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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咸同时代是中国历史发生最重大变革的时代。西方世界在经历了中世纪的蒙昧之后, 快速发展并且极欲改变世界格局, 而古老中国还期冀因循守旧。中西文化冲突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的争端中, 文学思想渐进式的改变。清初以来的华夷之辨至此已不复为中华民族体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争, 而成为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区分, 国变时期的文学担当与士人所具有的使命意识与民族身分无关, 蒙汉文人共同成就时代变局中的中华民族文学书写。儒学一元的格局渐被打破, 走向意识形态的经学批评驱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肇端, 多民族融通、思想多元的文化格局形成。 关键词：道咸同; 华夷之辨; 文学担当; 使命意识; 经学批评;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16ZDA176) 阶段性成果; 王国维在论及清代学术时, 有一个通俗形象的说法, 即“国初之学大, 乾嘉之学精, 道咸以降之学新”1。道咸同时代是中国历史发生最重大变革的时代。西方世界在经历了中世纪的蒙昧之后, 快速发展并且极欲改变世界格局, 而古老中国还期冀因循守旧。中西冲突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的争端中, 文学思想也在渐进式的改变。“华夷大防”的最终解体并不是清朝立国后由皇权话语代相沿递所致, 而是中西之争占据思想舞台的结果。思想启蒙初露端倪, 对经学和诗学理念都形成了冲击, 诗歌创作也随之改变。作为清代少数民族主体的蒙古民族, 和其他民族诗人一样, 对这样的变化有着敏锐的感知, 思想界沉思后发出声音, 而诗人们在创作问学中体味并呈现着时代的变化。本文试以学界较少关注的蒙古文学思潮为视角, 探讨时代变局中的中华民族文学书写。 一、关于国变的民族文学担当 道咸同诗坛在54年间计有蒙古民族汉语创作文人28人2, 其中有著作传世者24人, 与道光以前的177年中产生的蒙古民族汉语创作文人数量相等。此期诗作, 不仅量大, 而且诗歌内容与现实紧密关联, 既展示了时代变局中蒙汉文学的融合无间, 又追步文学思想的变迁。 梁启超曾言:“龚、魏之时, 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 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 恒相与指天画地, 规天下大计……故虽言经学, 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3, “举国沉酣太平”实是乾嘉境况, 道咸同之际的国政已经不容士人乐观。故而, 在蒙古士人群体中, 诗人身处庙堂江湖, “恒相与指天画地”, 开始在创作中体现忧危。 柏葰4是道咸间任职最高的蒙古诗人, 诗作《今夏英夷扰浙, 沿海骚动, 朝廷命将出师荡平, 有日, 闱中以采薇之诗“戎车既驾”四句命题, 想见圣心宵旰之不忘矣。仍迭前韵预奏凯歌》5写于1842年夏6, 虽然这是一首颂圣诗, 但从诗题中依然可以看出面对英国入侵浙江沿海的军情, 清廷从上至下积极应对。诗云:“海氛南望镇迷漫, 声讨应同玁狁观。小丑跳梁藏水国, 元戎佩印出天官。请缨路近人思旧, 挟纩恩深士不寒。瑞雪况占收蔡兆, 伫听三捷报澜安。”“玁狁”即猃狁, 原指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 但柏葰诗中显然是指入侵英军。本诗的可贵之处, 不仅让我们看到以柏葰为代表的清王朝高官诗作对国事关心的一面, 也让我们看到以满族为主体满蒙联姻建立的清王朝, 此时已经俨然以中原王朝汉文化中心自居, 将以英国为代表的入侵中国的西洋人视如北方蛮族, 抱有强烈的敌视态度和坚定的反击之心。