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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诉求的驱动:走向意识形态的经学批评 咸同时期, 西北边疆战争频仍, 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此起彼伏;东部沿海地区, 西方殖民者的入侵, 造成海疆不定的局面。在思想界、文化界, 清初以来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绵力至此已形成了自我拘束、眼光狭隘的风气。内困外焦之中, 急需要有人在封闭的牢笼中开出一个洞来输入新鲜的时代之氧气。“在这种情况下, 龚自珍、魏源为首的经世派以今文经学为武器, 借重公羊学重振清初顾、黄、王等人提倡的‘学以致用’精神, 将人们的眼光由书本引向社会现实, 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在思想上的解放。”42龚、魏倡导的经学研究不同于清前期的“为经学而治经学”, 关注国家政局变化、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是其显著特点。而“经世致用”也成为道咸同时期学术思想“新”的一端, 并逐渐引动了学术界的经世思潮。 同治初年, 清廷崇尚“正学”, 大量登进“正人”, 李棠阶、吴廷栋、倭仁应诏入京得以重用, 时人称:三人立朝辅政。“海内翕然望治, 称为三大贤。”43《清史稿》载:“同治元年, (倭仁) 擢工部尚书。两宫皇太后以倭仁老成端谨, 学问优长, 命授穆宗读。倭仁辑古帝王事迹, 及古今名臣奏议附说进之, 赐名启心金鉴, 置弘德殿资讲肄。倭仁素严正, 穆宗尤敬惮焉。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调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言:‘河南自咸丰三年以后, 粤、捻焚掠, 盖藏已空, 州县诛求仍复无厌。朝廷不能尽择州县, 则必慎择督抚。督抚不取之属员, 则属员自无可挟以为恣睢之地。今日河南积习, 祗曰民刁诈, 不曰官贪庸;祗狃於愚民之抗官, 不思所以致抗之由。惟在朝廷慎察大吏, 力挽积习, 寇乱之源, 庶几可弭。’是年秋, 拜文渊阁大学士, 疏劾新授广东巡抚黄赞汤贪诈, 解其职。”44经世思潮注重的是学以致用, 学问能够真正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实际问题, 以期起到实用的济世功效。倭仁45在任上整顿吏治、反对贪腐, 他与其他理学家一道, 关心现实, 迫切要求改革社会现状, 对于理学的“救史”意义, 寄望殷切。倭仁早期习“王学”, 与李棠阶、王检心等河南同乡关系甚密, 以阳明心学入理学之门。后期因唐鉴、吴廷栋之故, 思想转向程朱理学。并于此时结识曾国藩。其弃王学而改程朱之后, 至此确立其终身学派立场, 是为“尊朱黜王”。其黜王观点择其要录有二:其一, 王学根本错误为“认心为性”, 其二格物致良知论。其理学思想总结为:一曰立志为学, 二曰居敬存心, 三曰穷理致知, 四曰察己慎动, 五曰克己力行, 六曰推己及人。此六条为倭仁《为学大指》思想精要, 也是其为学之方。倭仁从唐鉴问学后, 与窦垿、何桂珍、吕贤基、方宗诚、何慎修、朱琦等文人交谊甚密, 互相切磋学问, 日益精进。乾嘉以来, 在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的考据汉学, 在社会上影响深远。埋首故纸堆中, 对社会现实不闻不问的学风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倭仁等倡导践行的理学思想与汉学不惟取径不同, 在救治社会时弊方面更是大不同。作为帝师, 他经常箴规皇帝。同治八年 (1869) , 上疏皇帝大婚宜崇节俭, 同年支持醇郡王奕奏请皇太后允许皇帝“升座听政”, 得旨允准。倭仁等人勇于面对现实的勇气, 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及后来的知识分子。理学的经世致用经过咸同间理学名臣曾国藩倭仁等人的提倡, 在晚清“中兴事业”的发展中得到了实际验证, 恰如徐世昌所言:“文端好读宋五子书, 曾文正方官京朝, 与吴竹如、宝兰泉、涂朗轩诸公共相切, 笃学砥行……论者谓转移风气, 成同治中兴之政, 文端实开其先。”46 “圣学勤修立德基, 辑熙敬止允怀兹。辰居端拱兹徽奉, 乙览光明古鉴持。曾考典谟求制治, 更咨枢轴听陈词。东平入告深嘉纳, 庶事惟康上理期。”