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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谓“理学官僚”是指一以贯之地讲求理学，并以理学之践履指导仕宦、治家与修身等诸多方面的官员。18世纪的理学官僚在政治与学术上相当活跃，且论学过从甚密。其经济之道根植于系统性的理学道德践履，旨在树立一种基于朱子学的教化与治理模式，由道德修为而进之于实学，由实学而发之于实政。另方面，理学官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实用主义态度审视门户异同之争，在推重阳明事功的同时，得以重新评价阳明学术的遗产。此种态度亦影响到理学官僚整理本朝学统的工作，涵括气节与事功的实行成为去取的标准，以期构筑复线、多元的学术谱系。随着道统解释权向皇帝的转移，士大夫“格君心”的空间日渐缩小，尹嘉铨奏父从祀案实为皇帝与理学传统的冲突，清高宗藉此重申其作为事实与价值判断最终权威的形象。理学官僚虽称“致君”，然而在皇权压力下，其所行之道仍不免归于“化民成俗”。 关键词：理学官僚清高宗朱子学尹嘉铨 作者简介：马子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清末民初渐次形成的清学史叙述中，理学官僚并非正面的形象。刘师培便讥魏裔介、李光地等“尤工邪佞，鬻道于虏，炫宠弋荣”，更批评尊朱之臣“曲学阿世，咸借考亭以自饰”。梁启超亦以熊赐履等“以名臣兼名儒”者为“乡愿”，訾为“假道学”。这些论述的影响实不容小觑，作为群体的“理学官僚”在此后数十年的思想史书写中大多缺席。1980年代以降，方有学者自“理学与政治”的角度重新检视清初理学官僚群体。针对理学官僚的个案研究，无论是治绩或思想方面，均不乏论著涉及。然而，上述研究的断限皆在康熙朝，甚至仅涉及康熙前中期。18世纪的情况如何？理学官僚在康熙朝以降是否便不复存在，理学是否经考据学的冲击而黯淡无光？长期以来，清初与晚清作为清代理学的“两极”而受到学者的重视，而18世纪的理学作为两者的过渡阶段，在学术史中却处于边缘位置。晚近的研究虽有所突破，但在思想之外，18世纪理学的政治意义仍未见论及。 从最宽泛的层面而言，理学官僚即宗奉程朱或陆王学术的官员。理学是清代政权意识形态的底色之一，凡经科举进身的士人，对理学的基本义理自不会陌生，所谓“宗奉”是指一以贯之地讲求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并以之作为道德与政治实践的根本指导，影响至仕宦、治家与修身等诸多方面。其中较著者如年辈稍长的朱轼（1665—1736）、沈近思（1671—1727）、蔡世远（1682—1733）以及活跃于乾隆朝的尹会一（1691—1748）、陈宏谋（1696—1771）、雷鋐（1697—1760）等人，他们并未形成建制化的学派，但通过师生、同年、同僚等社会关系构成一个旨趣相近的论学、为政网络。本文旨趣并非阐明理学官僚的思想或18世纪心性之学的发展，而是基于理学官僚的视角，考察其对道德教化、事功、朱陆异同等问题的看法，试图回答的是，在理学官僚看来，理学如何能实现一种更好的地方治理，而他们又应如何建构学统，将自身安置于本朝“正学”的框架之中。这或可于理解盛清时期政治与学术的交错以及18世纪朱子学的新发展有所助益，并为重审18世纪之于清代思想史的意义提供新的思考。 一、实学与实政 经济之学或经世之学与儒家传统中的外王追求密切相关，宋明理学也并不排斥这一概念。清初学者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嘉道以降的经世之学更为学者所瞩目，而其间百余年似乏善可陈。黄克武首先将乾隆晚期的陆燿视作与清初经世诸儒一脉相承的学者，代表了宋明以来理学精神的“外转”。