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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尹嘉铨案及其意义 理学传统中素有“格君心之非”的理想，而自康熙朝以降，皇帝渐次取得道统的解释权，皇权日益成为治道合一的象征，理学官僚的致君之道因此亦不同于前代。本节即以尹嘉铨案为切入点，考察18世纪理学与皇权的互动。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铨因奏请其父尹会一从祀孔庙引起高宗大怒，终被处死。近代以来此案素被视作文字狱，实不尽然。尹嘉铨何以上奏，其奏何以导致高宗如此激烈的回应，对其著述的检查又何以反复引起波澜，先行研究均无很好的解答。但是，如从18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传统出发，尹嘉铨之举便有章可循。 （一）尹嘉铨与理学官僚的论学传统 尹嘉铨（1711—1781）系尹会一长子，雍正十三年举人，乾隆年间历任山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大理寺卿，乾隆四十三年致仕。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高宗自五台山回京，路经保定，时方居乡的尹嘉铨遣子进呈两折，一为尹会一请谥，一请将尹会一与范文程、汤斌、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并从祀孔庙。激起高宗盛怒的正是后折，即日令下狱治罪，并颁长谕驳斥其请，称“从祀宫墙，非人品学问纯粹无疵、久经论定者，孰敢轻议？是以国朝从祀寥寥，宁缺无滥”。且以汤斌等人品行有亏，不足配享。尹嘉铨下狱后，朝廷随即开始检查其著作，又发现“妄自尊崇”“毁谤时事”之语。四月十七日，高宗谕将尹嘉铨绞决，“为天下盗窃虚名、妄行异议者之戒”，尹氏的著作亦悉数禁毁。 尹嘉铨何以上奏？这必须回到前文讨论的18世纪理学官僚整理学统的工作中方可回答。因家世之故，尹嘉铨对雍乾之际的理学官僚群体并不陌生，自言“回忆昔年，犹及亲炙朱文端（轼）、孙文定（嘉淦）、陈文勤（世倌）、方望溪（苞）、李恕谷（塨）、雷翠廷（鋐）诸先正，略识祈向，目今惟与陈榕门（宏谋）、杨方来（锡绂）讲习莫逆”。就为学进路与论学宗旨而言，尹嘉铨对此群体也颇有继承，仅举两点为例。其一是礼学，尹嘉铨于乾隆十二年拜方苞门下，从受三礼，这是他由“溺于辞章”到从事于“正学”的转折。此种礼学仍是明人四礼学的延续，强调对日常生活中仪节实践的指导，他与尹会一门人张受长共编《仪礼探本》，便与其守丧时对仪文无所适从的经验有关。其二是《小学》，尹嘉铨对《小学》的重视不仅来自于乃父，亦受到高斌极深的影响，后者任直隶总督时甚至特请尹嘉铨至署，商校《小学》与《近思录》。在尹氏看来，《小学》不仅可以改良士风，推原朱子作《小学》之本意，“实具内圣外王之规模，欲使人知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因此其仕宦所至，亦颇热衷刊刻《小学纂注》一类读本。 受师、父辈论学传统的影响，尹嘉铨极为推重汤斌政事与学问之合一，谓其虽不登坛讲学，“其生平行事，莫非实学”。更重要的是，增祀之请正是继承尹会一的遗志。尹会一奏请增祀汤斌失败后，曾告诫尹嘉铨汤斌之德政贤于陆陇其，且本朝“从祀者只有一陆陇其，尚未及元明诸儒之众多，终属缺典”。尹氏父子的意见在师友中也非个案，除前文提及的方苞外，方苞的门人、山东按察使沈廷芳在乾隆二十六年亦曾奏请增祀汤斌，而尹嘉铨的友人则称赞乃父之奏为“儒者卓识”。尹嘉铨之奏请增祀汤斌，恐并非仓促为之，而是受到彼时理学官僚论学传统的影响。 在高宗君臣所定的尹嘉铨罪款中，同样可以看到此种影响的痕迹。限于篇幅，笔者仅检视朝廷措意相对较多的两点，即《名臣言行录》的纂辑与对“相体”的态度。