因此, 顺康雍乾以来皇权话语宣导的中华一体的信念, 到道咸同时期, 已经奏效。此时, 在区分夷夏的口号下, 开创了汉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本位立场, 而中华区域内的胡姓各族, 皆一律成为华夏之正宗。华夷之辨与变, 柏葰在这首诗中, 不自觉地加以表达, 恰呈现了历史转折时期的士人独特心态。 女诗人那逊兰保7《庚申冬寄外, 时在滦阳》云:“漫道相思苦, 从悲行路难。烽烟三辅近, 风雪一袭寒。去住都无信, 浮沉奈此官。亲裁三百字, 替竹报平安。”8咸丰八年 (1858) , 那逊兰保的丈夫恒恩被授宗人府副理事官, 咸丰十年 (1860) , 英法联军攻陷北京, 恒恩随咸丰帝逃至承德避暑山庄。《清史稿·文宗本纪》载:“ (咸丰) 十年庚申……六月夷人犯新河, 官军退守塘沽。七月, 大沽炮台失守……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八月洋兵至通州……瑞麟等与战于八里桥, 不利。命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 办理抚局。上幸木兰……驻跸避暑山庄。九月, 抚局成……十月, 诏天气渐寒, 暂缓回銮。”滦阳乃承德别称9, 承德与北京相距不过二百三十公里, 但在战火连天、交通阻隔的年代, 丈夫久无家信, 自然会令诗人忧心忡忡。诗作虽然是常见的闺阁相思题材, 但因为恰逢清国被英法联军侵扰, 闺中女子的思夫就写出了超越闺阁题材的诗情史意, 并且保留了咸丰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官员家庭对战争思考的文献资料。 庚申年是中华民族史上灾难深重的一年, 火烧圆明园的悲伤至今弥散不去。面对西洋入侵, 素来被视为富贵闲人的那逊兰保, 开始关注国事, 《送潇俊二兄奉使库伦, 故吾家也, 送行之日, 率成此诗》中有句:“……天子守四夷, 原为捍要荒。近闻颇柔懦, 醇俗驴其常。所愧非男儿, 归愿无有偿。”10那逊兰保之子盛昱在《芸香馆遗诗·跋》中叙述母亲“中岁喜读有用书, 终年矻矻经史, 诗不多作”到“内事摒挡, 外御忧患, 境日以困。”11西方入侵给士人带来的心灵困境, 是没有民族和性别之分的。 道光年间, 英国商人向中国走私鸦片日益猖獗。裕谦12认为“鸦片烟上干国宪, 下病民生, 数十年来银出外洋, 毒流中国, 患甚于洪水猛兽。”“方今最为民害者, 惟鸦片烟一项, 流毒既广, 病民尤烈。”13指出严厉查禁鸦片“尤为目前急务”14。裕谦的想法与当时主张严厉禁烟的林则徐不谋而合, 他们各自在辖地严厉打击鸦片走私。道光十三年 (1833) , 裕谦任荆宜施道时, 缉拿烟犯一千多名;道光十八年 (1838) , 在江苏按察使任内, 严查漕船在上海口岸和长江走私烟土, 并在城乡各地张贴布告, 限期销毁烟具, 逾期从重惩罚;道光十九年 (1839) 12, 时任江苏巡抚的裕谦禁烟成效显著, 使江苏禁烟成果仅次于广东。道光二十年 (1840) 五月鸦片战争爆发, 六月英军占领虎门后, 强占定海, 进犯江浙地区。当时, 裕谦以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 他反对妥协, 奏请添铸火炮, 建造炮台, 带领军民加强江苏沿海防御, 坚持抵抗侵略。八月英军兵船环绕崇明, 裕谦督率镇将埋伏兵勇, 军民团结一致。道光二十一年 (1841) 15八月二十六日凌晨, 英军两路舰队同时进犯金鸡山和招宝山。裕谦临危不惧, 是日晚以身殉国。裕谦杀身成仁, 为世人景仰。裕谦分析战局, 认为“前此定海之失陷, 本属开门而揖, 以后广东之被扰, 更系自受其愚, 并非该逆实有强兵猛将, 实能略地争城, 至定海之迟久不复, 坐待缴还, 由于赏罚不明, 机宜屡失, 以致士气不振, 民心解体, 并非无路进攻, 不能制其死命”16, 作为前线领兵之将, 其对大清军队乱象的认知有裨时局, 但对英国侵略者的轻视实属不智。反映了中西碰撞之初的士人, 虽然内心激荡, 但由于视野局限, 尚不能清醒意识到中西器、识之差异, 以为“逆夷尚不过疥癣之疾, 洋盗几可为心腹之患”17, 这种以中原老大自居、视四方为夷而轻蔑之的心态, 在道咸同初期的士林群体中有着普范性18。 道光时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使东南沿海数以百万计的官民被卷入战火中。