罗威廉则注意到北方儒学，特别是关学对陈宏谋经世倾向的影响。凡此都说明经世的传统在18世纪并未中断，对于思考理学与经世的关系颇有启发。从18世纪理学官僚的群体来看，具有类似倾向的官员并不止陆燿、陈宏谋而已，其所谓的“经济”、“事业”，亦未尝局限于行政技艺的层面，而是基于心性之学、以化民成俗为重心的“实政”。 （一）清初的实学倾向 清学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晚明东林学术，自然也继承了后者避虚就实的倾向，但其中意味已渐转变，钱穆观察到“其后世变相乘，学者随时消息，相率以‘实学’为标榜，而实行顾非所重”。在钱穆看来，实行当首推东林诸君子“坚持于牢狱刀绳”，而康雍乾嘉之学“主张于庙堂，鼓吹于鸿博，而播扬于翰林诸学士”，与之自不相同。清初学者提倡躬行者甚多，有学者将其内涵归结为“弘扬儒学”与“济世救民”，而这事实上反映了偏重心性与经济的两种不同路向。 清初学者在反思王学流弊的同时，也开始重审东林学术，批评东林诸子并非纯粹正学。如张履祥虽肯定他们“辟邪崇正”之功，但也指责其“不脱禅家脉络”；陆陇其的批评更为严厉，“名为救阳明之失，而实不能脱阳明之范围，其于朱子家法亦尽破坏”。在此情形下，学者自然更多措意于以实行的工夫辨明正学。自诩“生平循守章句”的熊赐履便注意到当世学者“未免为浮情矜气所累”，“此处能打叠净尽，日用工夫不患不近里著己”，至于天文、礼制、河渠、乐律之类实用性知识，“固当考究精详、务裨实用”，但“其吃紧切要处尚不在于此”。而在陆陇其看来，实行是对义理与道德准则的践履，需要“实体之身心”、“实验之人情事变”，实行又来自实学的积累，“以实学去做实行，方得为宇宙间全人”。因此，清初诸儒讲论“实学”时，一定程度上是出自工夫论的立场，针对晚明学术之驳杂而言，旨在下学上达，亦即是“从日用伦常躬行实践”，以“体验天命流行”，与圣贤“默相契会”。 实学的经济面向与儒学的治平追求并未沉寂。在清初理学与政治的交涉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向即是康熙朝的“理学真伪论”。从康熙朝的政争来看，“理学真伪”事实上是圣祖用以打击汉官的手段，魏象枢、熊赐履等“理学名臣”均不免受到圣祖“伪道学”的批评。仅从义理的层面而言，圣祖所谓“真理学”是指“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之人，他曾举两江总督于成龙为例，“其人素不讲学，并无理学之名，然居官廉介、始终一节，朕意如此方是真理学，若徒事空谈，实行不副，如何令人心服？” 圣祖所谓之“行”，有伦常与道德准则践履方面的意义，然而因训诫对象皆是廷臣，“行”也必然包括国家治理的层面，“本之日用彝伦，措之经纶事业”。 此种论述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乾隆初期。乾隆七年（1742），素负理学名望的两江总督德沛因治河不力受到高宗的训饬：“若不勤理政务，实力拯救灾黎，而空谈道学，实属无益也。”山西按察使张之浚的经历颇可说明高宗早年对理学与实行的态度。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张氏以所辑《治平纲目》二十四疏进呈御览。此书抄撮前代名臣奏议而成，高宗阅后大为不满，将张氏降为道员，并谕以“为治之要，惟在体以实心，措以实政”，“儒先之格言，苟不能见之躬行，虽日取六经、性理之书而庄诵之，时时布之诏令，宣示臣民，其于实政何裨，况区区肤浅支离之瞽说乎？”对于部院各官及督抚藩臬而言，躬行即是“民生吏治，职有应为者”，若“以剽窃空言相尚”，必致“贻误官守”。是年四月，高宗于江宁行在考试江南士子，题目便是“理学真伪论”，从对张之浚的处置来看，高宗的评判标准昭然可见。 （二）教化与为政 清初有关理学与躬行的议论正是18世纪理学官僚实学与实政思想的渊源，其思辨的逻辑亦一脉相承。必须指出的是，并非彼时恪尊程朱的官员皆具备这种思想倾向，如张之浚辈亦非鲜见，但本文论及的人物个案，其官阶或学术均显耀于当世，用之代表一时的学术趋向当无疑义。 在不谙理学之人看来，理学学者大多迂阔不切实用，这一刻板的印象颇为流行。雍乾之际的蔡世远便对此种“俗儒”的议论愤愤不平，“犹夏虫不可语于冰”，在他看来，学问是否切于实用端在是否有本，无本之学无用于世，而“有本之学，其根沃者其叶茂，本圣贤所以出治者，发而见之事业，是则莫大之经济也”。儒者之学，发而为经济之道，学问之优劣实关系到居官治民的成绩，“有学术而后有治功，学术陋则治功卑，出宰州县则为俗吏，入为卿士则如赘疣”。至于如何培育学术，则有赖于对性命之学的反躬体悟，“治术关于学术，经济通于性命”。 对于宗奉朱子学的官僚而言，个人道德、学问与事功是次第实现的，缺一不可，且次序不可紊乱。如仅崇事功而不顾道德修为，则未免陷入功利主义，甚且背离儒学正统。张伯行（1651—1725）对颜李学术“以事功为首”有相当严厉的指责，称之为“大乱天下之道”。方苞（1668—1749）也批评李塨之学不由用敬，因此其“发于身心、施于天下国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相较之下，更令他们担忧的是读书人不务经纶世务，沈近思便意识到“近来士子以博一青衫为满足，殊不知人生天地间，致君泽民，建功立德，有许多大事业”。学问与事功间的隔膜来自士人心之不正、意之不诚。康熙末年以来，朝廷之上朱学风气甚胜，时人自觉生逢“斯道昌隆之会”。然而程朱之学既关系功令，为求中第而研习者不乏其人，尹会一记其某同年曾对孙嘉淦之讲理学大加讥评，谓“正心诚意之谈，徒为欺罔后学，制艺取士，只须精于时文，弋取科第，便是显亲扬名之效”，虔敬朱学的尹氏则辩称“不正心、不诚意，即不可以为人”。同时，士人耽于制艺、文词，缺乏经纶世务的知识，也引起理学官僚的不安。张伯行在训示紫阳书院诸生时特别标举“凡用世之道，学者所宜深究”一条，批评当世学者“时艺之外，茫然无知”。以制艺应试无可厚非，出尹会一门下的杨锡绂辩解称，如汤斌等理学名臣“何尝不为举业”，但制艺需以“圣贤之道”为根底，如此“事业、文章俱可不朽”，制艺文字本身则如沈近思所言，不过为“学问之绪余”。在理学官僚看来，徒尚文采的词章实属害道。陈宏谋便颇不满于翰林中“为诗词歌赋而读书者”，翰林词臣讲求的应是“经世服物之学”，翰林本为储才之地，“兵农礼乐皆才也”，“若风云月露之章，冠冕堂皇之句，粉饰徒多，无裨世事，组织虽巧，何益身心？” 理学官僚对当世理学内部的情状亦不甚满意。沈近思批评空谈理学之辈“读书而不思见之实事，不独诗文无用，即终日高谈理学，于自己有甚交涉”。孙嘉淦（1683—1753）则有感于程朱学者不能读书，徒务门户之争，以致失却朱子学真义，其任国子监祭酒时训诫诸生云： 程朱之书，详言格物，独得孔子之传以惠后学。而今日学者之流弊，则非程朱所及料也。漫无志于天下国家之大，亦并忘其耳目手足之官。讥释氏之不能诚意，并其正心而失之。讥子静之不能致知，并其诚意而失之。讥阳明之不能格物，并其致知而失之。名为守程朱之学，并其格物而失之。 陈宏谋亦不满讲理学之人往往“拾沈空虚，濡足迂腐”，“求一言之有用于世而不可得”。因此，理学官僚所提倡的经济、事业，不仅限于治术层面，而是依循“道德—学问—经济”的渐进顺序，试图建立一种基于朱子学的教化与治理模式。 按照此种由内及外的逻辑，政治清明的起点应在于个人道德的改善与义理之学的醇正，具体言之便是以礼为标准约束自我行为、践履道德准则。周启荣注意到晚明以来儒学内部形成“净化主义”（purism）和“礼教主义”（ritualism）两种潮流，在清理异端文本的同时，亦强调读礼、考礼与行礼。