《名臣言行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著作，“实系就现成志书行述等类窃取写入”，所收录的人物大抵以显宦为标准。自朱熹辑《名臣言行录》，后世效仿之作迭出。从现存的序文来看，尹嘉铨纂辑《名臣言行录》正是有意效仿朱子。此外，朱轼与蔡世远主持的《史传三编》亦对尹嘉铨有所影响。尹嘉铨称朱轼为“我朝理学名臣”之最，《三编》亦是“考古而自得之”。在尹氏看来，《三编》的划分实有深意：“圣贤命世，随遇而安，大用之则为名臣，小用之则为循吏，用与不用之间，则为名儒”，而其中独无《文苑传》，正是因为“古来伟人，未有以文苑自域者”。这种重经济实学、轻文字词章的议论，与杨锡绂、陈宏谋之见十分相近。 再谈关于“相体”的态度。廷臣在会审尹嘉铨时基本未关注到此方面的问题。然而在处死尹氏后，高宗却因其所著书内称大学士为相国而大做文章，此本是时人惯用的称呼，高宗意欲藉此以申明“乾纲独揽”。笔者此处要讨论的是理学官僚群体内部对“相体”或“为相之道”的理解。自二程以降，理学家普遍认为宰相之得人与否直接关系天下治乱，“择相”则成为人君之要务，清代理学官僚与理学家对此种论述自不陌生。张伯行便称人君为“主治者”，宰相为“辅治者”。尹会一亦言“人主诚欲正身以正天下，择相不可不慎”，择相之标准宜兼顾德才，“若徒以才求之，则失之远矣”。人主既重宰相，亦需赋予相应的权力，在尹会一看来，宰相之责主要在持其大端，“为治有体，相臣辅君，宜立其大，后世不讲乎此，而以有事为荣，故事愈分而职愈不称矣”，他颇不满于后代“以宰相而办庶僚之事”，“人君一得一失，宰相皆与共之”，因此“引君当道”正是宰相的首要职责。从理学的传统来看，清人重宰辅之言论很大程度上只是祖述程朱而已，且类似议论在乾隆初年尚可在朝堂上公开谈论，如乾隆三年彭启丰于经筵进讲时即建议高宗“尊宰辅以崇其体”。 与尹嘉铨相交二十余年的翁方纲形容其“奉家训”、“动履出经义”。尹嘉铨与雍乾之际的理学官僚群体有密切的学术渊源，尹氏也自视为他们的继承者。看似突兀的增祀之奏，正是对此传统的延续与展开。 （二）清高宗的回应及其逻辑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在处决尹嘉铨的同日，高宗明发上谕宣示尹嘉铨罪状。在此谕中，除却一般的文字违碍与品行瑕疵外，高宗最关心的是朋党、相体与本朝历史书写的问题，略谓： 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是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诚不知是何肺肠。……又其书有《名臣言行录》一编……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门户亦且渐开，所关朝常世教，均非浅鲜。 翌日，高宗因尹嘉铨书中称大学士为相国，再颁一长谕，宣示其标榜之罪： 政柄之属与不属，不系乎宰相、大学士之名，在为人君者之能理政与否耳。……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乱系宰相。此只可就彼时朝政阘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为之君者不几如木偶旒缀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深居高处，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也。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尤大不可也。 前谕针对尹嘉铨诸款罪状，后谕似属借题发挥，但其旨趣颇为相近。不过尹嘉铨案的阴影并未促使官员及士人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称大学士为相国的事例在时人文集中仍俯拾即是。