裕谦督军杀敌, 以身殉国。而镇江驻防出身的燮清19, 则耳闻目睹了家乡成为战场的景况, 并以诗笔据实记载。如《五月十八日西城守夜》《六月十四日》《六月十四日避难》《挽京口都护海公死节诗》《乱后入城》20等。《五月十八日西城守夜》写于镇江之役的前夜:“报到烽烟警, 城添守夜兵。何当天暂暖, 堪爱月偏明。挂号灯连影, 传更不断声。可怜闺里梦, 一夜几回惊。”21《六月十四日避难》记载镇江之役的惨烈:“炮声如雷火如屯, 咫尺交锋人不见。兵微贱众势难敌, 七昼夜中铁瓮陷……遂令城内百万家, 一时逐尽人烟绝。”亦描述歹人趁火打劫:“一波未平一波起, 可怜奇祸不单行。凶顽更比鬼子惨, 亦有生理与水溺。”生民多艰, 燮清的母亲在逃难中丧命:“哀哉老母殉难亡, 此语一听断肝肠。生我不能全母命, 终天抱恨呼苍穹。所幸老父弟与子, 三人俱各无损伤。时盼天军军未下, 贼类剿灭还侵疆。”22燮清目睹了英国侵略军的暴行和中国守军的英勇悲壮, 写下《挽京口都护海公道光壬寅死节诗》, 歌颂副都统海龄。“海公大义世无比, 壮心一柱中流砥”“胜负兵家是常事, 生死一念报君王”“贼众不能敌, 七日七夜战城隍”“人臣大节能无亏, 精忠直与日月贯”23, 都是称颂海龄率领守军顽强抵抗侵略者的诗句。海龄 (?-1842) , 郭络罗氏, 满洲镶白旗人。春元《京口八旗志》有其传:“海龄, 字蓬山, 山海关驻防……历升西安、江宁、京口等处副都统。任京口未久, 英人违约, 窥伺上海……公喝令举火, 将尸焚毁, 遂向北谢恩, 跃入烈火, 亦自焚死……朝廷表其临危授命, 大节无亏, 敕建寺祠, 予谥昭节。”24道光壬寅 (1842) 七月, 英军舰队侵入镇江江面, 英军由城西北登岸后, 一队佯攻北门, 一队猛攻西门。驻防清军在副都统海龄率领下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 终因寡不敌众, 镇江府城陷落。《镇江府立青州驻防忠烈祠碑》记载官兵死节事更为详细:“六月十四日, 天将午, 火箭齐发, 东、西、北三城楼俱被焚烧, 贼乘势攀跻。他守兵以千数皆震慑, 独青州兵奋勇格杀, 至血积刀柄, 滑不可握, 犹大呼杀贼。呼未已, 而贼之由十三门登者, 已蜂拥蚁附而至, 犹复短兵相接, 腾掷巷战, 击毙贼且数十百人, 直至全军尽溃, 力不能支, 始夺门以出……”25战争结束半年后, 夑清返回故居, 作《乱后入城》:“妖星已落聚残兵, 父子妻儿快人城。旧日家乡今又见, 半年飘泊泪都倾。逢人尽道别离苦, 隔世难抛生死情。满眼蓬蒿藏白骨, 长江流恨几时平。”26战争的伤痛不仅是诗人也是无数东南沿海城郭父老的锥心之痛27。 镇江之役一周年后燮清又写下《六月十四日》:“去年此月局一变, 黑雾夭星时时见”, “去年去日死未卜, 今年今辰生有辰”。28死者长已矣!但“英夷”带给时代的思考才刚刚开始。不同民族、性别的士人在长歌当哭的东西碰撞中, 殊途同归。中原华夏的大清帝国面对西夷、东夷的入侵, 渐渐消泯中华民族体内的隔阂。甲申鼎革之变后陈恭尹写下的“海水有门分上下, 江山无地限华夷” (《厓门谒三忠祠》) 这样视汉满为华夷的诗句, 至此已不复存在。 蒙古文学家从不同角度和地域叙述历史, 他们的抒情特色和民族记忆融入到变局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学书写中, 彰显自身的特色。若将其置入更广阔的道咸同时代的文学史中, 更可见出他们的文学担当。其实, 鸦片战争后的晚清诗人, 无论是何民族, 共同写就的是抗击西方侵略的彰显民族气节、家国情怀的诗歌。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意识所致。 二、变革时代的使命意识 近人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曾指出“夫文学转变, 罔不与时代为因缘。道、咸之世, 清道由盛而衰, 外则有列强窥伺, 内则有朋党之迭起。诗人善感, 颇有瞻乌谁屋之思, 《小雅》念乱之意, 变徵之音, 于焉交作。且世方多难, 忧时之彦, 恒志意经世有用之学, 思为国家致太平。乃此意萧条, 行歌甘隐, 于是本其所学, 一发之于诗, 而诗之内质外形, 皆随时代心境而生变化。”29乾嘉以来, 随着承平日久及文字狱繁重, “载道”思维在诗学世界的影响消解。