理学官僚之言礼，与同时专治礼学的学者自有不同。前者侧重于礼的实用性与世俗性，以能行为标的，后者当然亦重视礼的实践，但以考正古礼为前提。尹会一与人讨论礼学时认为学礼“当务其本”，从实用的立场出发，考订古礼并无必要，“若徒屑屑于簠簋俎豆、羽籥干戚之器，周还裼袭、缀兆舒疾之文，古今异宜，未必有当，艺成而下，终属末节”。因此，最受理学官僚推重的是简便易行的《小学》与《朱子家礼》。 《小学》在清初已不稀见，坊间之注本不下数十种，但“未免苟为试论剽窃之地，而鲜有敷畅寻绎其文义之微”。注疏文本、发明朱子本义遂成为理学官僚以《小学》行教化的第一步。张伯行于康熙四十六年任福建巡抚，建鳌峰书院，令诸生于课业之暇纂辑“古圣贤嘉言善行”，由张氏总其成，“取朱子小学纲目例，分门别类，编次联贯”，汇为《小学衍义》；移抚江苏后，又编次《小学集解》。张氏之后提倡《小学》最力者当属尹会一。尹氏早年的学术倾向并不明显，自言“狃于章句之习者数十年”，雍正十二年（1734）任两淮盐运使时，从河道总督高斌（1693—1755）受《小学》，由是“笃志于正学”。在尹氏看来，“后世人材鲜少，皆由小学失传”，朱子编次是书，“有功世教”，而《小学》的意义也绝不仅仅是教养童蒙之书，“名为小子立明伦敬身之教，实为大人植修齐治平之基”，与世道人心关系至切，士子若不精读《小学》，“即幸而弋获，国家亦安用之”。在坊间流行的《小学》注本中，尹会一最为推重清初高愈《小学纂注》，这在彼时的理学官僚群体中似是相当流行的看法。雍乾之际陈宏谋便于云南梓行此书，且附以《童蒙须知》，“颁之通省学塾，俾远方之士，父师以是教，子弟以是学”。与尹氏“讲学莫逆”的浙江巡抚顾琮与师承蔡世远的雷鋐亦在乾隆初先后刻印是书。乾隆十一年末，尹会一提督江苏学政，翌年二月便将《纂注》付梓，令通省诸生诵习，希望以此渐出“真才实学”。一时讲学师友对其以《小学》行教化之举多寄以厚望，大学士陈世倌（1680—1758）寄书谓“南邦自汤雎州、陆当湖以后，不复以正学相提倡，风习转移，端藉名贤之手”，高斌则勉以“不为所摇惑”，因江南素好文，“勉以实行，恐未能骤化”。在师友的鼓舞下，尹会一于十二年五月连上两疏，一则奏陈以《小学》立教，限期三月，令诸生讲明，并作为童生考试入学之标准；一则奏陈务求实学，以生员于经传但求记诵，于关系“人心政教”处反不甚讲求，因此请在童生试时另册加试经义。两疏皆经高宗首肯。十三年春，尹氏又重订高愈《纂注》，颁之学宫，并订《学约》十则，俾通省诸生遵行。 在《小学》之外，礼仪书亦成为理学官僚教化实践的重要工具。所谓礼仪书主要是指《朱子家礼》及其衍生著作。《家礼》在明代影响颇深，士人纷纷编纂各类便于使用的注本、节本，其重点由士人群体之自我规范化转为向民间大众传授正统礼仪，同时也融入了民间礼仪实践的若干要素。《家礼》在清初的位置相当尴尬，如颜元等发觉《家礼》窒碍难行而转向古礼的学者并非个例，王懋竑的辨伪亦使《家礼》的权威性受到怀疑。不过在恪奉程朱的官僚看来，《家礼》又为庶民提供了仪文的范本，因此热衷于刊行《家礼》或另撰注本。但是，真正落实到指导民间日用的层面，《家礼》又稍显繁杂，因此理学官僚接受的《家礼》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明人四礼学为中介。四礼谓冠、昏、丧、祭，皆与日常生活的礼仪实践相关，为求简易适用，不必严遵朱子之教。四礼又是《家礼》之初阶，陆陇其曾勾连出一条朱子礼学的“四礼—《家礼》—《仪礼经传通解》”的进阶路线，这既是阅读的次第，更是官员行教化的依据。明人四礼诸书中，最受理学官僚重视的是吕坤的《四礼翼》，朱轼对其书评价甚高： 今细玩诸篇，深情至理，虽愚夫愚妇亦当悚然动念，此人心世道所以维持，岂徒翼四礼已哉。……先生是书，虽与六经并存可也。 康熙五十八年（1719）朱轼任浙江巡抚，评点、刊行是书，流传颇广。陈宏谋于雍乾之际任云南布政使时，又重刊《四礼翼》及明末宋纁《四礼初稿》。