尊相的传统亦在延续，陈沆于嘉庆间纂成的《近思录补注》，直引胡居仁“只得一个才德兼全之人为相，则贤才引类而进”之语，毫无避忌。在“自我压抑”的政治氛围下，此类情形颇不寻常，只能意味着高宗后谕所言并非其制造尹嘉铨案的主要目的。 乾隆初年的理学家汪绂归纳说“程、朱言治，皆自格其君心之非始”，对于理学官僚而言，“格君心”是良好政治的必需，孙嘉淦云“人臣事君，启心沃心，在性情行事之间”，即使是盛赞圣祖君师合一的李光地，晚年也自言“进朱子书，乃是格君心之非处”。如果依循这种模式，士大夫则扮演了皇帝教化者的角色。然而事实却非如此。以经筵为例，乾隆时已鲜见讲官的规劝，在皇权压力之下，士大夫反成为皇帝教化的对象。高宗的《书程颐论经筵事札子后》颇可说明问题，此文针对程颐“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徳成就责经筵”之语而作，以为天下治乱在君德而不在宰相，至于后一语，高宗却持肯定的态度，似乎对士大夫由经筵以正君心尚留有余地。文臣钱维城的跋文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理解： 君德之成就责经筵，犹为三代以下之君德，而要非所语于生知安行之圣学也，而又何足与于德盛化成之圣治哉！ 由经筵所成就的君德不过是“三代以下”之君德，高宗既期三代之治，成德自不必限于经筵，这也等同于直接否定了经筵的必要性，并将高宗置于生而知之的圣人之位。 再看高宗前谕中关于讲学朋党的指责。对于清初士人而言，如何处理明季讲学的历史成为颇为棘手的问题。清初朝廷与士林对东林的评价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多元意见，大致而言，士林虽不乏反思东林党争之于晚明国运者，朝廷在乾隆中叶以前对东林诸君子仍持肯定的评价，地方长官亦做出相应的姿态。然而高宗却对士人推重东林之“尚气节、重名义”深不谓然，反以明亡归咎于东林： 东林讲学始以正，而终以乱，驯致与明偕亡。……历代名臣，莫如皋、夔、稷、契、伊、望、萧、曹、房、杜、王、魏、韩、范、富、欧，是皆非讲学者也，而其致君泽民实迹，古今争诵之。汉室党人已开标榜之渐，激而致祸。即宋之周、程、张、朱，其阐洙泗心传，固不为无功，然论其致君泽民之实迹，如向之所举若而人者，安能并肩齐趋乎？而蜀洛之门户，朱陆之冰炭，已启相攻之渐。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宋、明，其殷监也。 高宗不仅不满于东林讲学有朋党之嫌，又溯至程、朱。尤需注意者是高宗提出的评判标准，为学之实用与否端在“致君泽民之实迹”，循此思路，惟有事功方可视作经世，王阳明反更能获得高宗的理解。高宗尝开列历代经世名臣云：“唐李德裕，宋韩琦、范仲淹、余靖，元耶律楚材，明刘基皆著有事功，传于史册，非同无用之言。至明王守仁，虽属讲学别派，而勋业较显，亦诸人之亚也。”表面看来，高宗对阳明事功的宽容态度似与理学官僚十分相近，但其旨趣截然不同。如前所述，理学官僚之肯定阳明事功的价值，意在超越门户之见，于用世的层面上各取其宜，而义理上仍尊朱辟王；高宗之赞誉阳明事功，以及对“致君泽民之实迹”的重视，则均与其对宋以来理学家争门户之不满有关。 乾隆五年十月，高宗因近来风气“以词藻相尚”，训谕诸臣精研理学。是时高宗尊朱尚虔，表章朱学甚力，以为“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对于讲学的态度亦留有余地：“惟是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翌年九月，具有陆王学背景的谢济世因注《论语》、《中庸》多有“肆诋程朱”处，其书遭禁毁，此举虽是回护朱子学的权威，但高宗在谕旨中对理学门户之争深不谓然，以为“从来读书学道之人，贵乎躬行实践，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辨别异同”。