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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在结束本文前，有三点必须澄清：其一，18世纪理学官僚绝非一个建制化的学派，更未有建立学派的动议。但将之作为同一群体讨论，亦非基于后见之明的建构。他们大多虽无明显的师承关系，但仍凭借同年、同僚、座主与门生等身份属性构成讲学、论政的网络，并拥有近似的学术观点。其二，理学官僚间并没有完全相同的论学“宗旨”，但其论学的底色或基调相同，具体意见虽有异，然而皆不出此一基调之外。其三，理学官僚只是18世纪朱子学的一部分，而本文聚焦的又只是其中品阶较高、政治影响力较大的一部分。17世纪以降，一些通俗化的理学观念经由格言书等实用性书籍渗入到基层官员与一般士人的生活世界，成为其可以持身的准则。这种不同层次间理学的互动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则仍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回到文首提出的问题，理学与理学官僚在18世纪的实际状况如何，是否已在汉学考据的冲击下黯淡无光？如仅就义理而言，18世纪最重要的义理进展大抵来自传统上被视作考据学者的戴震、凌廷堪或焦循，理学官僚在此方面确实乏善可陈。18世纪理学官僚在学术史或政治史上的真正意义在于事功的层面。此之事功并非如田浩所形容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而是一种理学式的“经济”之道。实政来自实学，实学则与个体的道德修为有关，因此后者乃是良好政治的起点。循此由人心而学问而事功的理路，其政治实践大抵根基于教化，一方面热衷于刊刻、颁行礼仪手册以指导庶民日常仪节的实践、厘正民间的礼教秩序；另方面则倾心于推行保甲、乡约、社学、义仓等基层稽查或互助组织，并自视为对宋、明儒政治理念的继承。 理学家的自身历史书写至18世纪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对阳明学的重新评价。理学官僚在推重阳明事功的基础上，承认阳明及其后学的气节，甚至开始正面评价阳明学术，认为其事功正出自学术。虽然理学官僚肯定阳明学的程度深浅不同，但其大多能够跳脱门户异同的束缚重新审视阳明学，并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用世的层面上取法于阳明学。这也直接影响到理学官僚对待本朝学统的态度与策略。持续多年的汤斌增祀孔庙之议、地方性学术谱系的整理与书写，均以涵括气节与事功的实行作为去取的标准，其旨趣不在构建唯一的、排他性的道统，而是复线、多元的学术谱系。学统整理的过程有增有减，如在顺康之际极有影响的孙承泽，便因道德有亏而被摈除。远在《贰臣传》纂修以前，此种基于道德主义的人物臧否与历史书写便已流行于士林。 无论从理学还是经世学出发，均无法回避理学官僚与皇权的交涉。清高宗自即位之初便强调“当以学问与政事看作一事”，“学问与政事非二途，稽古与通今乃一致”，高宗对阳明事功的推重、对门户之争的不满，当皆根源于此。尹嘉铨案的爆发可以视作高宗与理学官僚乃至朱子学传统间的冲突，高宗实欲藉此宣示其基于治道合一的皇权，与因之确立的新标准：治统与道统的解释权皆以皇权为归依，而皇帝本人亦必须是事实与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朱子学传统中通过经筵、进言等方式以“格君心之非”的理想至此已告终结。18世纪的理学官僚在仕宦上是成功的，卿贰、督抚乃至入阁者皆不乏其人，他们虽有“启沃君心”之念，却难以真正落实，此亦是乾隆朝皇帝威权弥漫的必然。 与明清之际经世学者多身居草野不同，18世纪的理学官僚至少在理论上拥有更多“行道”的机会与资源，亦可将议论落实于政治行动。而“教化帝王”理想的挫折与淡化反而使得理学官僚的政治实践具有了新意义，这可从两方面考量。其一是技术的层面。有学者注意到，在18世纪的语境下，“经世”与“补益时务”密切相连。虽然“时务”不限于具体的治理技术，但后者正是18世纪官僚统治日臻精密化的前提。理学官僚将“实学”的范围扩大到如河工、漕运等较为专门的知识，成为彼时政务官僚向技术官僚转变的重要推动因素。其二是道德教化的层面。18世纪的理学官僚虽能够“得君”，其所行之道仍是“化民成俗”。与清初诸儒不同，他们以地方大员的身份，藉助行政资源以推行教化，事实上成为国家行为向民间延展与深入的推动者。 如何在经世学术的脉络中理解18世纪的理学官僚？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时代的“经世”一词指涉颇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论。譬如贺长龄、魏源试图将经世之学与汉学、宋学并列，就言利的倾向而论，亦较接近陈亮而非朱熹，其立场便与理学官僚不尽相同，虽然后者确实为前者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理学官僚的经济之学起始于个体的道德与学问，由学问而事功，由实学而实政，其事功则发用于官僚政治的运作与朝廷教化的推行。理学官僚鲜少专论“经世”，然而其经济之策却大多融合于朝廷的日常行政，成为清代国家治理实践的一环，这也正是18世纪理学内部实用主义趋向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