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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中国南部边疆研究的个案经验与国家整合的研究理路出发，可以总结明清以降边疆地区国家整合的五种方式，即地缘血缘想象、文化地景塑造、礼法话语建构、资源/人员流动与信仰仪式统合。具体而言，边地人群通过族谱书写、口传故事等形成了王朝国家内部地缘与血缘一统性的想象；文化地景塑造不仅体现了当地人的审美态度与情感，还凝聚着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民众的国家认同；礼法话语建构揭示出边地上层对于“大一统”礼法制度的学习与实践；资源/人员流动说明了王朝国家后期日益频繁的物资、人员与信息流动对于国家整合的促进；信仰仪式统合则显示了“大一统”文化元素在地方文化层级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国家整合的一个结果是地方文化具有了层次性。 关键词：南部边疆；国家整合；多层一统；地方传统 作者简介：杜树海，历史人类学博士，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获得者，国家民委重点联系中青年专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1世纪以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历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国家整合的研究理路 笔者的博士论文曾以中越边境广西区域为研究地域，总结出当地的国家整合进程。北宋广西左、右江上游区域侬智高起事的失败，象征着在两个王朝国家的中间地带已经不存在建立与维持一个新王权的空间。宋末至明初，曾在中原王朝与安南王朝之间“两边倒”的地方势力有的被彻底消灭，有的则转而投入中原王朝的怀抱，并将祖先追溯至中原地区。明初在思明府（府治今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土司与安南王朝进行土地争夺的过程中，中央王朝的力量被引进、借重，土司势力范围逐渐成为国家边界。明王朝制定的礼法——有关土官承袭的规则与程序——成为土司与王朝“交流”“沟通”的语言。一方面，王朝国家相当重视并努力控制土司权力传承的谱系；另一方面，土司内部势力则用伪造谱系的方法实现自身的利益。 明后期，土司统治内部流官权力凸显，思明府出现“一府两制”“流土分治”的局面。到了清初，左、右江上游地区成为国家资源运输与人员流动的重要节点，鄂尔泰的军事镇压政策则奠定了广西土司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基础。 改土归流后，外来官员与科举功名体系推开后培养出的地方功名人士，联手改变了地方社会的文化面貌：归顺州（州治今广西百色市靖西市）的地方历史被建构为南宋义士所开创，“祖源广东南海”说成为普通大众遵循的模本。直到今日，我们仍能实地观察到不同文化传统与礼仪的叠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层级与体系。如果说麽婆吟唱、土地公献祭等是比较古老的传统，那么扶乩等则是清代文教推开后产生的新传统。多样的传统在当地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并存，它们形成的是一个融合的层级与体系，而那些与王朝国家“大一统”相关的传统占据着这个层级与体系的优势位置［1］。 那么，经由上述历史过程可以总结、提炼出什么样的概念、范畴，以供其他地域与学科的研究参考、借鉴呢？就此，本文尝试提出数种国家整合方式，以期建立一种量度明清以降边疆地区国家整合程度的指标体系。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国家整合”的概念，在本文中它指国家力量在各个地域建立、深化以及均质化，各个地域整合进国家范围以及一体化的过程。此一概念受到内特尔（Nettl）提出的“国家性”（stateness）的启发，内氏认为应该将国 家视为一个概念性变量而非常量——不同国家间存在质和量的区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行有意义的实证的比较研究［2］。