在作于乾隆三十八年的《题道命录》序中，高宗的批评直接指向程颐，“明道纯粹，不露圭角，伊川则不免于客气，致有洛蜀之党”，“夫以道学而流为党援，其弊至无所底止，非清流之福，更非国家之福，所系于世俗人心者甚巨”。其后四库馆臣力辩明亡不出于阳明，反谓“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讲学则始于东林，东林始于杨时，其学不出王氏也”。移咎于道南一脉，即是循高宗之旨而发。 批评讲学的同时，高宗对朱子学的尊奉态度开始改变。乾隆二十一年二月，高宗首度在经筵中与朱子立异。自此至乾隆六十年的32次经筵中，高宗有17次提出质疑。已有学者注意到，高宗非议宋学与其崇奖经学同步。然而理学虽然受到质疑，名义上仍是价值判断的最终依据，汉学或汉学家提倡之新义理，均无法取代理学的位置。高宗之立异朱子学，很大程度上正是尝试超越理学传统中门户异见，建立一套新的政治与文化的评价标准。高宗与彼时的理学官僚均曾试图摆脱门户之争的负担,讲求实学与实政，然而后者之关怀在于实学与实政交互为用，高宗则对义理的层面缺乏兴趣，径以“致君泽民”的事功事业作为实政的评判标准。 与之相应的是，具有道统之神圣性意味的孔庙从祀亦开始受到高宗的轻视。乾隆二年至五年间，朝臣曾就增改从祀孔庙之前代儒者有过讨论。兵部尚书甘汝来提出恢复吴澄从祀，经礼部议准；湖北巡抚崔纪、山东巡抚硕色、浙江巡抚卢焯先后提出增祀陈良、孔鮒与石，礼部集议后，或以生平未明、或以著述有疑而否决。十二年十一月，翰林院检讨阮学浩奏上阎若璩生前所撰《孔庙从祀末议》，高宗虽不满于阮氏之渎奏，仍令礼部诸条议奏。但至二十六年初沈廷芳奏请增祀汤斌时，高宗朱批云：“增祀之事，议论纷如聚讼，亦无实济政要，故不为也。” 其视从祀为无关紧要，较之初政时的态度已大有转变。 高宗日益冷落从祀之请，也暗示此套新的评判标准以皇帝权威为归依。高宗反复强调诸如“天下之治乱休咎，皆系于人主一身一心”、“《春秋》者，天子之事”一类论断，或通过修书、改史、订正文字，划定正统知识地图的边界，以树立“正学”，“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实现跨越族群与语文的“道一风同”的圣王至治之境。此类论述无一不在强调皇权对知识解释与价值评判的垄断性，甚至在潜移默化之间已被彼时的士人所接受。学者已从不同方面有详细的讨论，在此不必详述。笔者仅以私修本朝史为例稍作说明。 尹嘉铨罪状中有纂辑《名臣言行录》一款，高宗谕云其标榜本朝人物，虑启门户纷争之端。事实上，此款之所以入罪，与高宗对私史（特别是私撰本朝史）的极度不信任有关。在高宗看来，修史首先是记录故实，但真伪疑信之间的去取实为不易，而稗史的存在不免淆乱视听，“彼以一己之私心，设为莫须有之论”。另方面，修史更具有“示惩劝、昭法戒”的教化意义，评断宜慎。因此，惟有经过钦定的官修正史方能符合两方面的要求，特别是对于本朝史而言，“公是公非，所关原不容毫厘假借”。四库馆臣便评论高宗之《御制评鉴阐要》云“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贬，史氏之是非则待于圣人之折衷”，这意味着至少在象征的层面上，皇帝成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双重权威，而高宗亦不断通过评史、定凡例或审阅初稿等方式参与官修史籍的纂修，以确认与巩固权威的形象。在此风气的弥漫下，士人的言行相当谨慎。国史馆臣采取“案而不断”的策略记录本朝人物，列传稿亦有严格的管制，外间难得一窥。仿朱子《名臣言行录》的续作之书在清中叶不复见，关系本朝史事的著作亦多不敢付梓，仅以抄本流通。乾隆五十九年，汪辉祖刊《双节堂庸训》以训诲子孙，特列“勿纪录时事”一则，内云“昔有不解事人，以耳食笔记谬妄触忤，祸及身家，皆由不遵圣贤彝训所致，故日记、札记等项，断不宜摭拾时事”。尹嘉铨案的阴影，或正是汪辉祖所感受到的压力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