人们慢慢习惯于从微观的语境中来认识社会生活的价值, 并形成了一种日常生活观, 大量的诗作展示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和丰盈独特的生命体验, 个体存在的价值在形而下的世俗意味中提炼。诗人们在这样的日常生活观支配下, 顺康之际或聚焦社会历史的重大问题, 或尊崇宏大而理性的群体性生活, 或反思个体生存的理性意义, 这些具有诗史性的书写对于乾嘉时期的诗人变得不再重要。然而, 道咸同时期的诗人们, 随着外国侵略的到来, 逐渐开始意识到, 日常生活尽管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审美领域, 但个人化、碎片化的私人生活, 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动荡时, 因其在经验化的表象上所具有的高度同质化特征, 相较于从宏观的历史语境中来认识生活的集体生活观, 思想内容终究是单薄的。因之, 道咸同时期形成两大创作潮流:一种是在传统诗歌的框架内, 兴起了宋诗派的路子, 发扬光大, 并且与诗坛其他流派推波助澜, 至光宣时将古典诗学整合集成推向高潮;另一种则是在萌动的启蒙新观念的指导下, 开始摸索突破古典诗歌的旧框架的形式, 将新异的文学思想, 汇入新的诗歌题材中, 力图转变体裁, 发动诗坛的大变革, 这一路径, 至光宣时转而倡导诗界革命, 创立了新的诗歌格局。其中, 后者所宣导的启蒙新观念, 就源出魏源等人诗歌中展示的鲜明的对时代的观察。“魏源正是在今文经学经世、变法观念的影响下, 面对当时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写下一系列政论文章。”30其实, 不惟政论文章, 似魏源、龚自珍这样的人物, 他们思想开放, 关注边事, 留心时政, 也是那个时代以诗歌表现诗人心志, 睁眼看世界的启蒙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 保守派陈夔龙上奏慈禧太后说:“咸丰、同治之间, 士大夫践魏源、何秋涛、徐继畬等余习, 专言时务, 而以诸子文饰之, 学派又为之一变。履霜集霰, 寖淫至于康有为、梁启超二逆, 变本加厉, 丧心病狂, 乘朝廷力求自强之际, 悚以危言, 竟欲删改圣经, 崇尚异学。浮薄之士, 靡然从风, 佉卢旁行之字, 几徧天下, 一若不通外教、不效西人, 举不得为士者。士风至此, 败坏极矣。实为古今奇变, 非圣无法罪通于天。”31这段话虽基于反改革的极端保守立场, 但也很清醒地看出从魏源至康、梁之间学风、文风的递进关系, 道出魏源对后世学风、文风有巨大影响的事实。龚、魏掀起的以今文家的孔子为权威、以今文经学作掩护, 鼓吹改革的政论风气, 发展至康有为、梁启超形成高潮。32 经学与诗学理念, 在道咸同时代的士人中大抵都是相通的。诗人的创作也或隐或显地冀望能够表现时代中的新气象。恭钊33仕于同治年间, 正值清国兴洋务、求自强方启之时, 与国外列强关系、贸易之交往于其诗作体现一斑, 以诗证史, 摹写亲所见闻。恭钊《轮船畅恤民艰也》有“机器灵捷资水火, 出没骇浪惊涛间”34之句, 写轮船之便;“南洋五口北三口, 纳税输金耳目新。泰西入商三十载, 中华失业万千人”35, 又揭露其税务繁多, 以致国民失业;《洋债盛虑财匮也》中“一分囊橐二分债, 销尽腰缠巨万金。沪上人人长袖舞, 多财大腹都称贾”36, 写商人资金雄厚;“贫民仰屋愁生计, 典衣质物三分利。债局纷开宇宙间, 取携方便都如意”37, 则写典当行带给百姓生活的便捷。恭钊生活跨越道咸同光四朝, 因此在其诗集中也收录了诸如《电线通》《铁路开》等描述光绪间才开通的有线电报及铁路运营情况, 新科技对清国军事、政治及百姓生活的影响。道咸同时代中国同西方在器识层面的接轨, 最终推动了光绪朝对新科技的弘扬, 促成了戊戌维新变法。38 时代的风云际会中的人物, 面对新事物新思想去书写记录时, 大都是诗家本能而为。如若有幸参与重大政治事件的处理, 也只是想要尽责尽心。惟其如此, 当岁月更迭, 回溯其间的诗或史, 才更感到平实中的不凡与可贵。咸丰年间是继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华外交史上最为纷繁芜杂的时期。考之咸丰史事, “夏四月丙午朔, 谭廷襄奏俄人不守兴安旧约, 请以乌苏里河、绥芬河为界, 使臣仍请进京。