内特尔遵循的是比较政治学的路线，论证的是世界各地区、各国家之间存在的“国家性”差别，而本文认为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域亦存在此种差别，国家整合的过程就是“国家性”均质化、一体化的过程。 论及国家整合，科大卫的“地方社会模式”理论虽然重点在于解释地方，但是已经明白透露出国家的建构、整合属性，他曾写道：“地方社会的模式，源于地方归纳在国家制度里面的过程。国家扩张所用、地方社会接纳的理论，就是地方社会模式的根据。循这一方面来走，我们了解一个地区的社会模式，需要问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归纳在 国家的范围？第二，归纳到国家范畴的时候，双方是应用什么办法？”［3］温春来揭示的黔西北从异域到旧疆的历史进程则为“国家整合”概念提供了精彩案例［4］。就中越边境广西区域而言，部分学者的研究已经触及国家整合问题，蒋俊研究了历史上壮族土司主动融入中原文化的历史进程，罗彩娟对当下边境地区壮族的国家认同进行了人类学研究［5］。前述研究或专注某一地域、某一具体方式，或无意定义、区分各种不同的国家整合方式，这正是本文的必要性之所在。 米歇尔·比利格（Michael Billig）曾经提出“日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的概念，他认为传统上对民族主义的归纳多数只关注其暴力和血腥的一面，而往往忽视其日常化的、平和的一面，因此，他用“日常民族主义”一词来指称那些通常没有被注意到的、在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例行的实践。他形象地指出：“日常民族主义的换喻形象不是一面在狂热 和激情下被有意识地挥舞的旗帜，而是一面在公共建筑物上悬挂的、没有被注意到的旗帜。”［6］本文认为比利格对民族主义研究旧有传统的批判以及对新选路径的倡导，同样适用于有关国家以及国家整合的研究。 依据我们的传统研究，国家整合理应包括政制建置、军事部署、经济融合以及文教推广等方面，这方面较新近的研究是苏力关于“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的研究［7］。本文想要指出，这种研究更多地从王朝国家的视角出发，关注的重心是军事行动、典章制度、政策措施等的推行，基层百姓的感受与反应不过是论证典章制度等执行效果的证据；而此处的研究坚持从当地人群出发，关注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和心理认同，王朝国家的典章制度等则为这些实践活动提供了创作框架和表演舞台。从重大历史事件转向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本 文坚持的路线之一。刘志伟曾作出精辟概括：“我们如果尝试摆脱这一模式（指汉化模式——笔者注）的框框，提出另一视角，就不妨把帝国视为一个文化的观念，教化的过程，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强令推行的，而是本地人自下而上利用国家秩序的语言，在地方社会中运 用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如果国家建造的过程是包含着本地人如何用自己的办法去将自己同中心联系起来，我们与其将‘边疆’视为一个承受国家制度扩张的开放空间，不如更多地关注地方上的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创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8］ 因此，本文强调的是以下五种国家整合方式：地缘血缘想象、文化地景塑造、礼法话语建构、资源/人员流动以及信仰仪式统合。虽然上述国家整合方式总结、提炼于中越边境 广西区域，但是它们对于中国南方边疆地区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例如，陈贤波就研究了清代贵州都柳江流域土司祖先故事的创作，黄菲研究了清代云南东川府的地景塑造与王朝国家及当地土著的关系［9］。笔者更希望这样的经验总结突破地域模式的层面，希望这五种方式能够构成一种指标体系，用来量度明清时期整个王朝国家边疆地区的国家整合，也供其他地域研究结果的检验、修正与校准。总之，明清时期是中国国家疆域底定的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不同地域的国家整合意义重大。 二、五种国家整合方式 （一）地缘血缘想象 “地缘血缘想象”作为一种国家整合方式，指明清时代边缘地区的人群通过墓碑族谱、口传故事等机制，建立起对王朝国家内部地缘、血缘统一性与连续性的认知与想象。 