47倭仁一生崇尚程朱理学, 修其身, 立其行, 有古大臣之风, 为当时理学大儒, 是士人之楷模。他的诗作格律高浑, 受到诗坛同光体的影响, 接纳了宋诗的骨力、理致包容, 一改唐诗的情韵和兴象, 在意象、遣词、句式、章法四个层面都不同于乾嘉时期的蒙古诗人创作。其《车中有感》云:“千载惟将晚节看, 论人容易自修难。羡他松柏森森翠, 独立空山耐岁寒。”48以松柏岁寒而后知品性自况, 表达了自己砥砺心性矢志修身的决心。诗境迥不似后人品评“雅近唐贤”49。方濬师《蕉轩随录》记载时人对倭仁的观察:“公见人极谦谨……公佩戴之物, 率铜质硝石, 无贵重品。朝珠一串, 价不过数千, 冬夏均不更换。袍惟用蓝, 绝不用杂样花色。一生寒素, 至无余资乘轿, 罗顺德尚书辄叹为‘操守第一人’。”50倭仁一生谨重简朴, 标榜理学也践行理学, 为世人钦佩。曾国藩盛赞倭仁:“不愧第一流人。其身后遗疏, 辅翼本根, 亦粹然儒者之言。”51倭仁生前身后凡与其有所接遇之人, 无不叹服其操守。“仁为理学, 操行甚严, 馈遗纤毫不人其门。”52“文端笃守程朱, 以省察克治为要, 不为新奇可喜之论, 而自抒心得, 言约意深, 晚遭隆遇, 朝士归依, 维持风气者数十年, 道光以来一儒宗也。”53“其人笃实力行, 专以慎独为工夫, 有日记, 一念之发, 必时检点, 是私则克去, 是善则扩充, 有过则内自讼而必改, 一念不整肃则以为放心。”54“倭艮峰体不逾中人, 而洒然出尘, 清气可挹。”55“哲人云亡, 此国家之不幸, 岂独后学之失所仰哉!”56 倭仁理学以恪守程朱为要, 认为孔孟之道遵循程朱亦步亦趋即可, 其《倭文端公遗书》谓:“道理经程朱阐发, 已无遗蕴。后人厌故喜新, 于前人道理外更立一帜, 此朱子所谓硬自立说, 误一己而为害将来者也, 可为深戒。”57“仁子道理, 经宋儒阐发无余蕴矣。学者实下功夫, 令有诸己可也。”58“程朱论格致之义至精且备, 学者不患无蹊径可寻, 何必另立新说, 滋后人之惑耶?”59“夫学岂有异术哉?此道经程朱辨明, 后学者唯有笃信教求。”60倭仁重因循守旧, 轻思辨创新, 其理学思想具有鲜明之保守特征。同治六年 (1867) , 恭亲王奕?拟在同文馆增开天文算学馆, 以倭仁为首联名反对, 是为“同文馆之争”。史载:“同文馆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馆肄习天文算学, 聘西人为教习。倭仁谓根本之图, 在人心不在技艺, 尤以西人教习为不可;且谓必习天文算学, 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 上疏请罢议。於是诏倭仁保荐, 别设一馆, 即由倭仁督率讲求。复奏意中并无其人, 不敢妄保。寻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屡疏恳辞, 不允;因称疾笃, 乞休, 命解兼职, 仍在弘德殿行走。”61《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对双方论辩都有记录。“ (奕?云) 务期天文算学, 均能洞彻根源……举凡推算格致之理, 制器尚象之法, 钩河摘洛之方, 倘能专精务实, 尽得其妙, 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62“ (倭仁云) 夷人教习算法一事, 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 使算法必能精通, 机器必能巧制, 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 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 则上可纾宵旰之劳, 下可申臣民之义愤, 岂不甚善!”63同文馆之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一方面, 朝廷支持恭亲王等人, 用行政手段压制和打击了倭仁等人的反对意见, 勉强设立了天文算学馆, 但由于倭仁等人的反对, 造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 同文馆招考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计划严重受挫。最后学生只好与在同文馆内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八旗学生合并, 所谓天文算学馆已经名存实亡。 