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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文献的雷同性和散乱性 民间文献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民间契约文书，近二十年来在搜集和整理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约在十余年前，我在一篇短文中评估中国学界“在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新发现的民间契约文书不下十万件”⑦。但是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这种评估已经大大落伍，根据现今较为保守的估计，新涌现出来的契约文书，数以百万份计算。仅贵州省清水江契约文书，就多达四、五十万份。契约文书发掘的地点，也从早先的华南、山西、河北等区域，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大部分地区。以往发现的契约文书，大多集中在传统的汉人区域，现在则扩散到许多少数民族区域。各地的书籍出版部门，也十分愿意为契约文书出版大型的丛刊，一时间，图书馆里有关契约文书的精装册籍，琳琅满目，蔚为壮观。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也经常发布惊人的消息，声称某地某人发现了珍贵的契约文书，其价值无可估量，每张契约文书都饱含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符号在里面，从此某地的历史文化研究，将得到空前的提升等等。 但是学术研究的事实似乎并不是如此乐观。这十多年来，虽然中国各地新发现的民间契约文书数量以成倍、成数十倍的速度增长，但是学界利用民间契约文书进行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好像遇到了一个严重的瓶颈，即新发掘的契约文书不断问世，但是有分量的研究新成果，却是相对少些，或者说是屈指可数，二者不成比例。 利用民间契约文书进行史学研究跟不上民间契约文书搜集的步伐，根据我的理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民间契约文书存在着太多的雷同性。虽然这些契约文书分布于全国各地，但是其中的大部分，书写格式和内容大致相同，基本上是以土地、房产的交易契约文书为主。这种雷同性的契约文书，一叶可以知秋，一张较为典型的契约文书的学术研究价值，也许可以等同于若干张甚至成千上万张的同类契约文书，民间契约文书数量的增多并不等于其学术运用价值的同步增长。 利用民间契约文书进行史学研究跟不上民间契约文书搜集的步伐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契约文书的来源不一，存在着严重的散乱性。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许多民众的商业经济意识大大增强。随着20世纪80、90年代民间契约文书学术价值的提升，一些精明的商人，也意识到收购贩卖契约文书的奇货可居。从此之后，许多民间收藏的契约文书，逐渐地转入到商人的手中。商人收藏契约文书的目的在于盈利，而不是从事学术研究，因此他们重视的契约文书的年代与数量，对于契约文书的来源出处并不关心，甚至刻意隐瞒。这样的商业行为，就使得许多契约文书失去了它们赖于存在的社会基础与环境。 1998年，我在我国台湾暨南大学授课，其中内容有一部分关于民间文献。台湾的一位朋友带我去见识一位台湾的收藏家，说是家里收藏了许多台湾的契约文书，希望我去结识一下。果然，收藏家家里一捆一捆的契约文书，数量不少。我仔细辨识了一番，竟然发现里面有不少来自福建内地的契约文书。早些年台湾的经济比较好，文物价格较高，大陆则相对低廉，于是台湾的商人们来大陆收购文物，想必福建内地的契约文书就是这样到了台湾收藏家的手中。不料到了近年，大陆的文物行情飙升，居然有台湾商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推销台湾契约文书。我翻阅之下，里面同样有不少福建及其大陆其他省份的契约文书。这两年，我协助广东人民出版社搜集整理出版客家契约文书。客家契约文书的来源，大部分是从客家区域的文物收藏家那里购买。购买之时，收藏家们无不斩钉截铁，声称这些契约文书全部是客家的。但是购回仔细整理，依然发现其中的不少是源自非客家区域的。商人们的辗转购买贩售行为，使得契约文书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不能不大大削弱了契约文书原有的史料研究价值。这样的契约文书，是很难进行学术性研究的，成了名副其实的文物摆设品。契约文书的学术史料价值，不应该是以数量来衡量的。我们不能因为哪里哪里发现了一大批契约文书，就大呼大吹有了什么重大发现。 再者，从专题性的研究上看，运用族谱家乘、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进行区域史的学术研究，这些年来确实取得了不少很好的成果。但是由于许多民间文献具有明显的地域适用性特征，以及它的雷同性和散乱性，许多专题性研究往往陷入就事论事、就地论地的狭隘境地，比较缺乏宏观性的历史审视，甚至出现某些以偏概全、孤芳自赏而又想当然的学术短视。 特别是从21世纪以来，中国的研究生招生制度，过多注意于数量。中国历史学科，每年所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不下数千名。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开始恢复招生研究生的时候，每年招收的数量有限，入学的研究生，基本上是朝着从事历史学学术研究的目标而来。毕业后的研究生，至少有一半是一直从事历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至21世纪，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有了大跃进，数量成倍级增长。就学的研究生，有相当一部分是朝着硕士、博士学位而来的，并没有做长远历史学学术研究的理想与规划。在这样的动机促使下，不少在读的研究生，不愿从历史学的基本做起，而是寻找可以混成学位论文的捷径。这样一来，民间文献就成了一部分研究生及所谓研究者的重要捷径之一。一方面，只要是民间文献，自然就是别人未能见过的“珍贵史料”，另一方面，由于民间文献的狭隘地域性，由此撰写出来的论文，局外人也很难进行评述鉴别。由此撰写出来的论文，就成了“独一无二”了。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运用民间文献进行中国历史与文化学术研究所涌现出来的一部分成果，往往受到人们所谓“碎片化”“雷同化”“老鼠打洞”的批评。这些批评有时很难为人接受，但是却也不无道理。由于中国历史学基础学养的缺失，贸然运用民间文献进行地域十分狭窄的空间史研究，势必无法做到“以小见大”，无法较为宏观地把握区域史与细部考察的典型学术意义与历史时代特征。这种“碎片化”“雷同化”“老鼠打洞”地运用民间文献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尝试，从另一个侧面大大降低了民间文献的史料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