的通婚早在殖民地建立之初就已开始。新法兰西总督塞缪尔·尚普兰曾对印第安酋长说：“我们年轻的小伙子将同您的女儿们结婚，我们就是一家人了。”由于殖民地缺乏白人妇女，法国殖民当局想通过跨族婚姻建立一个混血殖民地。当时的耶稣会则想让印第安妇女学习白人文化和生活方式，并改信基督教。耶稣会神父勒茹纳说道：通婚的目的是“让她们像我们一样，教诲她们上帝的真正教义，而且婚姻是稳定和恒久的”。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新法兰西殖民地最初对印白通婚予以鼓励和支持。 然而，印白通婚在新法兰西殖民地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许多白人青年难以忍受新法兰西的封建束缚，宁愿跟随印第安人遁入林中，成为白色的印第安人。勒茹纳对此说道：“与印第安妇女通婚的那些法国人不仅不愿意采取欧洲的仪式，而且他们的目的也与我们的期望相去甚远，他们的目的是变成野蛮人。”因此，虽然新法兰西最初鼓励种族通婚，但并没有带来殖民当局所期望的社会稳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逃往西部，加入毛皮贸易的行列。对印白通婚结果深感失望的新法兰西殖民当局在18世纪以后禁止殖民者再与印第安妇女通婚。 如果说新法兰西殖民当局是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定居殖民地而鼓励印白通婚的话，那么对于定居区以外从事毛皮贸易的那些群体来说，与印第安妇女通婚则是贸易能否成功的关键。马里·桑德斯指出：“要想从印第安贸易中取得成功，在每一个部落娶一名印第安妇女为妻不仅是明智的，而且常常是必要的。”西部史专家丹尼尔·弗朗西斯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一名毛皮商人想要确保土著人的领袖每年都把毛皮送到他的贸易站来，那么没有比同他的女儿结婚更好的方法了。”而对印第安人来说，想要持续得到白人的商品，尤其是枪支弹药的供应，维持自己部落在其他边远部落与白人毛皮商人之间的中间商地位，同白人联姻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印第安人中显要人物的女儿同一名欧洲毛皮公司的青年结婚会巩固贸易关系，并且在其他方式不可能的情况下击败反对者。”由此可见，与印第安妇女通婚成为印白两族巩固双方关系、达到各自目的的最佳手段。大多数在西部长期从事毛皮贸易的商人都有印第安妻子，并最终在大湖区周围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混血家庭。 除了在大湖区从事海狸皮交易的新法兰西毛皮贩子以外，在以鹿皮贸易为主的东南部地区，英国的毛皮商人为了收集鹿皮，也选择与克里克族印第安妇女结合。据称，“几乎每一名与克里克族进行毛皮贸易的商人都接纳了一名印第安妻子并养育了一个混血家庭。”这些商人们通过与克里克族妇女联姻，不仅可以得到支持，还积累了一批稳定的货源。托马斯·奈恩早在18世纪初就指出：“仅仅通过拥有那一个部族的情妇，他就在从查尔斯顿到密西西比河的每一个村落中都拥有了亲戚，而在旅行中他一旦遇上与自己的姻亲有关系的部落，后者就会将他当作自己人来招待和迎接。” 英国人1670年所建立的哈德逊湾公司最初计划按照军事管理模式建立一个家长式殖民地，并从一开始明令禁止其雇员与当地印第安妇女发生关系。然而，在见识了法国人由于同印第安人联姻而在毛皮贸易中所取得的优势后，英国毛皮公司的雇员们强烈要求允许他们同印第安妇女交往。因此，虽然有哈德逊湾公司的禁令，但其雇员同印第安妇女的交往一直存在。甚至许多贸易站主管也带头违反规定，他们“总是在贸易站中保留一名妇女，而且还如以前所见到的那样把几个孩子带回老家”。如理查德·诺顿的混血儿子摩西·诺顿不仅到欧洲学习9年，回来后还成为哈德逊湾公司在丘吉尔河地区的负责人，据说拥有5—6名印第安妻子。到18世纪70年代，哈德逊湾公司雇员与印第安妇女的婚姻最终得到了伦敦总部的认可。 由此可见，虽然新法兰西殖民地以同化印第安妇女为目的的跨族通婚失败了，但毛皮边疆的印白通婚则持续存在，而且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以至于从南部的鹿皮贸易区到大湖区的海狸皮贸易区，甚至连最初禁止跨族通婚的哈德逊湾公司到18世纪中期也不得不承认跨族通婚的事实。我们虽然无法确定这些白人毛皮商在同印第安妇女交往的过程中是否还抱有种族主义观念，但毫无疑问，他们的种族优越感在毛皮边疆中没有施展的空间：在贸易中他们不得不接受印第安人的交换规则，在与妇女的交往中也不得不遵循印第安人的习俗。 随着毛皮边疆不断向西推进，大湖以西的西北地区成为白人毛皮商同印第安妇女交往的核心区域。伴随着他们交往的增多而逐渐流行的“乡村婚姻”则成为两大族群跨族交往的典范，这种通婚形式不仅颠覆了对北美西部开发中印白尖锐冲突的传统观念，也大大丰富了世人对种族主义的认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