咸同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不仅在经学, 实为儒家用世思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具体化, 它以急迫的态势激发着士人内心的民族情感。从张力论的角度看, 意识形态是对社会角色的模式化紧张的模式化反应, 它为由社会失衡造成的情感波动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发泄口。64道咸时期的中西冲突导致社会失衡, 产生情感波动。反应在意识形态中, 就有文化紧张与个体心灵紧张两个维度。恭钊、那逊兰保们反映的是个体层面的心灵紧张:在亲友们由外侮而带来的自身命运的变化中, 他们意识到了个体生命和中外对抗政治事变的某些牵连, 然而如何化解还是不可知的。倭仁反映的是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紧张:在对如何御外侮的认知上, 是发扬理学的灿烂光辉由强内而御外侮, 还是发展洋务由器物的转变而强内来御外侮?倭仁们认为理学依旧是社会最需要的最普遍的文化导向。洋务派认为他们的主张是社会最可行的实用导向。这些争斗中, 主导者的民族身分无足轻重, 社会意识形态凝聚在“中”“西”两个方向上。华夷大防逐渐解构, 中、洋之辨或者中学、西学之争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主体。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之肇端。 中西碰撞给道咸同时期的士人带来的内心激荡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 超越清初的鼎革之变, 它改变了几千年来士人传承的传统思维。中西交汇的冲击迆逗的民族情感, 在现代人的悬想中纠葛繁多, 但对时人而言, 确是很自然的中国对西方世界侵扰的反应。无论是庙堂上的中西冲突:倭仁等理学家与洋务派之争, 花沙纳数次接受朝命处理与洋人的冲突争端;还是边境风云:裕谦抗鸦片战争、燮清战争诗录, 都表明两次鸦片战争虽然历时短暂, 但社会大动荡严重冲击国人的自信心, 文坛风气遽变, 也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诗文创作理念上更加贴近迅速走向近代化的社会形势。而士人在政治上的激进思想, 将文学与政治变革的关系结合得更加紧密。无论是乾嘉汉学, 还是咸同理学, 内核都是儒学一元。但道咸同时代的外侮, 在逐渐改变儒学的主导地位, 胡汉融通、思想多元的文化格局开始引动。道咸同之前, “夷夏大防”的立场始终存在, 但到了道咸同时期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不是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大防, 而是中华民族与外来西方或东方民族之大防了。 道光间, 兼办福、厦两口通商事宜的徐继畲65, 对清朝的封闭大有感触, 潜心了解世界。道光二十八年 (1848) 秋刊行《瀛寰志略》。该书以图为纲, 有地球全图和各州、各国、各地区分图43幅, 共介绍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徐继畲试图通过介绍世界地理, 唤起国民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醒来, 正视当下的“古今一大变局”。他催生的近代早期的开放观念深刻影响了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15。《海国图志》的编写过程, 也是魏源思想成长的过程。这期间, 魏源对“夷”的认识有极大的变化。“夫蛮狄羌夷之名, 有明礼行义, 上通天象, 下察地理, 旁彻物情, 贯串今古者, 是瀛寰之奇士, 域外之良友, 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圣人以天下为一家, 四海皆兄弟, 故怀柔远人, 宾礼外国, 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 广览地球, 是智士之旷识。”66魏源敏锐地察知变局, 在《海国图志》序言中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67的主张, 所师者仅“长技”, 于此可以见出魏源是坚守“器变道不变”的立场的。“器变”仅只是“用”变, “器变”是顺势而变, “道”则是立国之根本, 魏源在极力维护传统的“道”。魏源等人的这一认知, 最终经由谭嗣同等人的努力, 在认识上历经洋务派的学习西方器物层面阶段后, 进入了思想观念层面, 最终指向制度层面。