得旨:‘分界已派大员会勘, 使臣非时不得入京, 驳之。’戊申, 俄人请由陆路往来, 英人、法人请隔数年进京一次, 诏不许。己酉, 诏许俄之通商, 不许进京。戊申, 诏谭廷襄告知英人、法人, 减税增市, 俟之粤事结日, 彼时再议来京。辛亥, 谭廷襄呈进美国国书, 诏许减税率、增口岸, 仍不许入京。乙卯, 英、法兵船入大沽, 官军退守。命僧格林沁备兵通州。辛酉, 英、法船抵津关。命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往办夷务。乙丑, 英、法兵退三汊河, 与俄、美来文, 请求议事大臣须有全权便宜行事, 始可开议。桂良等以闻, 诏许便宜行事。丙寅, 命僧格林沁佩带钦差大臣关防, 办理防务。庚午, 英船开出大沽。桂良等奏英人之约於镇江、汉口通商, 长江行轮, 择地设立领事, 国使驻京。上久而许之。”39英、法、美、俄等西方国家挟武力而来, 要求扩大通商、减税、使臣入京, 清廷在犹疑中许可前两项, 但对于国使驻京, 则“上久而许之”, 这思量许久之中必定是有无尽的委屈在的:不敢违逆又不肯放开政治谈判尺度。也因此, 奉命谈判的清廷使臣, 在其间的折冲樽俎就会加倍犯难。礼部尚书花沙纳40等人于咸丰八年 (1858) 四月二十一日到津, 这是初次与英法美会晤, 各中曲折。五月, 花沙纳与英、法、美等国签约, 英法美等国退兵。花沙纳奉旨赴上海, 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议税则。“六月, 复命带钦差关防前赴江苏, 于十几日启程。会同巡抚何桂清妥商税则事宜, 旋以英船退出天津海口, 奏奖天津官绅各员, 从之。”41九月, 西方侵略者不满所获利益, 攻入县城并藉此挟制, 花沙纳与桂良奉命抵达上海, 与他们会晤。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花沙纳作为外交使臣, 在朝廷与英法联军间折冲樽俎, 尽力保全帝国尊严, 减少国家财产损失。花沙纳所负有的使命意识与其政治地位紧密相关。在对外交往中他秉承朝廷指令, 据理力争, 妥善处理, 就个人而言无非是在尽职尽责, 但因为时代与国家赋予他的成命, 必定会使得他的使命感超过普通士人, 而且他也就有了不一样的担当。时至今日回看花沙纳在处理与英法美各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外交事宜, 并无不妥, 他的处理政务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间所付出的心血也是毫无疑问的。有幸处于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的核心, 是很可以令当事人大书特书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 检索花沙纳诗集与日记, 并无一语涉及这一重大史事。揣度其情, 是因为不能写还是认为不值得写呢?花沙纳喜欢写诗或日记。道光十五年 (1835) 奉旨典试云南, 他著有《滇8日记》, 逐日记录了由北京出发至云南, 沿途里程, 山川名胜, 城镇馆驿, 地理沿革, 以及科场考试情况, 均有可供史家研究参考之处。道光二十四年 (1844) , 朝鲜王妃金氏卒, 继室洪氏立为妃, 陈请清朝册封, 花沙纳遂有东使朝鲜之行。他著有《东使纪程》记述此次出使经过之作。自道光二十五年 (1845) 旧历正月下旬花沙纳奉上谕起, 至同年旧历五月下旬回京复命止, 对沿途里程、山川名胜、古迹遗址、城池馆驿、风俗民情、天时寒暖, 析其源流、究其沿革;即对设官分职、衣冠服饰、朝仪礼节、馈赠仪物, 亦都多有记述。两次事件都有大量诗作记述。由此看来, 他对引动自己心绪的事件习惯用日记或诗歌记述。但对作为外交使臣处理与西洋诸国的重大事件事后却不置一词, 只能理解为他觉得不值得提起, 这是必须要认真完成的日常工作。 变局中的蒙古士人, 无论身处何种境地, 在写下心绪的诗文中, 都隐然记得这并非是本族群内的讲述, 他们早已意识到:失去政治历史格局的变动记录是苍白而狭隘的。他们的使命意识具有特定时代的普遍性和共通性。而这种心态, 也反映出道咸同时期士人承担的使命意识, 实是其思想诉求的驱动作用所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