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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内部因素对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 为进一步解释造成家长语言意识形态差别的原因,本研究对语言意识形态与家庭内部条件,包括家长苗语听说能力、家长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和家长职业展开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如下(表1): 表1 语言意识形态与家长苗语听说能力、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长职业的差异分析  以上数据显示,家长苗语听说能力、教育背景、家庭月收入与父母的职业类别均对语言意识有显著影响,F值分别为6.984,5.620,4.174,4.214,p<0.01。家长个人的语言学习经历是左右对子女语言教育决策的关键因素。统计数据显示,苗语水平越高和大专学历以上的家长,对孩子掌握与使用苗语的愿望更强烈,对苗语的认同感更高,也更支持对孩子进行汉语和苗语双语教育。苗语水平高意味具备辅导孩子苗文的知识能力,能从自己的学习经历中找到传授孩子苗语的方法,更容易与孩子学习苗语的经验产生共鸣。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积累的文化资本丰富,多能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灵活选择和语言转码,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相比,陪伴孩子过程中的教育投入方面会更占优势。学历水平高的家长语言态度普遍更开明,正如本科学历的小学王老师所言“我觉得苗语不会影响说普通话,孩子的普通话发音比我还好。多会几门语言也是为了交流方便,英语也很重要”。家庭收入方面,样本数据显示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这个区间为分界岭,而语言意识形态在4000元月收入以下的家庭与4000以上的家庭中均没有明显的变化。这表明,当经济资本达到一定水平,就不再是苗族家庭语言意识形态的关键影响因素。收入极度拮据的家庭对普通话的认同度高,对苗语认同度低,原因或许是普通话社会声望高,这部分家长把说普通话视为孩子未来阶层上升的语言工具。父母职业分类方面,职业属于“政府公务员”“教师”“公立事业机构人员”“解放军官员”类别的家长语言意识形态与其他类别的家长语言意识形态存在明显差异。前四种类别的家长更熟悉国家在民族地区的语言管理政策,受教育程度和社会权利地位也比其他类别的家长高,容易构建积极家庭语言意识形态,访谈中也表示非常重视子女双语能力培养。 (四)家庭语言管理及影响因素 家庭语言管理是家长在家庭内部实施,对语言实践或语言意识形态进行干预、影响或修正的具体行为[11]。研究发现,家庭语言管理与语言意识形态呈现离散现象,即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互动中朝不同的方向发展。语言意识形态和信仰可能是家庭语言政策潜藏的力量,但后者未必都会转化为实践[12]。当问及“鼓励孩子在家说什么话”时,排首位的是普通话,占47%,其次是苗语,占44%;对问题“在家亲自教(或者请人教)孩子学习苗语”,约48%人表示一直都做或经常做,18%人从没做过;对问题“要求孩子收看苗语电视节日或音频栏目”,只有12%人表示经常做,40%人从未做过。虽然大部分家长在语言意识形态调查中对本族语的价值评价很高,但在实际家庭语言管理中却把普通话排在第一位。当问及“是否会干涉孩子的语言选择”时,大多数家长都表示很难坚持。究其原因,一位受访家长说道“在家会要求他说简单的生活苗语,像‘吃饭’‘洗脸’这样的表达。孩子也会说简单的苗语,只是不喜欢说而已,平时学习也忙,就没有刻意去教(苗语)”。访谈还了解到苗族家庭有男性主导家外、女性负责家内的传统习俗,通常情况母亲陪伴子女的时间往往多于父亲,语言管理的机会更多,在家庭语言管理中的母亲的角色往往更占据主动和优势。 语言能力是影响父母进行家庭语言管理的基本条件。苗语能力强的父母更支持子女在家多使用苗语,其次是普通话,方言排在最后。苗语能力差的父母结果恰好相反。家长苗语水平与培养孩子苗语能力的家庭语言管理正相关。积极的语言管理行为还表现为坚持教孩子苗语词汇、给孩子说苗语故事、唱苗歌、带孩子收看苗族电视节目和参加苗族文化活动等。积极的家庭语言管理者与子女交流中语码转换活跃,善于用苗语替代普通话或方言教孩子苗语词汇与句法表达,注重培养子女日常生活中使用苗语的习惯。归根结底,家长自身的双语能力,以及与子女坚持采用语码转换的交际行为是语言管理成功的两个重要条件。 三、结语 Fishman认为语言“自然代际传递”是语言维持的关键因素[13]。基于台江家庭语言现状和上述发现,研究提出苗语的自然代际传递呈递减趋势。台江苗族家庭第一代祖父母多数是苗语单语者;第二代父母是苗语兼通汉语者,苗语听说认知依旧保持语言活力;第三代子女是普通话使用者,部分兼通苗语,苗语听说认知远不及父母,苗语在这一代身上已表现出严重衰退。虽然苗语在家庭域中仍有一定使用率,但第二代到第三代总体呈现出苗语和汉语双语平衡向“亲”普通话、“疏”本族语的方向流动。此外,苗族家庭语言意识形态与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存在分离现象。虽然大多数家长表达出传承苗语的意愿,以及少数民族身份的认同,但在家庭语言实践中对普通话的评价却更高,在家庭语言管理中家长表现出向子女语言选择妥协,共同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这也佐证了孩子在家庭语言政策中具备能动性的观念。因此,笔者认为,苗族家庭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不完全受家长的语言意识形态支配,社会其他层面的语言管理意识和行为会左右家庭语言意识形态的发展。在家庭空间内传承苗语固然重要,但苗语的实用价值需要在更大的社会空间获得认同,方能本质上提升台江人对苗语的保护意识,减缓它的衰亡速度。 参考文献 [1]黄行.中国语言资源多样性及其创新与保护规划[J].语言学研究,2017,(1). [2] 李英姿.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迫在眉睫[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2-22. [3]Spolsky,B.Language Managemen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4]Curdt-Christiansen,X.L.Invisible and 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ideological factors in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Quebec[J].Language Policy,2009,(4). [5]Schwartz,M.Family language policy:Core issues of an emerging field.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2010,(1). [6]King,K.A.,and L.W.Fogle.Family Language policy and bilingual parenting.Language Teaching,2013,(2). [7]王玲.语言意识与家庭语言规划[J].语言研究,2016,(1). [8]张治国,邵蒙蒙.家庭语言政策调查研究——以山东济宁为例[J].语言文字应用,2018,(1). [9]李嵬,张天伟,李艳红.语言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及人口变化对语言和语言学的启示[J].语言战略研究,2016,(5). [10]Bourdieu,P.(1986).The forms of capital[M].In Richardson,J.(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pp.241-58).Westport,CT:Greenwood. [11]张晓兰.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之过去、现在与未来栏目引语[J].语言战略研究,2017,(6). [12] 李英姿.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迫在眉睫[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2-22(003). [13]Fishman,Joshua A.Reversing Language Shift: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imited,199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