“立中国之道, 得夷狄之情, 而架驭柔服之, 方因事会以为通”。68而所谓“立中国之道, 得夷狄之情”者, 就是在中体确立后, 以西学为用。“器变道不变”成为中国近代化的思想潮流。 道咸同时期的思想者, 无论是经学家还是文学家, 在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 又在前人的文化选择上进行艰难而卓越的探索, 实现了自身从“鄙夷”到“师夷”的重大转变, 挑战传统华夷之辨的文化价值观, 促发以华夷之辨为标志的近代嬗变。谭嗣同、张之洞等人最终证实了只有缩小中西文化比较中更深层的思想观念层面的差距, 才能让后来者更得以直面“华夷之辨”的本质, 使“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观念深入人心。在这一大背景下, 晚清近代文学展开多彩画图。 余论 “古人之世倏尔为今之世, 今人之世倏尔为后之世, 旋转簸荡而不已, 万状而无状, 万形而无形。”69“万状而无状, 万形而无形”的流风, 恰如弥散在社会空气中的思想因子, 经学、文学中的细小流变表面看是思想的碎片, 但聚拢来却可看出那时的人心和社会的变迁。道咸同时期,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 “夷”的含义逐渐发生变化, 由专指中国境内及周边的少数民族逐渐变成了对西方侵略者蔑称的一个概念, “四夷异族”发展为“番鬼蛮夷”。当倭仁、曾国藩等经学家践行以理学中兴中华之本体的努力, 经由徐继畲、魏源等思想者体用分离的思路, 再到晚清由张之洞表述为“中体西用”70, 华夷之辨最终指向了华、夷之“变”。 领土性的主权意识是基于坚实的陆地来部署国家疆域的空间秩序。大清是以内部空间治理为主的理性帝国, 当受到了对无远弗届的外部不断拓进的西方国家的威胁时, 最初的反应必定是坚守。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封建国度, 通过内部之“华”与外部之“夷”世界的截然划分, 来获得实现一种对自我的安置。但社会关系的多样化和交换性, 与固着于内在修身提供的安定但难免趋于静止的生活被侵扰, 西方世界由船炮等器物带来的召唤, 使士林阶层的先觉者最终无所顾忌地抛弃既有的一切投身历险, 他们求生存的本能驱遣下打开的是一个朝向未知世界无尽探索的深度空间, 由此获得解放的科学技术和精神力量最终指向的是流动、自由的现代文明。晚清学术界的风气, 无论是倡经世以谋富强, 还是崇今文以谈变法, 究舆地以筹边防, 都是龚自珍魏源那一辈人倡导光大, 指出前路的。但在其间, 个体民族士人的努力也是足迹清晰的。无论是蒙古民族的柏葰、那逊兰保、裕谦、燮清、柏春、恭钊、花沙纳、倭仁, 满族的春元、海龄、奕绘、恒恩等人, 都和同时期的汉民族士人一同发出声音、写下诗行, 对诗人而言, 他们对时代变动中的多样描写, 不仅是一个生活空间的新寄托, 既有可能找到某种慰藉, 也有可能孕育着新希望。在那个变幻不居的时代里, 一种文学思想的提倡和反馈, 如果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就很容易做到相互呼应汹涌如潮。这种文化交流, 培育出了中国最早的先进思想者, 培育出了近代文学第一批启蒙者, 对于古典诗学创作的冲击是巨大而深远的。近代的中国文学思潮的迅速成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道咸同时期的诗学和经学批评引动的思想界的风云际会。 以道咸同时期的蒙古文学思潮为视角, 就为认识中华民族这一统一国家内部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多样性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角度。毕竟, “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 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 或一种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71这就要求我们在审视中华民族文学书写的时候, 既要以汉民族文学为主, 也必须要走出狭隘的只谈论汉民族文学的记忆和经验, 这样才可能建构出真正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学书写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