朱轼正是陈宏谋的座师，陈氏在梓行吕氏书时明确提到是法朱轼而行之，在为朱轼遗集作序时，亦特为“表章”其刊布《四礼翼》以“训世”之功。在陈宏谋看来，四礼一类的礼仪道德手册“节目简易，人不必缙绅，家不必阀阅，胥可行之”，对于教化民众特别是边地的民众尤为有效。具有相近学术取向的尚有朱轼的同辈蔡世远，他曾效法明人纂辑《四礼辑略》，但其未尝外任封疆，无法付之实行。乾隆初，杨锡绂（1701—1768）任湖南巡抚时，将蔡氏此书与三《礼》、《家礼》及吕坤《四礼翼》、《四礼疑》诸书“斟酌损益”，并参以《会典》与《律例》，订为《四礼从宜》一册。此种在“礼”与“俗”之间协调、折中以取日用之“宜”的做法，与彼时正在兴起的以探明古礼为旨趣的考证式礼学的风气格格不入，吕坤的礼学著作在四库馆臣处也未获得很高的评价。而对理学官僚而言，基于实用主义的“宜”可以确保教化的顺利施行，所谓“礼行而俗厚”，由风俗以厘正民间的礼教秩序，进而端正人心才是真正的目的。 18世纪理学官僚所谓的“经济”，更多倾向于人心、治体的方面。按照他们由人心而学问而经济的进路，政治上的事功很大程度上亦是学术的延续，施政举措亦无时不受到宋明儒的影响。沈近思至为推崇汤斌论地方官为政“惟于保甲、乡约、社学、义仓四者加之意而已”之语，尝言“初闻之以为迂缓，今细思之，诚无有外于此者。苟力行之，虽三代之治，不能过此”。总体而言，18世纪恪奉程朱的官僚对于此类基层管理与互助组织的态度颇为积极。尹会一的治绩较具代表性。尹氏于乾隆二年至四年任河南巡抚，上任伊始，便饬行通省编立保甲，在他看来，保甲不仅有弭盗之用，查禁私铸及借谷赈灾等事皆可利用保甲体系，因此“最为善政”。保甲之外，他对推行乡约与社学更为热心。乾隆三年初，尹会一仿康熙年间窦克勤遗法，立《规劝条约》，令各州县通行。这种乡约与社学合一性质的组织旨在劝善规过，每县立5社，每社80人，各派两名生员为长，“善则朱书详记，过则墨笔直书”，定期汇总，惩处有过不改者。尹会一为善恶之举开列了详细的标准，“善”包括“处乡”、“服教”、“畏法”之善，而“恶”则为不义与不修。是年五月，又仿《蓝田吕氏乡约》增刊《条约》，重点在于“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分社之举旨在“端士习、广教化”，士人能遵礼法，方可为庶民之表率，因此教士正所以化民。在尹会一看来，治理地方之要道无过于“富教”，他曾以化民成俗之道请教陈世倌，彼告以“劝课农桑，大兴教化，先使五伦之内去其残杀之习，庶几仓廪实而礼乐兴”。推行保甲、乡约，既是对此种思路的实践，亦是对宋明以来论学与为政传统的依循与发扬。 乡约、社学的推行旨在“厚风俗”，此是地方官为政的前提与根本。沈近思云“风俗渐好，下面事便轻减了一半”。张伯行在训示紫阳书院诸生时特别标举“凡用世之道，学者所宜深究”一条，以免诸生中第为官后,“凡兵刑钱谷、农桑水利、民生日用之务，可修可举者，毫无定见”。罗威廉对陈宏谋的研究已揭示出18世纪所谓的“正统精英”面对地方治理时所需处理的议题之广泛。近来亦有学者揭橥，同一时期在农垦、河漕、矿政等诸多方面，曾出现一批“技术官僚”。而高斌、顾琮（1685—1754）、张师载（1695—1763）、杨锡绂等“技术官僚”，均具有朱子学的渊源。“技术官僚”的产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来自理学内部“由实学兴教化”的路向应起到相当的作用。这与清初理学学者基于道德践履阐发的实学论已不尽相同，虽然二者均肯定人心教化的本原性，但随着国家治理的日益精细化，诸如水利、农桑等较为专门性、技术性的知识，亦被视作为官之必需而进入理学官僚的知识世界，实学中经济乃至治理技术的层面被日益凸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