就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认同的想象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作出极具说服力的论述：“（民族）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10］回到历史上的明清时代，边缘地区的人群是如何形成他们对（王朝）国家的感知和认同的呢？本文认为，他们一方面需要知晓自己身在何处，另一方面需要明白这个国家还有哪些其他地域。最重要的是，还需要了解自身地域与其他地域之间的联系。从这个视角出发，历明至清广西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出现的祖源山东青州说、自广东南海迁徙的故事就显得意义重大。 在明代成化年间所制的石刻文字中，广西恩城赵氏土司（州治今广西崇左市大新县）便把自身祖源追溯至跟随狄青南征侬智高的宋代将领，并视山东青州为祖籍地：“赵仁寿， 本贯系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氏，跟随总兵官狄青来征邕州南蛮侬智高，获功绩，得地方水土，一并归附。祖赵仁寿特令恩城州世袭土官知州职事，子孙相继，承授祖业，传之后嗣，耿耿不泯。故此刻石以为之记。……时成化八年岁次壬辰三月三十日，致仕知州赵福 惠立。”［11］ 清代乾隆年间广西归顺州的功名人士覃恩祚在为其祖父树立的墓碑中，讲述了从广东南海迁徙的故事：“始祖印峰肇自广东南海，归马平乐，后移归顺州乐业。”①尽管在明代 覃印峰本人的墓碑上并无丝毫相关的记载，但时至今日，靖西市的绝大多数姓氏均声称自 身来自广东南海。 明代发端的山东青州说集中在土司或头目家族中，清代兴起的广东南海说则遍布普通民众之家。尽管这些说法明显缺乏史料支持，有的甚至已为学者所辨伪，严肃的学者多用 其测度一个时代的社会情境，而不是将其当作真实的历史，但这些传说依然意义重大。它们不仅使得边缘人群明白自己从哪里来，是谁，还为边缘人群指示了前进的路向——他们 应该和谁在一起。正因为这些故事恰好又都是祖源叙事，所以它们又为地缘上的想象打上血缘的烙印。附着于血缘的情感纽带最为朴素、纯真，人们对它的依恋度和忠诚度也最高。 这类祖源叙事在有的人看来是真实的历史，在部分学者看来不过是自卑者的攀附，但在笔者看来它们既是特殊地域国家整合的方式，也是国家整合的结果，体现了地域人群身份与认同的建立。当然这种身份与认同并不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生活的东西，它们永远 和人们的生存境遇相配合，渗透着人们的生存智慧与生存策略。 明初，思明府土司为请求官员解缙为其父撰写神道碑而“流涕而跪”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思明黄氏土司一家虽早早归顺明王朝，但仍被明太祖斥为“蛮夷”。当时黄氏土司与安南王朝又有地界之争，他急于借助明王朝的力量向安南施压。于是乎，黄氏便主动从身份与认同上拉近与王朝国家的距离，叙述黄氏祖源在中原的神道碑也就应运而生。解缙的碑文叙述黄氏故国在湖广黄州，曾“尊周室，后并于楚”，又说思明黄氏曾被狄青奏补成忠郎。这样的叙事显然能够帮助黄氏去掉“蛮夷”的身份：黄氏的根在中原，祖先曾被中原王朝授予官职。碑文中着重叙述了思明黄氏从宋至元的历史，这无疑有利于增强其统 治这块土地的合法性。正如广成所言：“余家守此将三百年，而当两世革命之际，前有训武公，后有朝列公，实宠绥之。不有彰微，其何以示子孙，俾思明之人有所考见哉？”碑文所载 元代镇南王出征安南，思明黄氏祖先予以协助的历史也被用来作为要求归还“侵地”的证据［12］。 在一个时段内，我们曾以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龙的传人等象征来维系一个民族（国 家）的情感认同。如果对这种认同模式追根溯源的话，它的凭借与根基或许就在于历史上 那些尚为复数、尚未归一的祖源叙事。 （二）文化地景塑造 “文化地景塑造”是指明清时代的边地人群与地方官员合谋营造本地客观或虚拟的地理景观，将国家意识形态与自身的国家认同、群体情感“物象化”“定型化”，并长久传承的过程。 “地景”（landscape），比较经典的定义是：“我们显然无法只把地景当成物质特性。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文本’予以解读，并且告诉居民和我们自己有关人群的故事——涉及 他们的信仰与认同。