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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用民间文献进行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两点思考 我认为，以上所述两个方面，都显示了民间文献运用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还是具有一定的学术局限性的。我们在从事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时，不应过分夸大民间文献的史料价值。十余年前，我曾经在《史学月刊》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开拓民间文书研究的新局面》一文，⑧对如何进一步开拓民间文书的历史学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还是具有一定的学术可取性的。 十余年前我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我认为任何一种物权交易形式都依托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经济模式和民风习俗的大背景之内。通过民间契约文书的表现形式，将有助于从各个不同的细部来加深考察这个时代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形成和运作实态，以及社会、经济模式的演化变迁历程。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单单从生产方式和阶级分析的视野来考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借助于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来深化我们的研究工作。正如前面所说，自20世纪末以来，许多志在创新的历史学者们，已经在社会史、法制史、家族史、宗教史、民俗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多学科结合研究的有益尝试，我们何不乘上这股清新的东风，在民间契约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进一步开展交叉学科的深入探索？ 二是我认为要进一步推进民间文献及契约文书的学术研究，应当把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与契约文书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契约文书散落于民间社会，它的搜集和整理，必须通过学者们的辛勤劳动。然而，对于民间契约文书的研究工作，同样需要做社会调查，这恰恰是以往学者们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以往研究契约文书，往往是就契约文书论契约文书，比如研究土地买卖关系，就把同一地区的土地买卖契书搜集在一起，从中寻求带有一些普遍规律性的线索，形成自己的论点。这种就契约文书论契约文书的研究方法，必然出现上面所述的那种有了一纸典型文书之后就可以等同于若干纸甚至成千上万纸契约文书的情景。就契约文书论契约文书的最大缺陷，就是忽视了对产生这些契约文书的社会背景的了解。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缺陷，我们就应该深入到这些契约文书产生的所在地去进行社会调查，尽可能地了解这些地方的经济状况、乡族结构以及民风习俗的各个方面，然后根据这些社会背景材料，结合对于契约文书的分析，才有可能得出更加接近当时历史事实的论述来，才有可能避免所谓一张契约文书等同于若干纸甚至成千上万纸契约文书的尴尬境地。⑨ 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契约文书的社会背景，不仅可以更加有效地发挥契约文书的史料价值，而且还可以与当地的其他民间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考察。契约文书、民事合同等离开了其背后的社会背景，我们就无法对这些契约文书、民事合约做全面的分析。而当我们把社会调查与契约文书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考察视野就得到了扩展，研究也就深入了。特别是民间族谱中也保存着大量的契约文书，这就更加需要深入实地调查，把契约文书和实地访谈资料，以及族谱、碑刻等民间文献资料作一综合性的考察，这样才能够更加全面地对当地的乡族组织和社会结构进行富有创新的研究。在这方面，目前部分学者运用民间文献所从事的鄱阳湖区域、洞庭湖区域、西南边陲区域的区域史研究，都是一些很有学术意义的创新之举。 把社会调查等工作与契约文书搜集整理分析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归根到底，也还是如何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论的问题。社会调查、数量统计等并不是传统历史学的专业长项。但是史学研究一旦结合了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有可能可以比较有效地推进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术研究。我以为，多学科的综合考察与研究，是今后能够使契约文书、族谱家乘等民间文献得以发挥其更多史料价值的一个重要方向。 民间文献文书所涉及的历史文化内涵虽然十分丰富，但是它毕竟只能反映某一地域范围内的情景，如果把分析某一地域范围内契约文书的论点推广于其他地域甚至用于说明全国的一般情景，这就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了。反过来，如果仅专注于某一地域的研究，而不顾及其它地域特别是相邻区域的情况，同样也会出现“老鼠打洞”式的偏颇。因此，我们在从事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时，应当同时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比较研究，开展不同区域间民间文献研究的比较分析，这样才能更为全面地把握不同区域间乃至全国范围内历史现象的共性和特殊性。傅衣凌先生是中国较早开展民间契约文书研究的一位学者，他提出的研究民间文献必须“以小见大”“以大见小”的方法论，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继承的。 民间文献确实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与文化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但是我们对于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既不可盲目夸大它的史料价值，无限拔高；也应当避免目前学界所存在的对于民间文献重搜集、轻研究的现象，在不断尝试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提升民间文献的运用价值和研究水平，从而把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