这些并非永远不变，或是难以形容；有些部分是日常生活视为理所当 然的事物，有些则可能引起政治争端。”［13］从客体对象上看，地景既包括自然景观，又包括人为活动形成的社会人文景观。不仅如此，地景还蕴含人类对景观的阐释，诸如神话、传说、故事等等；地景还附着人们的审美态度、情感认同以及意识形态。长江、黄河从水文数据上看，跟地球上其他河流相比，或许并无特异之处，但它们被赋予“中华民族母亲河”的称谓，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方志记载，明万历、崇祯年间朝廷官员与地方人士寻找象征中国南方边界的铜柱，此时出现钦州（州治今广西钦州市市区）地名“分茅岭”：“分茅岭，州西南三百六十里古森洞 与交分界。山顶茅草南北异向。昔传马援平交趾于岭下，立铜柱以表汉界。崇祯九年张 国经访铜柱远近，得贴浪老叟黄朝会云，万历间会至其地，见茅草分垂两边，岭去铜柱尚远。”［14］此地名或因中越边境地区某处山岭草木异形——山顶茅草南北分垂——而出现， 但它被认定为明王朝与安南的分界标志，颇具中国历史上天人感应思想的意味。光绪十二年（1886 年）中法战争后，两国官员勘分清、越边界，分茅岭成为谈判桌上的重要分界依据。 乾隆年间广西镇安府（府治今广西百色市德保县）属龙神庙的兴建，不仅在原有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增添了人文景观，关键是还引进了“大一统”的神灵，并对地方原有神灵形成 一种凌驾之势。建庙碑文记载，这位神灵的进入还与遥远的皇帝旨意有关：“我世宗宪皇帝念切民依，如伤在抱，虑四方旱涝之不济，爰于雍正八年敕封龙神分主各省，令天下俱立 庙虔祀。其为四海苍生计，至周且渥矣。”［15］即朝廷于雍正八年有敕封各省龙神分主，全天下俱立庙祭祀的旨意。由此可见，乾隆年间镇安府修建龙神庙不过是王朝政治运作的一个环节，亦可见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都在做着同样一种事，即利用祭祀、信仰等来实现王朝国家在文化方面的一统性。 同治年间归顺州的功名人士通过树立张天宗塑像，修建张天宗墓园，将本地宋代土著溪峒首领改头换面，打造成为曾随文天祥抗元的南宋义士。明代本地岑姓土司，亦即宋代 张姓首领的征服者、后继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前代真实的历史，他们更愿意将张姓首领放入神的范畴，借以削弱其世俗影响力；而清代的功名人士则重新把神还原为人，不过此人已非彼人，土著首领变为更加符合功名人士理想的南宋义士。同一段历史在此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命运、境遇，不同历史主体对它的重新阐释和改写，蕴含着各个历史场域的合法性与正统性竞争。清朝中后期，归顺州一地的意识形态就是消除土司的遗留影响，建立王朝国家的正统性［16］。总之，因张天宗墓园的修建、塑像的树立，本地的“蛮夷之气”一 洗而尽，地方士气为之鼓舞。这种情感充分体现在民国时期靖西中学的校歌歌词里面：“边疆幅员千万里曾经谁开辟？昔年张天宗；云山鹅泉峰峦地期待谁整理？今日我靖中。” 其实，地景有时还可以完全脱离客观对象的限制，本文尝试谓之为“虚拟地景”，即不存在客观对象物的地景。如前文已述的铜柱，传说其为东汉时马援将军征讨交趾二征起 事时所立。6世纪成书的《水经注》引《临邑记》：“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17］于是铜柱成为中国南方边界的最重要标志物。到了明初， 安南方面就明言“千载之下，陵谷迁变，谁复能辨”［18］，但是有没有真实的铜柱已不重要， 关键是人们坚信有一处马援所树、象征分界的铜柱存在。时至今日，当我们在广西东兴市口岸附近采访时，仍有当地老者声称其小时候曾在口岸对面的越南境内看见过铜柱。按其说法，铜柱如碗口粗。 明清时期诸多广西或外来的文人墨客均写有凭吊马援的诗歌，其中铜柱往往是不可或缺的象征物，现试举一例：“南天自古限江河，犹记当年马伏波。铜柱曾经标粤界，镡津 永不混蛮歌。”［19］这首诗为清代广西中部一个县的地方文人所写，“镡津”即是他所在地的名称。在他看来，正是因为马援所立铜柱划清了广西与越南的边界，才使得他的家乡永远脱离“蛮歌”地带。寻找与制造一种边界，将“外部人”限制在外部，将“自己人”圈定在内部，这就是内部整合的重要手段。总之，边缘地区地景的塑造既渗透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又凝聚着地方人群的情感认同，是国家整合的重要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